婚姻关乎人的终身幸福，古往今来，人们莫不十分审慎。民国很多文人大师不仅学富五车、著述等身，对婚姻以及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

才华横溢的徐志摩主张爱情至上，追求至纯至美的爱情。但徐志摩却并不同意从一而终，他先后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展开过轰轰烈烈的爱情，有的是结婚又离，有的是只开花没结果。对于婚姻的认识，徐志摩在《白朗宁夫人的情诗》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一对夫妻的结合不但是渊源于纯粹的相爱，不是肤浅的颠倒，而是意识的心性的相知，而且能使这部纯粹的感情建筑成一个永久的共同生活的基础，在一个结婚的事实里阐发了不止一宗美的与高尚的德性，那一对夫妻怕还不是人类社会一个永久的榜样与灵感？”

谭熙鸿是北大生物系的教授，1923年，他的妻子陈纬君过世，两个月内，他就和自己的妻妹陈淑君同居并宣布结婚。对于结婚太急一事，谭熙鸿本人有过辩解，他说因为他妻子去世时家里留下的两个孩子比较小，没人照顾，所以就急着结婚了。民国时期，婚姻的合法程序不像今天，有政府的专门机构登记注册。那时候，很多人宣布结婚就是在报纸上登一个启事。然而，就在陈淑君和谭熙鸿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宣布结婚不久，在广东，有一个叫沈厚培的青年在《晨报》上刊登了题为《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的文章，说他和陈淑君早有口头婚约，骂谭熙鸿是横刀夺爱，骂陈淑君是背信弃义。第二天，陈淑君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她和沈厚培只是同学，并没有什么口头婚约。此事引得当时舆论界一片哗然，京沪两地的青年人纷纷写文章批判谭熙鸿。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而名震乡里，当时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打工，从此，王国维与妻子过了十年的“牛郎织女”生活。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不难看到他对家中妻子的殷切思念：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清平乐》）。这样的词留下了很多。22岁的王国维离开家乡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十天后，妻子就去世了。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罗振玉在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解释“金人”是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林语堂是作家、学者、教授，一生多说奇话，多做奇事。他被聘为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第一堂课，他就带了一大包花生，发给每个学生，然后边吃花生边聊天。他说：“我今后上课不再点名了，花生叫“长生果”，希望你们都当“长生果”。”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大家闺秀廖翠凤步入婚姻殿堂。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廖翠凤正在生气，林语堂就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林语堂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这位烧掉了结婚证的奇人，一生坎坷，曾大富大贵，也曾落魄潦倒。然而，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要到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两口子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恩爱到老。

张中行先生将婚姻状况分成四个层次：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他说自己的婚姻属“可过”，其诗中就有“添衣问老妻”之句，他解释“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添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一对琴瑟和谐的老来伴形象跃入眼帘。（文：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