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
       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
       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酲。
       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

                 ——— 北宋·欧阳修 《和梅公仪赏茶》

欧阳修诗句“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说的是一种品茶的境界，这里的“紫瓯”即是紫砂壶，它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人结下不解之缘。明清两代，参与紫砂陶艺的诗人、学者、艺术家不下90人，制壶名家与文人墨客的结合，造就了紫砂多姿多彩的文化韵味，很多人和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供春——书童变身的紫砂壶鼻祖

紫砂壶界以供春为公认的鼻祖，而供春壶的由来 ，又与文人有着的枝附叶连的关系。

相传明代正德年间，有一位读书人在宜兴金沙寺复习迎考，他的书童“给使之暇”，闲来无事，就向金沙寺的僧人学习用紫砂制作茶壶。书童天资聪颖，很快便学会了制壶之法。当时的茶壶多以实用性为主，缺乏审美价值，而文人们对于奇石有着独特的审美，认为“丑极”就是“美极”，如果一块石头达到了“瘦、漏、透、皱”的程度，这就是一块美石。于是，书童就仿照金沙寺旁大银杏树树瘤的形状做了一把壶，并刻上树瘤上的花纹，壶烧成之后，造型古朴，指螺纹隐现，很合文人的意，这种仿照自然形态的紫砂壶，一下子就出了名。这个书童，不用多说，就是后来被称为紫砂壶鼻祖的供春，他发明的这种壶也由此被称为供春壶。

说供春是紫砂壶的鼻祖，是因为他对紫砂壶有推广的作用。供春是跟僧人学做的壶，可能制造紫砂壶的年代要远远早于供春。但是僧人只是自己做自己用，供春是第一位赋予紫砂壶灵性的人。其灵感来源，不得不说是受到文人感染。离开了这样一个文气的氛围，他制的壶充其量就是个陶瓷品，无法成就紫砂的艺术品格。

时大彬——文人启发做小壶

时大彬，宜兴紫砂艺术的一代宗匠，确立了紫砂业高难度技术体系 。在泥料配制、成形技法、器形设计以及属款书法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他制作的小壶，将壶艺与茶道相结合，把壶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陶羡名陶录》中记载过这样一件轶事，“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转小。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表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这个故事大意是说，时大彬的早年喜欢模仿供春，作品主要制作大壶，虽技艺超群，却缺乏新意。一次机缘巧合，他来到了苏州，在娄东有幸结交了陈继儒等文化人士 。在听闻了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对茶壶工艺制作技艺的评论之后，时大彬不禁萌发了对茶壶美学的探研和对茶壶设计制作的思考，于是制壶风格为之一变。改作大壶为小壶，使紫砂壶更适合文人的饮茶习惯。 正是由于文人对茶壶审美趣味信息的传递，才使时大彬深受启发，留下了许多“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的“大雅”之作。否则时大彬也许只是一位仿供春壶的高手而已。

有“福”文人陈曼生

陈曼生不会做壶，却被称为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以壶寄情之第一文人。他曾设计18款紫砂壶新式样，请一流陶艺师制作。按他的意见，一件茶壶的制作需要三人：壶手捏制茶壶、书画家施以书画、再请人刻画，然后进窑烧制，而一把壶上可能附四个印章，包括壶手、画家、雕刻家和订制茶壶者的室名。这种融洽无间的合作创作出非常精美的艺术品，以于壶价暴涨数倍。后人将他的设计称之为“曼生十八式”。

关于曼生十八式有着很多种传说，而关于陈曼生也同样有着很多种传说。据传陈曼生生于浙江杭州一寻常百姓家，当时的杭州，茶事盛行，因而宜兴的紫砂壶也随之在杭州大行其道，曼生满周岁时，家人将书、铜钱、算盘、毛笔等众多物品摆放在一张大桌上让其抓周，可小曼生对于身旁诸物无动于衷，径直爬向站在桌边的爷爷，爷爷顺手抱起了孙子，而曼生的小手却紧紧抱住了爷爷另一只手上所执的老茶壶，爷爷高兴地叫道：“好好好，小孙子抓壶，日后必是有福之人呀！”因壶即福之谐音，众皆欢喜，曼生抓周抓壶，或许也正是冥冥中早就注定，曼生的一生，会跟壶连在一起吧！曼生对于质朴俊雅紫砂壶的喜好，正是是天性所致。

邵大亨摔壶救侍女

清代茶壶制作大师邵大亨，侧盛手艺备受后人推崇，所制紫砂壶多为精品.传世寥寥。他为人慷慨豪爽，所做的茶壶，意气相投者，免费赠送，语不投机者，千金难求。

相传苏州某巡抚爱好茶壶，绞尽脑汁终于得到一把邵大亨的壶，十分珍惜。一年中秋，巡抚坐船到城外赏月，侍女来向巡抚献茶时，船身忽然摇动，于是一下没站稳，“大亨”壶脱手而出，摔得粉碎。巡抚一气之下，命人把侍女吊起来，用鞭子抽打。正在附近的邵大亨动了恻隐之心，便将巡抚请到自己船上，指着他做的16把好壶，叫巡抚任意从中任意挑选一把。巡抚大喜，精心选了一把好壶。前脚刚刚离去，邵大亨便立即把剩下的15把壶统统砸碎，并忿忿说：“因为我的壶，竟有人玩物丧命，再不做壶了。”

中国古代文人，多受儒家思想影响，关心民间疾苦，有仁爱之心。邵大亨摔壶之举，与白居易为身世凄惨的琵琶女写作《琵琶行》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社会黑暗的不满。或许正因为这种不为权势所曲的道德信仰，才成就了邵大亨壶超出器具之外的精神内涵。

当然，参与紫砂壶的设计制作并非是当时每位文人都能做到的，而文人对紫砂壶工艺的影响，也更多是通过品评、鉴赏、收藏和使用来实现。这种潜移默化、细雨润物式的渗透，不仅大大地丰富了紫砂壶工艺的审美内涵，更重要的是总体上提升了紫砂壶工艺的品质和挡次。正如我国著名陶瓷艺术家、中央工艺美院杨永善教授在谈到紫砂文化时所说：“紫砂陶文化，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和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的。”（编辑：灯海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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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于昵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