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整理

     1957年鸣放会后的他们刘尊棋——（1911——1993），原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业务负责人。1931年的老共产党员，个人经历是新闻界公认的传奇，留存在许多相识者的回忆录里。鸣放会后被发配到北大荒850农场4分场3分队，时年47岁。3分队的右派伐木者在完达山上时，他被分配每天上山给30多人送饭。在崎岖山路上，每次往返十几里里，素以“精神开朗乐观”著称。1970年代，他在一个小岛上翻译出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两部名著《艾凡赫》（与章益合作）和《红毛大侠》（与符家钦合作）、费正清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80——1985》、1943年译过威尔基的《天下一家》、1930年译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人之屋》、1938年译《论持久战》、斯坦倍克的《月落》、《美国通史》、《当日本作战的时候》等。

          1981年创办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时，刘尊棋出任总编辑，这时他70岁了。

 

      吴文焘——（1913——2011）老共产党员，荒芜的北大同窗，他们同为当年叶公超先生的弟子。1957年的副社长兼总编辑，也是外文出版社领导运动的5人小组成员之一。 荒芜称为曾经“无话不谈”的老同学，就此成为陌路。

    1959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被开除出党，下放到国家对外文委资料室做资料员。2009年，96岁的老人接受了荒芜后人的来访，诚恳言及当年，承认荒芜“是个有学问的外语人才”。主动提起1957年说 “那么多同志被打成右派，我是有责任的。那时候中国的外语人才太少啊，都打下去，我们外文社还怎么干下去呢? ”提到冯亦代先生时他说：“亦代做人比你爸爸可周密多了。那时候外文社的运动归口文化部两位领导管，一个叫徐光宵，一个叫戈矛，咳，都是兵器。在右派名单定下来后，文化部开了个会，徐光霄说，各单位可以留下一个最需要的不走，我当时就肯定地说，我们单位要留下冯亦代，这个同志有协调能力，我们工作需要。 

      提到对外文委的日子，他说：我曾在那里打杂儿，整日不知所终。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是老右倾。 

     自1953——1982年，他在外文局“三进三退”，1982年从外文局局长任上离休。在被误诊为癌症后，他写出30万字的长篇小说《团圆》。因为记述了左祸，脱稿后无法全部出版。赠书给笔者时他淡淡地说：只发表了一半儿（原著30余万字，只准发表一部分）。

 

     孙衷文——1919年生人，老共产党员，曾是“空降干部”（上级单位下派到下级单位指导政治运动的专员），1953年后，担任过社办主任，编译部主任，是1955年外文出版社肃反运动的铁拳人物。其“无限上纲上线”的作风，影响甚大。1957年，他是外文出版社反右运动五人领导小组负责人，（原定打右指标5%，超额完成达8%。不少名额是精心安排那些已调出者鸣放而充了数的）。他歧视社内知识分子的讲话，后来出现在杨宪益、冯亦代、荒芜、孙源、萧乾等多位知识分子的回忆中。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他也受到了调出处理。1961年调入山东大学，又成为党委委员，担任过山大《文史哲》杂志主编。 几年后文革爆发，他以支持一派学生组织大规模批判校长成仿吾而成为一派高参。 不久也被运动浪潮揪出打倒，被捕。1978年底，原被他整肃过的一位旧同事来家告诉荒芜：听说孙衷文后来被定了“四人帮”爪牙，最终也被比他更革命的人革了命，他也未能逃脱被入狱关押的恶运……云云雾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外文出版社是国家外语人才聚集高地。许多人都有留洋和出洋史。孙衷文来后，按照上级精神，主持了对非党干部的严厉整肃，社内出现对非党员业务干部严重的不信任，特别使那些被他直斥为“吃过洋面包的”专业翻译人员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直到1980年代，萧乾老人还对荒芜长叹：“当年这些人被孙衷文指为‘洋包子’，整个没完，若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去延安当‘土包子’呢！”杨宪益认为：“孙衷文和杨承芳政治背景深啊，总是看我们不顺眼。只要一提业务意见，他们就认为我们这是看不起他们。

 

     孙 源——（1912——2003），原外文出版社法文部副主任，著名的法文翻译家，译作等身。抗日战争中曾出任法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曾获法兰西文学院骑士章。他在两次民盟鸣放会上都对本部门领导提了意见。鸣放后见到了本单位对冯亦代进行斗争的情况，心中后悔不该到这个单位来。以为如果进别的单位，就不会“总被组织看成落后分子了”；以为假如唐主任没到法文部来，“肃反”时就不会轮到整自己，到了鸣放时自己就不会有许多怨气。戴帽后他受到三类处理，发配到四川江津“下放劳动”。三年后因业务需要被调回外文出版社，遭降级降薪使用。1979年获“改正”后，恢复原行政12级干部待遇。

       晚年孙源留下了多篇珍贵的回忆篇章《废话俱乐部》、《回忆诗人戴望舒》、《胡愈之印象记·我和胡老的交往》、《抗战记事·记香港两个职业青年救亡团体》、《祝愿三联书店前进再前进》(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同年纪念)、《我与开明·我从这里起步》、《陈君葆先生与新文字运动》等。

      刘邦琛——（1917——1993），原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译部设计科科长，业务强人。他是民国西北留学第一人、大学者刘文海之子。只因母亲是英籍，肃反运动时被定为“肃反对象”。为避祸，1956年调入北京印刷研究所。1957年春，一生忠厚勤恳不事张扬的他也被动员参加鸣放，在鸣放会上只提了一些业务建议，被外文出版社运动领导小组和印刷研究所共同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五类处理，下放北京新华印刷厂当了5年三班倒的排字工人。1975年他从湖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以超强业务能力调入商务印书馆，凭借母语一般的英语水平，参编《英华大辞典》第二次修订版。 “改正”后，1982年恢复了他在1949年得到过的司局级待遇（仅工资）。

 

       符家钦—— （1919——2002），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重庆）。1949年6月参加国际新闻局工作，1950年加入民盟。1951年“忠诚老实自觉”运动中，曾向组织交待23岁时进过军统外语训练班3个月的史情。1952年改制为外文出版社后， 担任图书编译部文艺组负责人。编译过英文版的茅盾、张天翼、杨宪益、戴乃迭作品；与同事合译美共领袖福斯特的《美国黑人史》、独译阿尔伯特·马尔兹独幕剧本《排戏》、《根深蒂固》、《英国共产党三十年》；校订冯亦代译著《守望莱茵河》、《桥》、朱葆光译著《珍妮小传》等五种。负责编选英文版的中国平话小说多篇，工程浩大。

      “肃反”运动中， 23岁时的短暂经历成为严重历史问题，审干结论为：“查无严重罪行，从宽给予记过处分。” 调本社《人民画报》工作。1957年未鸣放一句，仍被按右派一类处理, 开除公职，民盟除名。1958年3月起，被押送到河北新疆等劳教地去挖渠引水、修建水库多年。1978年外文局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帽子，1979年得到“改正”，恢复原编辑6级待遇，恢复盟籍，时花甲已至。3年后，缠绕半生的“历史问题”结论终得改正。

 1987年符家钦加入中国共产党。

 

       程  远—— （1904——1968），原为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译部的德文编译。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批判为“荒芜冯亦代徐迟一伙的”。她的“历史问题”被揪住不放，1956年底，她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德文。1957年春也被找回外文出版社参加了鸣放会，没有发言。

       1968年1月9日，在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北大红卫兵极度侮辱批判，逼迫她自尽于北京大学教员宿舍中。在她含冤绝世15年后，北京大学党委为她彻底平反。悼词说：程远，四川万县人。自1923年、1929年两次留学德国。1923年1月—1925年10月，曾在德国柏林大学及格廷根大学学习，毕业于德国哲学政治学院。1929年再度赴德留学期间，参加了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1931年，参加柏林《火星报》工作，并是反帝大盟盟员。1932年，参加柏林红色救济会，每月一次为政治犯及其家属进行的募捐活动。1937年11月，她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担任第14伤兵医院院长。1938年撤至重庆后，她主办“七七图书馆”、“七七宣传队”、“七七印刷厂”，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她出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的校长，为救助抗日孤儿。1943年后，她曾在四川北碚的江苏医学院、国立复旦大学任教。1950年参加新中国建设，进国际新闻局做德文翻译工作。

       晚年荒芜对老同事程远的遭遇难以释怀，北大党委对她的悼词，多年间一直珍存在抽屉深处。

 

      蓝彦哉——原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译部的英文编译。荒芜担任外文出版社民盟的分区主委时，他是副主委。他曾被污为“荒芜一伙”，与丁聪、李荒芜 、冯亦代等民盟负责人一同，在社内被反复批斗，数月不能止。鸣放会后定为右派分子，之后情况不详。只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见到他和周家骖合译的名著《打入三K党》 (美)斯蒂逊·肯尼迪著 。周家骖先生也是1957年民盟鸣放会的出席者，且后情况不详。只知他在1968年亡于外文出版社造反派之手。

 

      杨承芳——（1908——1995），资深中国共产党党员，1957年外文出版社反右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运动主将。反右运动结束后，他升任新创刊的《北京周报》总编辑职。1960年后也在亲手创办的《北京周报》遭到了政治处理，发配到四川江津“下放劳动”。1980年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情报所党委书记。1985年离休，逝后备极哀荣。

 

        徐  迟——（1914——1996）原国际新闻局荒芜老同事，担任过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秘书长。1955年他曾想携手荒芜翻译惠特曼诗歌，因工作过忙改途，但他是少数几位见过荒芜翻译惠诗120首全稿的人。 1957年，他也受邀参加外文出版社民盟鸣放会，因“家庭、历史等问题”，他曾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中受到严厉的审干调查。他在鸣放会上发言激烈。杨宪益老人提到此事时说：那个会上，徐迟也有发言。幸亏他有高官亲友，不然会后他也很危险！

       荒芜的文革交待材料中记道：徐迟，冯亦代和我，都对局里的运动扩大化很有怨气，组织上竟把我们当运动对象，很难接受。特别是徐迟，家里是大地主，危机感更强烈。他家乡里的亲属在运动中非常难过关。他怒火万丈。

      1958年徐迟受三类处理，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暖泉乡劳动，在那里学种马奶葡萄。

      1978年冬，他曾携妻陈松一同到荒芜的家中来探望。其晚年所写的《我的文学生涯》只写到1949 年。（亦有自传《江南小镇》也只到49年——孙行玲注）

      1996年他以激烈方式辞世，自成深谷跫音。

 

      张惠民—— （1928——1996），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原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译部一组的英文编译，被翻译家符家钦称为“译林高手”。他曾在1957年被反右运动领导小组污为“会前与荒芜串联过！”。 鸣放会后给他戴上了右派大帽二类处理，  与荒芜一道被发配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同车同队。1961年他被留在黑龙江哈尔滨，很快就调入一所中学教授英文。 在为学生补习外语时，意外地被一位学生家长发现，珍其长才，竟主动帮助他调回北京。他找到外文出版社老领导刘尊棋，遂被调入正在创建中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后来他担任了《中国日报》评论部主任，也担任了清华大学客座教授。6队传闻他每周以英语撰写的国际评论，他的英文评论，曾被英国教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讲用。其水平，除总编辑刘尊棋外无人可比。

       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期间，他天天背英语辞典，无论怎样批判他都不肯放下。管教员发现张惠民不背字典不肯睡觉，说他好像个神经病患者。他自北大荒落下了严重的皮癣，终生不愈，晚年为此痛苦至极。自愿到北京东单某大医院去试用一种美国进口新药。6队难友林光先生闻讯去医院护理他时，见到他大吐大泄，他的司局级待遇在此刻没派上一点用场。一个月后他便因不适新药逝于观察室。

      这一天是1996年4月24日， 68岁。他刚出版了最新译著《孙子兵法》评述本。他告诉符家钦先生，自己准备用20年时间译出中国古典名著《资治通鉴》。为此买了486电脑，已经完成了第一卷……

       

      张自谋——原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译部英文翻译。对三反五反、整风运动的扩大化极为不满，鸣放会后戴上右派大帽，被运动领导小组污为“荒芜一伙”。 1958年春，他选择了“放弃公职，自谋生路”，名符其实。 1978年后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世界历史所工作，发奋译著，在译事上与荒芜有些往来。1979年平反后，他校译过美国罗斯·Y·凯恩的名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翻译过英国狄更斯的名著《荒凉山庄》、英国政治名著《宪章运动史》、丹麦人勃兰兑斯的成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名著《回顾公元2000—1887》（与林天斗合译）、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写了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荒芜认为，张自谋不得不特别勤奋，全家五口人，长期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太过艰辛。

       对于他当年弃职回乡的选择，他本人万分后悔，对荒芜说过：群众专政太可怕，我还不如和你们一起去北大荒呢！至少大家身份平等不受歧视。1981年，荒芜将他的悔意，写进了《伐木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