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徐开垒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点滴》特别刊登纪念小辑。此处摘录了《〈巴金传〉采访手记》中的几段，这是1987年4月下旬徐开垒先生赴四川成都等地采访巴金的堂弟李西舲、朋友卢剑波和李济生等人时的笔记。这些资料并未全用在《巴金传》一书，但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自撰写作年表（1934—2012）》、《徐开垒主要书目叙录》展现了徐先生一生在文学、新闻工作上的显著成绩。（前述资料由马国平整理、修订或撰写，马国平先生并协助本纪念小辑组稿，特此致谢。）此外，赵丽宏、沈扬、周实、周立民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徐开垒先生治学、处世上真挚感人的细节。

 

《巴金传》成都采访手记

           （1987年4月26日至5月6日）

                                                                                       徐开垒

 

李西舲(又名李尧格，巴金堂弟，三叔之子，八十一岁）老人谈：

 

                                   1987年4月徐开垒在成都采访巴金堂弟李西舲（右）

岁月深处的暖灯

——怀念恩师徐开垒

        赵丽宏

         

                1987年4月24日徐开垒和赵丽宏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是崇明岛上的一个“插队”知青，在艰困孤独的生活中，读书和写作成为我生命的动力。我把自己的习作寄给了《文汇报》，但对自己的习作并没有信心。《文汇报》的副刊，是明星荟萃之地，会容纳我这样默默无闻的投稿者吗？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一篇短文，竟然很快被发表了。发表之前我并没有收到通知，以为稿件已石沉大海，或许已经被扔进了哪个废纸篓。样报寄来时，附着一封简短的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信的内容：“大作今日已见报，寄上样报，请查收。欢迎你以后经常来稿，可以直接寄给我。期待着读到你的新作。”信后的落款是：徐开垒。

读着这封短信，我当时的激动是难以言喻的。虽然只是寥寥几十个字，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是多么大的鼓舞。徐开垒的名字，我并不陌生，我读过他不少散文。他的《雕塑家传奇》《竞赛》和《垦区随笔》，曾经打动过我少年的心。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是开垒先生在主编《文汇报》副刊。对我这样一个还没有步入文坛的初学者，开垒先生不摆一点架子。此后，只要有稿子寄给他，他每次都很快给我回信，信里没有空洞的客套话，有的是真诚热情的鼓励。如果对我的新作有什么看法，他在信中会一二三四谈好几点意见，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写满几张信笺。即便退稿，也退得我心悦诚服。他曾经这样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你起点不低，可以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对你要求高一点。如果批评你，你不要介意。”我怎么会介意呢，我知道这是一位前辈对我的挚切期望。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时，开垒先生曾力荐我去《文汇报》工作，最后我选择去了作家协会。虽然有点遗憾，开垒先生还是为我高兴，他说：也好，这样你的时间多一些，可以多写一点作品。1983年，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开垒先生知道后，比自己出书还要高兴。他说，第一本散文集，对一个散文写作者来说，是一件大事情，你要认真编好。我请开垒先生为我作序，他慨然允诺，非常用心地为我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文。他在序文中很细致地分析我的作品，谈生活和散文创作的关系，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小黑屋”。每次，我翻开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读序文中那些真挚深沉的文字，仿佛开垒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在一盏白炽灯的微光中，他娓娓而谈，我默默倾听，推心置腹之语，如醍醐灌顶。

 

 

 

编辑家 散文家《巴金传》作者

——忆念荧荧楼主徐开垒

   沈 扬

          进入新世纪后，徐开垒先生的眼疾趋重，在谈话和信函中，老人曾不止一次说起视力不济的苦恼。纵然如此，只要有了合适的题材，他还是会慢慢地写出来，一年总有数篇作品面世。笔者读到过2009年他在《文汇报·笔会》刊登的散文《阿满的影子》，这可能是其人生的最后一篇见报作品了。这里要多说几句的是，六十年前的1949年，徐先生发表了他在上海解放后写的第一篇文章《阿满她们》，一群载歌载舞欢庆解放的人群中有他熟悉的女青年阿满，他忘不了阿满那“红腴、健康的脸”。六十年之后的2009年某一日，白头发的徐先生在四明山千级石阶上行进的时候，看到登山人群中年轻人“红腴、健康的脸”，联想起六十年前的一幕，很为新时代意气风发的“阿满”们感佩。一个甲子两篇“阿满”，云行水流， 意味深长。我读文后很感慨，以《阿满》为题作文一篇，刊登于《新民晚报·夜光杯》。

我曾多次与徐开垒先生一道参与上海作协组织的外出采风交流活动。另外，我们都曾参与一个小小的文友“雅集”——不定期相约在陕西南路老散文家何为先生家里饮茶聊天，无非是谈文说艺，偶尔议点时事（也有多次餐聚），基本的几位是何为、徐开垒、陈诏和我。这些活动中多有彼此倾心交谈的机会，所以若干年中我除了撰写专题人物稿，还在《橘林晨话》等散文中叙记徐先生的文化人生片断和散文观。

时序进入2011年寒冬，徐开垒先生因哮喘病复发住进医院。2012年元月3日上午，我接到徐老电话，说近日感觉身体好一些来家里看看，“刚才翻报纸看到你发表了一篇散文《俪兰雅话》，在新年里读到这样的文章觉得很高兴”。接下来告诉我，前几天给曾敏之、王殊等老朋友寄了贺年卡，“眼睛不好，但简单写几个字还可以对付”。徐老多年耳背的状况近来更趋严重，他的话我听得清楚，我的话他常听错。几天之后我去瑞金医院看望老人，他精神尚好。我向他问候并告诉他王殊先生几次打电话到他家里没人接，着急了，来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徐老认真地听着，轻轻地说了一句：“四十年代就一道写稿，后来他去当外交家，多少年的老朋友啊！”（四十年代在上海一道写稿而熟悉的朋友还有沈寂、袁鹰、何为等人）1月20日上午接到徐老女儿徐红的电话，泣告父亲昨晚哮喘并发症发作，没有抢救过来……闻讯真是惊痛万分啊！当天向北京的王殊先生报告噩耗，老人沉重地说新年里收到他的贺年卡，放心了许多，怎么就走了呢！

 

 

一个真挚的人

          周 实

     徐开垒先生是我编辑《书屋》时的作者和前辈同行。人难得的是真挚，徐开垒的信表达了他的真挚：

周实先生：

　　谢谢您寄我新年祝愿。《书屋》编得极好，真愿您继续掌舵。《家在文缘村》出版后反应尚佳，遵嘱请上海师大马国平先生写了一篇评论，有一些新的观点，但似乎长了一些，必要时可以删正，请不要客气。

问候大家。

　　敬礼

徐开垒

（2000）3.5

 

　　周实先生：

　　上月来示拜读，因我住院，迟复为歉。

　　马国平先生文章，承允刊用，感同身受。文章经阁下斧正，肯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看也不一定寄作者校样了，请编辑部直接付印就可以。

　　阁下工作想必极忙。我读了尊编《书屋》所载林贤治文章，深有启发，可思考问题很多，十分谢谢。湖南比上海更宽容。

　　敬礼

徐开垒

（2000）4.15

 

　　周实先生：

　　您好。国庆节前应楼外楼主人之邀，赴杭、绍游览，回沪后收到尊著《剪影》诗集，得以在各地旅游人群如潮中闭户不出，在阁下笔中所写的风云雨水中感受极为浪漫的生命气息，看来比在西湖游艇上夜游还要愉快，最使我难卸心灵上最崇高的爱的影子的，是那首《产房》，它既有具体的形象，又有无限的有关生命的思想之路让我作无尽的追寻。

　　谢谢您让我过了一个宁静又欢乐的节日。

　　敬礼

徐开垒

（2000）10.6

 

我和徐开垒没有见过面，信中那些真挚的话语，让我想见其为人，至今感到温暖。

 

 

几封旧信，几段往事

——关于徐开垒先生

        周立民

       在认识徐先生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书，当然是《巴金传》了。

 1991年春天，同学帮忙，我买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传》，它只写到1949年。它的续卷已在《小说界》上连载，可是，我一时找不到这刊物。当时，我正在县城的高中读书，对这类的“课外书”有着饿狼般的贪婪，很快就侦查到县文化馆有这本杂志。我求助在那里上班的孙惠芬老师，记得从文化馆拿到几期杂志后，走在学校前面的一条小河边，暖风拂面，我满心欢喜和得意。那时，我已开始系统阅读巴金不同时期的作品，却缺少更多的参考资料，对巴老生平中很多事情也不了解，徐先生这部规模可观的传记成为我了解巴老的人生道路的及时雨。

  ……

 徐传是我了解巴金先生的一个难得的窗口，我甚至连它前面的照片、护封上的照片都记得一清二楚，经由这些书，巴金先生不再是一尊遥不可及的神像，而是亲切的老人，从文字中走到我的心上。正是这样，1994年春天在北京开巴金研讨会见到徐开垒先生时，我心怀感激。应当是李济生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徐先生给我的印象从最初到最后一直没有改变：谦逊，平和，甚至有些羞怯。他的宁波话，很纤细，轻声细语，有气若游丝的感觉，说得快了，我就不大听得懂。后来跟他通信，发现他的字也是写得小小的、弱弱的。当年在北京，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大学生，兴冲冲地穿梭在这些前辈们中间，跟徐先生都聊了些什么，倒记不得了，总之，从此算是认识了。

北京分别后，徐先生给我回过一封信：

周立民先生：

　　您在五月30日寄我的信，我最近才读到。因我在四月间参加北京座谈会后即由上海赴美探亲，住伯克莱加州大学宿舍，估计年底才能回国。您的信是由熟人来美带回一批东西（包括信件）时发现的。

　　真抱歉，您托我买书的事，我目前无法办到，因我手头无书，也不知在这里到哪家书店能找到这本新书，这只好请您原谅了。如您急于要用，可径函上海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科，请他们代办。

　　我希望第四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仍能见到您，并再一次听到您精彩的发言。

　　敬礼

徐开垒 94.8.5 

 

 我大学刚毕业，第一次来上海，从上海跟一群师友（好像有徐先生在内）坐一部苏州大学派来的小面包车到苏州去开会。进入苏州老城区，司机炫技似的穿行在羊肠小巷中，我感觉面包车的额头马上就要撞到两边的屋檐了，不禁心惊肉跳。

 开会的地方过去是东吴大学的校园，巴金先生的三哥李尧林在这里读过书，历史与现实交叠，新朋旧友相逢，都让我兴致勃勃。到底是年轻，不像现在出门开会，晚上房间门一关躺着看书。那时候饭前争分夺秒穿街走巷，饭后抓紧机会拜访师友、聊天，不亦忙乎。那时候开会也不斋戒，学术讨论结束后总会安排去周边的名胜古迹转一转，“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文化也是，探讨学问不能只是在学堂里正襟危坐，还要到人世中、天地间感受、体悟。惜时贤们不解风情，我不得不做白头宫女之叹。那一年，在苏州，我们去了不少地方，难忘的是寒山寺。某年有人要发表会议日记，昔日的足迹得以保留：1999年9月4日，“留园玩得大家很有兴致，而至寒山寺则雨下不停。徐开垒、李济生怕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两位，偏偏打了把儿童伞，上面是猫的图案，而且还有两只耳朵，枫桥边，古寺外，一景也。寒山寺其实无甚可看，人们排着长队花大钱要敲一下钟，也无甚特别，试问中国哪个地方无寺无钟，然此寺吸引众人，完全是因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诗，文化的魅力永不消失，这一点让我感触颇深。”两位老人，那把花花绿绿的儿童伞，伞上特别的猫耳朵，我至今不忘。我记得，还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写此文前，于某夜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看来，劫掠不走、最靠谱的还是自己的记忆啊。

 要不是有当年的文字在，另外一件事情已是浮云。在周庄，“看到人用河水淘米，扔杂物，倒马桶，李喜卿大为倒胃，说饭简直不能再吃了。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回返的路上，我与徐开垒谈了些文汇报副刊的事儿，不意，一辆自行车冲我来，把我腿撞伤，他也倒下。大家惊呼，我腿虽痛但也无心跟他纠缠，幸好没有出血。过后我想，这一下要撞上八十岁的徐开垒那就是祸。”想不到，我和徐先生还有此共同惊险的一刻。

 

               1999 年 10 月 12 日上午李济生、徐开垒、周立民（右起）摄于襄阳武侯祠前

时光如水，岁月模糊，还有很多交往的细节像纸上字迹，风吹雨打，漫漶不可寻。比如，1999年在襄樊开会徐先生是否出席，我已没有印象。幸好，找到一张照片，徐先生、李济生先生和我，1999年10月12日上午在古隆中的武侯祠台基东侧郭沫若词碑前摄。古隆中的风景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几张照片上残存的印象，不是记忆不好，而是这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完全没有游山玩水，大部分时间是在山水中交谈，完全忘了山水。唉，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日子也就那么快过去了，转眼间到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我们在嘉兴开会，这会是我和嘉兴的朋友在操办的，忙里忙外的，没有从容的时间跟徐先生请教问题。从留下来的会场照片看，徐先生很精神，似乎比前几年身体好多了，一头银发标记着岁月，却也显得十分潇洒。

 

                             原载巴金故居公众号202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