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庇罪是我国刑事法律的传统罪名之一。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刚刚发生的除夕枪杀6人案，震惊全国。犯罪嫌疑人邵宗其已被抓获归案。其妻此前因涉嫌包庇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就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涉嫌原因是：撞见了邵宗其在二楼擦拭枪上的雨水，没有对外声张，也没有报警。后据警方侦查确认，涉案枪支系邵宗其去年底从国外非法购买，其妻曾看到过该枪，并听邵宗其说过要杀人报复。

笔者认为，邵妻构成包庇罪有待商榷。至少，从目前公众所能获得的信息，邵妻的行为，应当属于“知情不举”。根据刑法关于包庇罪的规定，包庇行为有三种表现形式，从性质上看，这三种行为都属于作为。知情不举是指明知他人犯罪而不检举告发的行为，是典型的不作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民有作证义务，但未尽义务并不足以让公民承担刑事责任的后果。因此，我国刑法并没有将知情不举规定在包庇犯罪之中。更何况，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亲亲相隐”制度也有所引入：“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此举也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理解。基于此，我们不妨从主客观要件上，对该“包庇案”进行简短分析。

一方面，邵妻有没有包庇邵宗其的犯罪故意？该案自案发起，在向侦查机关提供证言的全过程中，邵妻有没有作假证明包庇邵宗其的故意？如果是担心隐私被公之于众，或是邵宗其的杀人行为使邵妻形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惧，因此而有意回避、有所隐瞒，则其主观意图并不符合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包庇罪的特征。同时，邵妻是在邵宗其归案前被涉嫌刑拘的，如果是因邵宗其始终未被抓获而恐惧自保，在公安机关排查时不敢举报，这种心理与包庇罪的故意也有所区别。

另一方面，邵妻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包庇罪的客观要件？根据刑法规定，“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此为窝藏；“作假证明包庇的”，此属包庇。因此，包庇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过程中作假证明包庇，客观上所导致的后果是扰乱了司法机关的视线，给司法机关的上述活动造成了障碍。本案中，邵妻虽然知道邵宗其非法持枪，可能有杀人的故意。但她有没有主动帮助邵宗其隐匿，脱逃或故意作假证明包庇？有没有扰乱司法机关的视线？如果只是消极的不敢揭发，或基于夫妻关系不愿揭发，是否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对知情人有作证义务的要求？其行为方式是否符合《刑法》对包庇犯罪客观方面必须以积极作为构成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尚需司法机关调查确认。至少此案尚处侦查阶段，起诉和审判尚未进行，邵妻对司法机关的态度尚未完全表现，认定其包庇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