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家元氏墓志书法散论

齐 放

五千年华夏文明，蕴育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上迄先秦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传至近现代，形成了庞大璀璨的艺术宝藏，墓志书法就是闪耀其中的明珠。它特色明显，渊流广泛，存量宏富，价值高昂，在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而魏碑里的墓志书法，特别是北魏皇家元氏墓志书法，更是难得的艺术瑰宝。

魏碑，也称北碑、魏体等，主要是指南北朝时期北魏所遗存的碑刻书法。北朝碑刻统称北碑，因为北魏成就最高，有代表性，所以被称作魏碑。当然，这个概念还可以把北齐、北周、东西魏等北朝的石刻书法作品包括进来，甚至还能圈进东晋、宋齐梁陈碑刻上的某些字体，是这一历史时期书体的总称。魏碑分为摩崖刻石、造像题记、石经石阙、庙堂碑碣、砖刻塔铭、墓志等门类。皇家元氏墓志，题材充盈，书刻精美，完整地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

我国历史上盛行土葬。祖先崇拜，慎终追远，光宗耀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1】，形成了牢固的道德观念。墓志铭之风始于东汉，两晋时期时有出土，已渐增多，到北魏孝文迁洛以后，墓葬多志石，墓志之风随之盛兴，已是“王公以下，咸共遵用”【2】了。墓志是生者给予亡灵最后的悼念、抚慰、论定和旌表。墓志形制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身后所拥有的社会地位，遵循着森严不可僭越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元氏墓志处于皇家最高形制，极尽其奢华铺张，书法水平高超，成了魏碑墓志的极品。

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政权，初称“代”，建都于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后称“魏”，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掉北凉，一统北方，建立强盛国家，与南朝对峙。为了巩固北魏统治，缓和各种矛盾，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以翦灭南朝为名，又南迁都城到中原政治与文化中心的汉、晋故都洛阳，并且大规模推行新政，实施了激进、彻底的鲜卑汉化改革政策，接受汉人同化。这一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助了北方少数游牧民族向中原农耕文明转化，向另一个更为先进的社会文化发展新领域跃进。

《魏书》载，北魏的远祖为轩辕黄帝，黄帝之孙受封于北国，鲜卑乃其后世。黄帝“土德王天下”，北方称“土”为“拓”，“帝”为“跋”，故而以“拓跋”为氏。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 推崇汉文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促进胡汉民族融合。太和十九年（495年），诏建邙山陵区。公元496年2月2日（太和二十年正月除三），孝文帝以“夫上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3】为据，率先改“拓跋氏”为“元氏”，“元”，作为北魏皇家姓氏，成了国姓。于是全国通行改汉姓、入汉籍、讲汉语、习汉文、着汉服、通汉亲、行汉制，鲜卑皇族集团渐次趋于雅化，胡汉文化逐步融合提高。同时诏令，凡“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3】，籍贯洛阳，定居京城，都是“城镇户口”，“死葬河南，不得还北”【3】，专设陵区，规定“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3】。《魏书》又载，孝文“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3】，于是邙山一带开始成为元氏一族的专用皇家墓地。洛北邙山自古为陵寝兆域，始于东汉，历代相沿，逐渐成为帝王显贵安庴长眠之乐土，所谓“生居苏杭，死葬北邙”，从渥水两畔直至首阳山头，历代丰垒大冢比列尽是。

太和廿三年（499年）四月，孝文皇帝元宏驾崩，葬于洛阳西北邙山之巅长陵。长陵之后，又有宣武帝元恪景陵、孝明帝元诩定陵和孝庄帝元子攸静陵相继归葬。从此以长陵为基准，大冢居央，辐射四围，皇门望族、宗室嫔妃、显贵勋亲纷纷效法，聚族窆穴，拱围附葬，陪葬者蜂拥而至，最终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元魏皇陵聚葬区。由于南朝禁碑，几乎没有碑版存世，北朝却大兴碑碣，热衷于墓志铭，于是，墓志随葬之风沿袭了汉代埋幽之习，“埋铭”【4】地下，一埋逾千载，致使大量书法珍宝保全至今。

元氏墓志作为帝胄权贵专利，数量庞大，书体丰富，刊刻考究，超越前代,留传至今，并且还将源源出土。由于一直深埋地穴，极少磨灭，格外清晰可辨，便具备了考古发掘弥足珍贵的文物史料，以及研究这一历史时期书法不可多得的艺术价值。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编录了北魏墓志铭共286方，其中159方就为元氏墓志，另有后嫔内职墓志20方。这些墓志形制完备，一般为方正形制，方正形制是经过数百年的演变，由汉晋长方碑形逐渐固定下来。洛阳时期，受方正典雅观念影响，墓志外观呈正方形，碑额和正文分作两块，出现了墓志盖，这种形制长期固定，延续至明清。下为志底，上为盝盖，盖镌名号，底刻志文，摞在一起称作“一合”。志文分成“志”与“铭”两部分，合称墓志铭。“文”在前，用散文记述墓主名讳、籍贯、职级、世系爵里、德行学艺、功业政绩，以及卒时葬地境况等等，浓缩成一份个人历史小档案。“铭”在后，韵文概括志意，褒其品行，扬其功德，伤其无奈，悼其垂永云云。其铭大都“妄（佞）言伤正，华辞损实”【5】，极尽誉墓之词，唯恐谀鬼不周。正因为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元氏墓志选石考究，打磨细腻，构思机巧，延请名家，书写恭谨，刀刻精准，技法高超，妙品联篇，蔚为壮观，完完全全处于最佳创作状态，处处飚显着皇家气派，足以令人望志称叹。                                                                               

在一般人的意识里，谈及魏碑，可能就是凌厉森严、剑拔弩张的单一形象，或者象电脑里的新魏体字，中规中矩，精细刻板，有严整程式，便以为那是典型正宗，甚至是唯一规范的魏碑，其实不然。魏碑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艺术产物之总称，是由汉隶到唐楷之间逐渐过渡阶段的特色书体，也可能就是唐楷的雏形或者先驱。它上下延续数百年，期间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政权交替，社会嬗变，民族交融，风尚兴废，宗教盛衰，时时事事处处都影响着书风变迁。书手们竞相发挥，人手一面，千姿百态，“和而不同”【6】，没多少规矩可循。康有为说过：“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7】。魏碑字体风格多变，成长环境宽松，西北民族风剽悍强劲，融入中原文化，没有过多清规戒律，始终处于变换鼎新之中。回观元氏墓志书法，真个是一志一品，品品截然，各展风姿绰约，赤裸裸总是激情在无所羁绊地宣泄。尽管当下书家们对于碑版墓志已然见识甚多，基本上了如指掌，大致的发展分期可以勘定，但是，到底哪种风格样式就属于纯粹的魏碑典型或者代表作之类，恐怕谁也难以划分。不过这样也许更好，恰恰表明了魏碑书法奥秘的多姿多彩和无尽无休。

纵观皇家元氏墓志，如果主要依据风格的沿革变化、作品的精致程度界定，元氏墓志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年（496）开始，到宣武帝元恪正始五年（508）为界，属于早期。主流风格是“斜划紧结”，“方峻雄强”，意态凌厉，率直生动，强悍险峻，棱角鲜明，刀凿痕明显，烟火气浓厚，风格彼此接近，似嫌单一。大多粗放而不荒蛮，拙朴而少板滞，传递着生机和天趣，充分掺糅的是草原马背民族质朴豪强、爽健泼辣的气息。中期从宣武帝元恪永平元年（508）到孝明帝元诩神龟三年（520），这一时期，鲜卑贵族集团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宗室子弟普遍接受汉文化的启蒙教育，提升了文化艺术修养，构成了藩邸文化中心，促进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一批南朝汉族文人北迁，给元魏书风带来一片新机，相沿日久的北方保守书风悄然生变。开始化奇崛为妍美，变雄强为洒脱。方整劲健，俊朗雅致，主题格调产生了明显变化，出土数量也在增多。从孝明帝元诩正光元年（520）开始，到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终止，是为晚期。朔北风骨兼融江南气息，平正宽厚，端肃醇美，清劲而华茂，秀整而俏逸，有典雅规范古风，精良程度到达极致，“质文并重”，人情味足矣。

北魏王朝戈马中崛起，享国149年，是北朝中历时最长、国力比较强盛的时期。由于孝文帝以及继位者全面推行汉化“改制”政策，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文化也比较兴盛，墓志文化尤其皇家元氏墓志书法得到了空前繁荣。马背民族的淳朴豪健、剽悍泼辣特质，被中原汉文化潜移默化，逐渐退去“乱头粗服”【8】、“不衫不履”【9】的毡裘气，冲淡了“具龙威虎震之规”【10】的色彩和标签，尽管仍旧保留有某些方峻挺拔、雄强角出之戾气，却足以令人信服，感觉到书风始终在全方位递变。北魏是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元氏墓志又是书法品种里极具特色魅力的样式，对它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风格特征方面，应该深入确切地探究其艺术内涵，必须把握和透视其内在审美观念。

早期的邙山书艺开始趋向成熟，逐渐摆脱“平城时期”的朴拙怪陋书风，已经发展到新阶段，斜画紧结，锋铓峻势，方棱倍见，当与造像题记意态相仿，然而风格上毕竟还是单一。元魏人气盛，书法自然神采飞扬，锐不可挡固然情理之中。无拘无束的浪漫情怀，没遮没拦的激情抒发，充分倾泻书写之快感。只是，光有阳刚涌动，稚拙生辣，执着率意，一旦感性意味凸显过头，理性成分自然销减许多。书法尤重于“势”，由于环境影响，山岳崇拜的浓厚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崇基岳峻，遥绪渊深（《元桢墓志》句）”，特有的审美比照形象经过长期心理积淀，形成雄奇峻拔“势”的推崇，进而体现出观察景物、表达情感的主要的审美概念。大部分墓志保留了几分“平城时期”的遗脉，仍然呈现高亢激越之旧象。方折露锋居多，锐笔斜势屡见。点作三角互列，横呈右斜上扬，长撇下擫，捺出波磔，竖笔纵悬，少见迟涩。转折处外方内圆，勾提时长钩大挑。体态散漫，长枪大戟，气格爽健，鲜活地表达了北方人的粗犷天性，典型的优秀作品首推太和廿年（496年）的《南安王元桢墓志》。

《元桢墓志》笔画丰满，字形颀长，字势横展，挺拔开张，顺势挑展，体势欹侧，棱角鲜明，方峻丰厚，峭劲大方，楷法完足且留有隶意。率性间直抒胸臆，无所顾忌，引领早期魏碑式样。这种书体风靡当时主流社会，并且现今依然时兴，受到流行书风的眷爱与热仿。

此外，太和廿二年（498年）的《元偃墓志》、太和廿三年（499年）的《元简墓志》、景明元年（500年）的《元定墓志》、景明二年（501年）的《元羽墓志》、正始二年（505年）的《元始和墓志》、正始三年（506年）的《元思墓志》、正始四年（507）的《元绪墓志》、《元鉴墓志》等等，都是早期元氏墓志的代表作品。

自从孝文汉化全面“改制”以后，自上而下开始推行崇尚南朝书风运动，一些南朝士人北迁，带来新的生机，秀妍朗健的魏晋二王书韵浸淫胡风，于是，峻拔爽劲的北朝保守书体悄然间发生了变化，转向于华美雅正。弃古趋新，舍质求文，营造时尚熏染。旧体古法被新潮主流取代，风格趋于多样化，演变蔚为大观。魏碑书法“洛阳时期”便应运而生，元氏墓志中后期也随机来临。

元氏墓志“洛阳时期”的观念转换，体现于多个层面。首先，规定墓志必须加盖，固定为正方形，有了新的款式。包装精美，优质高档，审美取向落实在典雅方正上。其次，已经成熟的魏楷应该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广，被确定为标准字，这种书写体式当是应用于庄重场合的标准体，俨然颁发了专利证书，几乎成了墓志专用书体，正宗样式，是书写者追摹的楷式，称作“洛阳体”。邙山“洛阳体”风格从早期的古拙严峻逐渐转化为圆融流美，笔意浓厚，风格多变，技法圆熟，或劲拔浑厚，或飘逸舒展，或温润冲和，或幽雅率真，较早期而言少了几分戾气，多了几分典雅。再者，按界格书写，规矩多了，不再一味欹侧随意“出格”，庄重严谨，书刻精致，更多的具有了人情味，对于逝者之崇祀和孝亲之表达，越发虔诚和隆重。

中后期墓志“洛阳体”蔚然成风，南北朝之间渐次接轨，舒缓平正一路成了主流。儒家文化正统思想演化成为主要文化标志，墓志书法引人入胜的内在审美观念是对于方正典雅的追求，尊儒尚雅、重质尚文之风已经牢固确立。书风从险峻凌厉向雍容典雅过渡，不乏细劲圆浑、疏朗平静、醇厚含蓄姿致呈现，奇伟与遒劲深藏于内而不浮显于外。表现手法灵活多变，结体由“斜划紧结”向“平划宽结”过渡，开始注重笔画的就让、结体的均衡、谋篇布局的谐和。方圆并用笔法体现质文观念转换，从“以质为主”【11】，由质趋文，到“文质并重”【11】，虽然中规中矩，却不致局促呆滞。畅达空灵的章法，赋予了顾盼提携之相，冲淡了松懈阻塞之局。真情实露，既反映生活之本真，更有自觉意识之传递。摄入隶章笔意，蕴涵古雅厚重，预留了想象和抒发的自在空间。“气韵”意识逐渐成为了墓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作品章法前后贯气，气酣力足，气息通达，充分体现了中期墓志的刚健之美和郁勃之气。

优秀的中期元氏墓志有：永平元年（508年）的《元勰墓志》、《元详墓志》、永平五年（512年）的《元诠墓志》、延昌二年（513年）的《元显儁墓志》、《元诊墓志》、延昌三年（514年）的《元珍墓志》、熙平二年（517年）的《元怀墓志》、《元遥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神龟二年（519年）的《元晖墓志》、《文昭皇太后墓志》、《穆玉容墓志》等等。其中《元诠墓志》灵气古雅，超脱洒然，动态中留得静穆，笔简意赅。《元怀墓志》端庄疏朗，匀称瘦劲，宽博流美，秀润挺峭，渐脱北体犷悍，添加魏晋典雅，近似唐楷丰标，贴近南朝书风。

晚期精品包括：正光元年（520年）的《元贿墓志》、《李璧墓志》、正光二年（521年）的《世宗嫔司马显姿墓志》、正光四年（523年）的《元倪墓志》、《高猛墓志》、《元引墓志》、《元鉴之墓志》、孝昌元年（525年）的《元怿墓志》、《元瑛墓志》、建义元年（528年）的《元略墓志》、《元道隆墓志》、永安二年（529年）的《元恩墓志》、太昌元年（532年）的《元顼墓志》等等。《元倪墓志》点画流畅，行笔洒脱，妩媚婉约，古雅秀逸，由原始北碑过渡而来，是“邙山体”成熟的标志。

通观中后期皇家魏志书法，其归类大致有三：一类体势稍敧斜，规整典丽，近于成熟的楷法；一类体态稍扁侧，端庄妍美，趣味深郁；另有少数作品，属于浑朴凝整一类，笔画方劲，似乎保留着不少早期的邙山故韵。

魏晋以降，以二王为代表的儒家正宗书风笼罩书坛，帖学盛行，历代风靡，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早已深入人心。魏碑则一直冷寂边缘寥落寡闻，尤其墓志书法，恰似其被窆黄泉之下，置于尘封状态，绝少世人问津。对于魏碑之注目，先有颜之推“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12】之贬斥，后有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之鼓吹，缘起自清乾嘉年间金石考据之学的风炽，更借助于清末碑学之兴起。经过包世臣、刘熙载、梁启超等人大力提倡著书立说，邓石如、伊秉绶、钱泳、赵之谦、张裕钊、陶祖望、李瑞清等人身体力行临池见功，成就了新姿异态，推动了碑学发展，开时代之先，振赵董之靡，极一时之盛，给清季绵软无力、颓唐不振的馆阁书风注入了新鲜活力。   

最突出的鼓吹家莫过于康有为了，南海先生摇旗呐喊，振臂高呼，极力扬碑抑帖，甚而不惜谴击帖学。不论间或有个人偏执趣味存在与否，或许是标新立异，毕竟出于应诊时弊病笃之亟需，振聋发聩之言，顺迎了时代大潮。康氏每每发出过激言辞，“尊碑、备魏、取隋、卑唐”，不乏偏颇之举。更有“北碑十美”定论闻世：“一曰魄力雄强，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13】”，或嫌有意夸张，但毕竟夸到了点子上，作出了靠谱的评价。

然而，有清一代的碑学倡导者们，其魏碑理论体系仅仅着眼于摩崖、造像、碑碣和部分墓志，只限于《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嵩高灵庙碑》、《董美人墓志》等现有名作，并未包括太多的元氏墓志，皆因墓志在康氏之际出土有限，所以被忽略于视野之外。而后随着墓志的不断发掘，敞开了一扇扇回窥故往的窗口，石面上清晰如初的字迹，讲述着那远去的辉煌，让我们有幸领略到精采绝伦的艺术魅力。可以想象，假设，当百余方中后期皇家元氏墓志一并现世，齐刷刷摆放在眼前的话，有缘欣赏到如此令人羡绝的千年不朽艺术之光，尊崇魏碑之博雅，点石成金如圣明的南海先生又该作何等感慨呢？作何种评价呢？恐怕远非“十美”所能概括得了吧？

元氏墓志处于魏晋与隋唐间隙，其俊逸雅正一路确实吸收和传承了钟王意韵，墓志书风一直在变，由斜画紧结之势逐渐变成了宽博优雅之貌，或楷或隶或篆，颇具复古风潮，既依托于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又在保持其共性的同时，体现了多种审美取向的特性。“体之以本，彪之以文”【14】、“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14】，此间借用萧统《文选》名句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是南北朝书风融合的产物，展现了崭新的、别具一格的楷书风貌，对衔接演化钟王与唐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欧褚颜柳楷法之中，当可窥见魏碑的某种渊源。所有这些信息，康有为等人当然是无缘享用了，难怪其只见“平城”，未见“洛阳”；只见恣肆，未见雅正；只见雄强，未见精整；只见朔气突奔弥漫四野，未见南风日熏已然北渐。所以，历史之逼仄总是不可避免的。

皇家元氏墓志毕竟不同于摩崖刻石和造像题记，墓志承载了悼亡与追表的双重功用，并非完全自我的心志抒发与情感倾泻。平置斗室伏案书丹，还原墨稿精心刻制，还要使皇家风范洋溢其间，恭谨之心抑或诚恐之状，此等创作意图与书刻环境，比之面壁当空、登高临远、信手写来刻去当然有别，相距太远了。后者属于擘窠大字，须仰观远眺方见，要的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加上时日久远自然风化，更显得古朴苍野，石气弥足。而前者是核桃楷，需要近前细细端详，则要求庄重深沉、精致流畅，何况出土黄泉，保存完好，纤毫毕现，当然显得妍美有加了。应该是，皇权气质与民间风情正好形成了鲜明比照，文野之别，自然就区分了典雅秀逸与憨朴生辣、翕张自如与开合任性了。

诚然，凡艺术都有阙失，不存在完美，元氏墓志当然也不例外，也会有缺憾，远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譬如个例中拘谨有之，尖薄有之，有的安排，有的匠气，有的镌刻技艺粗糙，妍媸互见。作为碑刻作品，由于不同刻法，其面目也难免不尽一致，譬如单刀镌刻，必然笔划纤薄，虽体势如常，却书风迥异。经过刻工自己的诠释和技能表现，自觉不自觉地工匠改造，尤其是刀笔点画间的强调与横切，其结果肯定与墨迹存在了一定差距，这是所有此类书作难以克服的弊端，人说魏碑是刻出来的，此言非差矣！定有其道理，大概根由就在于此吧。不过个别墓志的不经意，中含行书笔意，虽然刻工草率，却流露出意外之效，自然朴拙，有野趣，须另当别论。给力

临习墓志时，应首先认真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碑帖种类，一般从《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入手为佳，因为相对“中庸”，适合于初学入门，况且此类墓志字口清晰如新，有助于“透过刀锋看笔锋”。还有，有些魏碑是由隶书演化而来，欲求事半功倍，须要借助于隶意，而非唐楷习惯，魏碑与唐楷分野若鸿沟，不能混搭，不能掺杂唐楷笔法，应该严格分开，总之，最好要有些汉隶基础，以助平直之势和庄严气象。

元氏墓志书刻前后莫过于四十年，在如此短暂的历史转瞬之间创造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真所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15】，造就了墓志书法辉煌巅峰，无疑是北魏王朝的一大盛举，值得大加赞赏。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由于朝廷过度重文轻质，崇文鄙武，虚浮流行，管理涣散，造成文武分途，无力掌控，导致了“文武之争”，激化成“六镇之乱”，全国各地接连起事，强烈的社会动荡，伴随着魏碑文化的绚烂辉煌，反使自身土崩瓦解，行进到了皇朝尽头，演变成两个拓跋氏政权。“北元魏，分东西”【16】,成了东魏和西魏，各自又都坚持了廿三个年头，然后双双归灭于“宇文周，与高齐” 【16】。元魏皇朝幽灵风流倜傥，游荡于幽冥之界，空空荡荡，可怜巴巴，唯有企愿绚烂的魏碑书法再次登场亮相、献艺表演，施展生花妙笔，寄望于为自己大书特书一方《北魏皇家元氏墓志》，以追悼和颂扬早已消逝殆尽的丰功伟业了。

参考文献

【1】    《后汉书·光武帝记》

【2】   《南齐书·礼志下》

【3】     北齐 魏收《魏书》

【4】   明 郎瑛《七修类稿·诗文·名文之始》

【5】    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6】    唐孙过庭《书谱》

【7】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

【8】    明王彦泓《个人》诗

【9】    唐杜光庭《虬髯客传》

【10】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

【11】    《论语·颜渊》

【12】    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     

【13】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十六宗第十六》

【14】    萧统《文选》

【15】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16】    《三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