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之争,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流派之争,而且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有关碑、帖的论争仍不绝于耳。刘福友先生对流派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从正面讲,不同的流派就像一面面的旗帜,可以将许多艺术人才凝聚在这不同的旗帜下,以继承和发扬一些好的传统与作风,使书坛变得流派纷呈、生动活泼。但是,过分计较流派的不同,也可能产成一些消极的甚至是负面的东西,容易引起情绪上的对立,影响书坛的和谐。最可怕的是,将“流派”演变成“门派”,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攻讦,后果就难以想象了。

  在中国书法史上真正能称得上流派的是清嘉(庆)道(光)年间因崇帖、崇碑而发生论争的两大书派――“帖派”和“碑派”。

  最早提出“书派”概念的是清代的阮元,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讲:“元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罐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璀、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所谓“帖派”与“碑派”,正是这南北两派的延续。

  所谓“帖派”(又称“帖学”),是指宋元以来以崇尚王羲之、王献之以及深受“二王”影响的唐宋诸大家的书风所形成的一个艺术派别。这些人的书法史观、艺术追求、审美情趣乃至创作风格都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帖派”,主要是因为他们以晋唐以来的名家墨迹、法帖作为取法对象,尤其受到《淳化阁帖》、“宋四家”、赵孟频、董其昌等的影响。嘉(庆)道(光)以前,“帖派”是书坛上的“主流”和“正宗”,占据着主导地位。人清后,当以刘墉的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康有为称:“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

  所谓“碑派”(又称“碑学”),主要是指清中叶以尊崇汉、魏晋、南北朝碑版、石刻并以其作为取法对象而形成的一个艺术派别。在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的基础上,包世臣继起倡导北碑,崇碑之风随之兴起。“碑派”针对“巾占派”尤其是以“黑厚圆亮”为主要特点的“馆阁体”的一些弊端阐发自己的书学主张、创作理论及书学史观,使“帖派”书风受到强烈冲击。道光之后,“碑派”书风逐渐风靡,并一步步取代了“帖派”而成为书坛主流。“碑派”不仅开了书坛一代新风气,而且拓展了书法艺术的审美范围与审美取向。“碑派”书风早期的成功者与代表人物当属邓石如,道(光)咸(丰)时期又有何绍基,到清末则有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他们都为“碑派”书风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当年王士稹就曾公开批评过“门派”问题:“近人言诗,辄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蛮、触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又说:“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交讥”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启功先生谈到碑、帖两派时就曾讲:“碑和帖没有谁低谁高的不同,只有用途上的不同。……艺术风格是随人的爱好而定的。我不反对已有的艺术风格……但是我们不能拿我所爱好的一种东西强加于人,说你必须这样才高级,那样就低级。”启功先生的教诲,是很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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