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石经是西安碑林的奠基之作，其有二：一为由唐玄宗所书并序的石台孝经，是曾子与孔子关于孝的问答，一为由唐文宗所支持的开成石经，是12部儒家经典著作。

长安城的彻底毁坏是朱温干的。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挟唐昭宗往洛阳去之际，指示其部将张廷范拆除宫室，官署，衙门，民宅，以木料作筏为舟，载物及长安男女顺渭水和黄河漂之洛阳。从公元618年唐高祖得长安，到公元904年唐昭宗失长安，唐帝国于斯经营286年，曾经使其城宏伟壮丽，美轮美奂。然而朱温暴殄京师，使其一朝为墟。朱温属于野心家，野心家是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时任佑国军节度使并兼任京兆尹的韩建，遵命收拾残局。他放弃了皇城以北的宫城和皇城以南的外郭城，惟将皇城修缮，为新的长安城，以作办公和驻兵之用。当然也是民居之地。长安的人少了，城也就小了。唐有二方伟碑，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皆立务本坊的国子监，供生员学习，也方便拓印并研究。一旦国子监留在长安城以外，此二伟碑就几乎遭弃了，这使韩建不忍。他知道石台孝经为碑的分量及其造型之端庄与堂皇，遂把石台孝经碑从城外移至城内的一座文庙。文庙在今之西安市鼓楼附近的社会路一带。韩建所行是善举，英明之举。几年以后，梁政府派刘鄩治长安，他见煌煌之开成石经碑仍在长安城以外的国子监蓬蒿之中，便也移它至城内的文庙。唐二伟碑就这样避免了破损或丢失。然而此二伟碑之集中，远远不成碑林。

宋政府有大臣吕大忠，曾经任陕西转运副使，属于重道之士。其弟吕大防喜欢金石，以赫然之碑为国家遗产，遂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把置文庙的几方碑运至京兆府学。不过唐二伟碑仍在文庙，因为其巍然高大，庄重且存谱系，不能妄动。问题是文庙一带有民居焉，地势也低，难阻雨水冲注，遂使其碑仆倒，埋于腐土，非常的不敬。到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身为陕西官员的吕大忠便指示京兆府学教授李持负责，把唐二伟碑迁至京兆府学之北墉，就是今之西安市三学街孔庙之中。李持作了设计，并填平沟堑，夯筑地基，以建亭，造庑，盖房，阵列其碑。洗碑之泥，刮碑之垢，补碑之残字和缺字。不但迁唐二伟碑于斯，而且还搜选了其他唐人书碑，包括欧阳询的，颜真卿的，柳公权的，褚遂良的，徐浩的。他还收集了宋人偏旁字源碑和千字文碑。吕大防与吕大忠之举显然扩大了其碑之种类，并初具碑林之格。到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虞策主持对京兆府学与孔庙做新的规划与改造，当此之际，特别辟出专位置碑，使碑林得以升级。

然而众碑并没有永享安宁。碑所遇劫难，主要有人祸与天灾。宋有人以碑为甓铺地，或以碑修桥。元由于土虚坑陷，众碑竟有两次侧而卧之。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地震所摧裂之碑，以百有十而计。

好在众碑总是能逢保护自己的智者。明有西安府学生员王尧典，其在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按众碑旧文，集其缺字和残字，刻于小石之上，进行整修。有的字以反复拓印而变浅，也加深其笔画。清有毕沅，是陕西巡抚，又是学者，对碑林之保护更为得力。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赴碑林以欣赏刻石，见栋宇倾圮，众碑弃之榛莽，十分痛惜，遂吩咐陪同的官员当尽快整修。于是他们就修建堂廊，编排目录，围众碑以栏楯，并筑起三楹，存明清之刻石，这便延伸了众碑的时间下限。设专职机构管理，并有防卫措施。拓印也不能肆意拓印了，冬季天寒，容易裂碑，所以应该休业。毕沅的方法很是进步，遂使碑林大成其格。

文化是人创造的，不过人也为文化所弘扬。凡是创造了文化的，传播了文化的，或保护了文化的，其人皆会不朽。韩建，刘鄩，吕大防，吕大忠，李持，王尧典，毕沅，未必无过，也未必发展了经济，然而保护众碑，遂能流芳。文化之谋，无往不福君子。当然，伪文化与俗文化不行。

西安碑林现在收藏其碑和墓志及其别的刻石，共11000余件，经常展出的有1000余件，属于天下之最。把文章或图画刻在石头上，立起来以作纪念，谓之碑。众碑密集，森然成阵，谓之碑林。（文：朱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