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记写作的文学价值

在我国，日记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写作样式，实际效用很大，但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国内现存最早且完好的日记是西汉初年王世奉日记牍（1980年4月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出土的木牍片）。此后，历代文人学者均非常重视日记写作，很多人长期坚持书写，有大量作品传世。梳理我国两千余年日记写作传统，深入辨析与之相关的文论观念，可对中国日记文学的特征和审美价值有更清晰的认识。

追求真实与文艺趣味

中国文学除了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为主体的“正统文学”外，还有日记文学。“正统文学”承担了文以载道、吟咏性情、褒贬美刺、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日记文学则记录了中国文人极富个性意趣的生命感悟，多用于涵养学识和抒发性灵。二者长期处于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日记”“日记文学”等概念的认识存在模糊混乱之处。结合我国日记写作史及人们的相关思考论述，可进一步厘清“日记”“日记文学”等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所谓日记，不只是日有所记、排日纂录的外在形式，更是“作者用他的资禀经验修养所形成的观点，以自己为中心，记载每日所见所闻”（朱光潜语）。日记文学则是指文学意趣比较浓厚的写实日记，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郁达夫语）。它不包括假借日记体裁创作的小说等虚构性文学作品，比一般文学作品更天然，更能鲜明表现作者的个性。

“真中见真”是日记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不是说日记内容必须绝对真实（从理论上来说，因客观条件、撰者修养和认识水平及利益、立场等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很难做到绝对真实，只能相对逼近真实），而是强调日记“记录性写作”的形式和作者的态度性情，后者是更加内在、更具价值的真实。“尽有文艺的趣味”是日记文学另一个重要特征。并不是所有的日记都可称为日记文学，只有那些写得引人入胜、蕴含了丰富文学意趣的写实日记才能被称为日记文学。可见，日记和日记文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纯正的日记文学是日记的一个分支。

有学者认为，日记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发展于文字发明后的 “记事备忘”。早期的写作模式是记录性的，侧重实用功能，形态相对简陋粗疏。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日记在保持其记录性和实用功能的前提下，逐渐演变为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学类型。这种文学类型以个人见闻感受为叙事中心和线索，从个体的认知背景、能力经验和主观立场出发，记录一己小事或与个人相关的国家大事，内容丰富，形式自由，是一种具备多元审美元素的非虚构写作。

作为私人写作，日记最初只是写给自己看，但在条件成熟后或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也可给他人看，所以有必要警惕将日记视为私密写作的倾向。因为一直以来，日记在拓展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夯实写作者的学养学识、提升其文学审美修养和言语表达能力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若单纯从私密化角度来看日记写作，很可能滑向隐私化、庸俗化的逼仄境地。

兼具实用和审美价值

中国人大量撰写日记是从唐代开始的。此后，日记撰者众多，数量越来越大，题材领域丰富繁杂，反映的生活面貌也广泛多样。因此，日记在许多人眼中是驳杂繁乱的，故而分类极为困难。立足中国日记写作实际，可按不同标准对其进行分类：按篇幅分，可分为单篇日记和日记巨帙；按内容分，可分为专题日记和复合日记；按功能分，则有行记类日记、军政时事日记和日常生活日记等类别。

行记类日记是我国古代日记文学的主要代表。这种日记兴盛于唐宋时期，随着人们行役、迁谪、游宦等活动的频繁，此类日记逐渐增多。撰者最初采用“行走—记录”的写作模式，简略记录每天的行程交游，文学性相对薄弱，以唐代李翱的《来南录》为典型代表。至南宋，陆游、范成大改变了早期行记类日记简陋粗疏的特征。陆游在沿长江入蜀赴任过程中，以富有诗意的妙笔对长江两岸风物人情进行栩栩如生的勾勒描绘，写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极具魅力的日记《入蜀记》。《入蜀记》等作品将日记的写作模式由“行走—记录”发展为“描摹—再现”，由此提升了日记的审美价值，使之成为一种更具活力的新型文学体裁。

在金、元、明、清时期，一批极具文学修养的科学家、外交使节加入日记撰写队伍中，给行记类日记的写作模式又带来新变化。明代徐霞客遍游祖国各地名山大川，在描摹再现沿途山水风光的同时，注重考察其成因，并将之写入日记报告给亲友。晚清时期，许多出使外国的外交使节在其使西日记中不仅细致描绘了他们眼中的西方科技和社会形态，还特别注重探究西方强大的根源，将撰写的日记报告给国内，以满足借鉴和学习的需要。这种新型的“探究—报告”模式，是对“行走—记录”“描摹—再现”等写作模式的继承和超越，不仅展现了日记的文学魅力，更为日记增添了记录实地探险、介绍域外状况等新元素。

军政时事日记的撰写者多为重要军政时事参与者、决策者或旁观者，这类日记是他们对军政时事之重要节点的个人“在场记忆”。与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和正史相比，它更具私人视角、更为独立，在撰写上也更贴近军政时事现场，是比较严肃权威的“私记”。许多重臣（或幕僚）的军政时事日记虽存在一定局限，但仍具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价值、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堪称别有意趣的“史传文学”。

日常生活日记的写作模式经历了从“流水账”向“杂记”的演进。宋代黄庭坚的《宜州家乘》是日常生活日记的典范之作。这部日记是撰者对自己被贬广西宜州期间日常生活琐事的记录，选材看似客观随性实际却别有深意，遣词用字虽简练却意蕴深远，极为传神地表达了撰者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也真切反映了边城宜州复杂微妙的世态人情。

唐宋以后的撰者除了尝试改进日常生活日记的写作模式外，还注重用日记记录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读书心得和关注、思考的问题，这使日常生活日记向读书札记和学术（艺术、思想）随笔转变。有的撰者以审美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提倡把日记当作一种文学写作训练，注重在日记中记录撰者观察和体验的情理世态之美，这使日常生活日记逐渐向美文和小品文转变。如现代作家郁达夫的《日记九种》是一部记录日常生活的著名日记，它分开读是一则则情辞俱佳的美文和小品文，合起来看却是撰者一段传奇爱情生活的记录。其情节之跌宕起伏、叙事之婉转细腻，比引人入胜的小说还要有趣。

2鲁迅的三种日记

鲁迅先生的日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原生状态的日记。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记，许多人都在记的这种日记。

鲁迅最早的日记如他在南京求学期间所写的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从1912年5月5日到1936年10月18日所写的日记，先后出版过影印本(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单行本、文物出版社1981年《鲁迅手稿全集》版本)和排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76年版);后收入16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第14、15两卷，到18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分印为15、16、17三卷。因为上海沦陷期间许广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文献有所缺失，鲁迅日记缺少1922年全年(详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续)·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许广平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幸而在此之前许寿裳为编写鲁迅年谱曾摘抄过一部分，这个摘抄本现已收入1981年、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而许先生的抄本手迹也收入了《鲁迅手稿全集》第六函第二十四册--从这里人们可以知道鲁迅1922年日记的一个大概。

鲁迅的日记一向从简，带有备忘的性质，太大太小的事情一般都不记。用他自己半当真半开玩笑的话来说，他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已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豫序》)那时教育部和各高校拖欠工资很厉害，鲁迅借此机会发了一通牢骚。

鲁迅日记里关于自己的买书，记录得比较详细，不仅在当天有记录，每年还有一笔总账，读起来很有意思。

只有自己看、不打算发表，至少是生前不发表的日记，应视为日记的正宗。鲁迅说得好:“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豫序》)听说现在有些作为遗稿而排印出版的名人日记已被其亲属等人修改过，这就不能算正宗嫡派了。删掉一点倒还可以，绝对不能改写。改了算谁的?

鲁迅日记虽简，仍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极为研究者所珍爱。

其二，供发表用的日记。鲁迅生前发表过三篇这样的日记，即《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和《马上支日记之二》(后均收入《华盖集续编》)，包括1926年6月25日到7月8日其中12天的日记。这些天写有不打算发表的日记，将二者对照起来看，是很有意思的，试举6月29日这一天的两种日记来看。原生状态的日记只有一行:“二十九日晴。晚得陈慎之信，即复。”而《马上支日记》发表本则内容丰富得多了:

晴。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鉴赏;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功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

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的，移录在这里罢--

……

以下抄录了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十四、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中、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等三段关于《水浒传》的有关资料，可补《小说旧闻钞》之遗--当时鲁迅正在编定他辑录的这一部小说研究资料集。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这样的事情在《鲁迅日记》里是根本不会记的，更不必说写这么长。这里的两段应视为他的杂文。所谓“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功夫”，真说得惊心动魄。

相反地，原本日记中的“晚得陈慎之信，即复”这里却没有提到，这种内容没有必要公开发表。鲁迅不反对及身发表日记。清末著名的《越缦堂日记》是一开始就准备发表的，所以鲁迅说李慈铭“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写一点准备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的日记，当然也是可以的，有关日记的报刊所发表和提倡者，大约也正以这一种为大宗。给大家看与只给自己看，写日记的路子当然会很有些异同。

其三，用日记形式写成的文学作品，鲁迅也曾写过，例如他赫赫有名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单看题目就知道是日记体。中国古代的小说好像没有用日记体的，这一办法从外国学来，用得好很有表现力。

用日记体写游记的很多，如黄裳先生有《过灌县·上青城》《五日长安》(均收入《黄裳散文》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等，均为名篇。鲁迅没有写过这样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