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是个非常勤奋好学的人，所以作品很多，但他没有留下详细的说明，而在他在世时我们也没重视。因为历史的原因，父亲80年才平反，那时我还没回北京，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又忙于工作（要补学历，重新立足）、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竟然一晃父亲老了，失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母亲，父亲陷入了深深的悲哀，经过无数运动和劳动改造的父亲一向能忍，“皮实”却在医院出出进进，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原来每日的晨练也停了，与朋友同事的交往也懒了，在家每日枯坐无语。看着父亲凄凉、茫然的目光，我们心中寥寥，怕他寂寞孤苦，总想陪他说说话，父亲多数面无表情、默默无语，偶尔还会爆出一句“烦死了。”，让我们知趣而退。
幼年丧父的父亲与年轻守寡的奶奶曾在穷困中挣扎，但奶奶却从不求人，即使在一些富裕的亲戚的怜悯前奶奶也要保持自尊，她做保姆、当裁缝、为人洗洗刷刷、缝缝补补，一个柔弱的小女子却有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在好强、勤劳的奶奶感染下，父亲形成了奋发上进的性格，学生时代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还积极参与各种校内外的活动，不满20岁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了。还有在抗日战争炮火中父亲拖带小脚的奶奶和刚出生的哥哥，挽着产后身体还未完全康复的妈妈，历经九死一生的逃难。我真的难以想象，瘦弱而书生气十足的父亲是怎样在混乱无序的环境和战火威胁下，带领全家安全抵达重庆的。......但是母亲去了后，坚韧顽强的父亲的心也死了。所以至今我也无法弄清父亲到底有多少笔名，虽然现在有了互联网提供了查找的方便。
父亲孙源在他的回忆里关于写作有几段记录分别来自52年、56年和68年的档案。所以我大概知道父亲原名孙德鑫，上学后因为用孙源投过稿，也挺喜欢这个名字就正式改名孙源了，以后一直用这个名字。其他的几个笔名用的较多的是孙原、王益之、益之，平凡、还有阿品、王益太、朱昆、高飞、肃穆、王一之、一之、叶明、S·Y、洋客、前人......
《中学生》是开明书店于1931年创办的，编辑人员大多是中学教师，有叶圣陶、顾均正、宋云彬、付彬然等。刊物的习作栏那年征文，题目是某一天发生的事。我就将中法.学堂罢.课事情，写了一篇，寄了去，发表了，用的名字是孙源。这大大地鼓舞了我，以后，我开始写文章，寄给报纸杂志。有的采用了，有的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当时在《申报》《新闻报》发表过十几篇，都是千把字的短文，还写过一首新体诗。我那时写社会见闻的都用“阿品”，品有三个口，即多.嘴.多.舌的意思，也因为写“社会.象”多有得.罪.人之处。
1935年开始我在《大众日报》《珠江日报》《星岛日报》陆陆续续发了几篇文章，《大众日报》就把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专栏交给了我。一周一期要八九千字，开始我除了转载上海、北京各地的，其余都是自己动笔。为了表现我这栏目得到许多人支持，撰稿人不少，所以我用过王益之、益之、王益太还有很多随用随扔的笔名。
1942年离港到桂林、重庆后也写过一些文章，内容方面已不谈新文字运动，而是关于国际问题（法国、越南的）专论，以及游记、随笔，并开始发表翻译的外国小说、童话故事。也有时事评论，那都是临时起个名字，过后就忘了。其它则都用孙源或王益之、益之。做这些一方面是兴趣，一方面也是生活所迫。记得当时《新华日报》《商务日报》《东南海》《文联》《自习》《min主日报》《大公报》《大刚报》《世界知识》《中国日报》…都发表过一些。而给《南侨日报》的都是关于国内的通讯，我那时兼职该报的驻华记者，所以都署了真名。但发表时就根据需要由该报自行决定了，例如《魏.德.迈.侵.华阴.谋》，那署名我也忘了，还是后来写回忆才知道。
香港那时有张报纸“大众日报”每星期出版一个副刊宣传新文字，我即在上面写些文章，这个副刊后来知道是中山县几个小学教员搞的，他们曾来香港与我见过面，希望我支持他们。出版六七期后，他们给报馆说没有稿子要停刊。大众日报的副刊负责编辑康康召我去说，这个副刊出了那么几期就停止不大像样，要我来继续编下去，我就担承下来。这个新文字周刊每期万把字，稿源很少，差不多我一个人在那里硬撑。到后来才得到广州陈原兄弟的帮助，
“大众日报”每星期出版一个副刊，新文字周刊.....后.改名“语文”......前后三个附刊一直由我编辑。
法国通讯社（即哈瓦斯后身，现在法新社前身）......我负责编发电讯稿，法新闻处从昆明找来两个越南人收报员，听收法国新闻社消息，我即从记录中编译电讯，用法新处电头，每日发中央社转发或直接发重庆各报，间亦翻译些报刊文章消息，.....我在南京时的工作是从法国寄来的报纸刊物选择文章，译成（内部翻译或外边请人）中文发给各地报馆（以副刊文章居多），编一些小册子画刊等。.....我也以自己名义写译文章。
业余时间和利用工作之便写或译过有关国际问题、法国抵.抗小说、游记、童话、随笔杂谈等，发表在桂林的“自学”，重庆的“中学生”，成都的“民主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
新闻处的工作是翻译中文报刊以供法国参考。还出版了《戴高乐将军传》，《法兰西地n下n活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等三部书。
法译中的是法国来的消息，转发中国各报社。并办了一份双周刊《奋斗》，免费赠送有关部门和原法、比、瑞等留学生。
那时费百协同时兼任法国独立新闻社（即现法新社）记者，每周要发一两篇中国战局的新闻回去。我的工作就是协助他做这项工作，偶尔也做些法译中。
战后，戴高乐政府取代原政府在华设立大使馆，所以又多了一项任务：每周用法文写一周摘要给大使。法译中的工作也多起来，介绍法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人物、历史等等。出版了画册《今日之法国》，书《法国名人录》。举办过图片展，电影招待会，记者发布会。
由于法国是战败h国，所以我们发给各报的稿件很少被采用，处长甘默为了表现他的成绩，只要有一篇，哪怕是一段发表了，都很高兴。1947年终于凑够100篇（段），于是举行宴会请全体同仁，还向法国申请发给我一枚法教育部的棕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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