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写的何老师是我们四年级的班主任，升到五年级后，我们的班主任是否还是他呢，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但是，六年级我虽然只上了不到两个月，对班主任赵老师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赵老师是我校又一位一级教师（后来是特级教师）。现在他在北京小学语文教师中大名鼎鼎，是小学语文教育研究方面的专家（我们的音乐老师后来也是小学音乐教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有时辅导他的外孙女做语文作业，之后不给她签字，说：“我要是签了字，你们老师看了得吓一跳！”

 

赵老师教我们班之前是我姐他们班的班主任，那时才28岁。他们对他的态度是两极的：一方面承认他教学水平确实很高，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赵老师出身小煤矿主，与出身城市贫民的何老师完全不一样。何老师又黑又瘦，穿着家做的布衣裤布袜子，赵老师则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穿的常常是整洁的浅色衬衫或质料挺刮的中式对襟棉衣，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身板也挺的直直的，还时不时掏出一块怀表来看时间。他也不像何老师那样，高兴时会跟学生们“疯跑打闹”，而是永远端着老师的架子，很严肃地说着话，那双鼓鼓的近视眼就在眼镜后面闪烁着。

 

赵老师教我们时，历史的车轮已推至1965年，极左之风愈刮愈烈，文革狂潮近在眉睫。我们在接受了多年的阶级教育之后，对一切“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都十分敏感。所以，赵老师那不能与时俱进的外表和做派、那“不光彩”的出身、那不合时宜的言论（如讲到一篇写煤矿工人的课文，他说解放前他去煤矿“参观过”）等等，都足以令我们在心中将之划为“另类”。

 

与班上其他同学不同的是，我前一年就从我姐那儿听到过一些赵老师的不当言论，并向周围的同学们转播过多次。所以，赵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后，他所面对的应该是一个多少有些对立的环境。好在那时我们还小，又还没有文革的邪火拱着，还算是相安无事。

 

后来听说，文革初期，何老师带头造反，赵老师则理所当然地首当其冲。那时我们两个毕业班是运动中的急先锋，我姐她们班虽然已经毕业了，但也有人回校参加批斗会。（现在想来，赵老师应该感谢命运的安排，要不是文革前我家搬到了重庆，要不是文革初期我父亲就倒了霉，那批斗他的学生们中，很可能会多出两个干将哦！）

 

十多年前，我姐写信告诉我，说他们班找到了赵老师，从此每年都聚会一次。之前，一个在批斗会上打过赵老师，又打算“借”他的怀表玩玩儿（到底“借”走了没有？存疑）的男生跟同学说：“我哪儿有脸见赵老师啊？”于是他们几个男生先小范围地跟赵老师聚了一下，他向赵老师道了歉，然后才参加全班聚会。（写到这儿，我真恨自己从不打听细节的毛病。试想想，那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场面啊，可惜我不在现场围观！）

 

在这次聚会中，赵老师告诉我姐他们说，我们班同学也找他聚过。由于当年我们班把赵老师斗得够呛，所以他说这次聚会，使自己“一整天都处在亢奋之中”。

 

前年冬天，在崔嵬伯伯的女儿崔敏的提议下，我们院儿的几个学生跟赵老师吃了一顿饭，这是我离开小学四十多年后第一次见到赵老师。他七十多岁了，但仍然白白净净瘦瘦直直的，精神也很好，跟记忆中教我们时的样子差不多。但和记忆中不同的是，他说话特别逗，经常在聊天中插上一段乐子。

 

比如那时传言他和教自然课的王老师谈恋爱，我曾经很八卦地在放学的路上跟踪他们俩——一直跟踪到护国寺，看他们还在往前走，只好悻悻地回家。这次向赵老师提起此事，他兴致很高地回答说这事儿是真的，后来王老师在他的讲台上放了一张字条，上写“冷酷无情”四个字，跟他单方面断交。他总结道：“因为我哪儿都不去，整天在学校里呆着！”我们继续八卦地问道：“您爱人知道这段儿吗？”他还是乐呵呵地回答：“她可不知道，我从来没跟她提过！”

 

对不住，俺越扯越远了，成《聚会记》了。还是回到题目上来吧。

 

记得当年老师们最爱说的，除了提醒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中”外，就是这个比喻了——小树不修剪就越长越歪。言外之意是我们就像小树一样欠修剪。赵老师做的很多事儿都与“修剪”我们有关，所以我把这篇取名为《修剪记》。

 

赵老师作为一级教师，在教学方面特别用心。我姐曾经提到上六年级后，赵老师对他们进行的作文强化训练。那真是花了大量心血的，而且非常见效，使他们的作文水平突飞猛进。（那时的小升初考试只有两门——语文和数学。语文考试好像就是一篇作文，没有现在这么多花样。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特别赞同这种考试方式。）

 

赵老师那时要求他们每天写一篇作文，题目各种各样——囊括了考试范围中的各种题材。他后来在聚会时告诉大家说，他刚开始没经验，总是先观察几个老教师（比如班容老师，也是我校一级教师）怎么布置作文，从中学习方式方法，并且发狠说：“我就不信我干不过老教师！”

 

作文当堂做完交上来之后，他当天就详细批改出来（这一点也很重要，小学生写完作文总盼着快点儿得到老师的评价，拖久了就没心气儿了）。第二天上课，他先布置好新的作文题目让大家做，然后再一个个地把学生分别叫到讲台前，对每个人的上一篇加以细致面评（他叫的顺序是由差到好，我姐和另一个同学永远是最后被叫到的，最后她们俩都以双百分考入师大女附中）。

 

赵老师还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时钟挂在黑板上，训练他们掌握作文时间。那时不要说教室里没有钟，一般老师也没有手表，他想出的这个方法非常有用。因为他不许大家上来就写，要求必须先用十几分钟审题，想好了才动笔。所以到了时间，他就用手拨一下那个纸钟，让大家知道可以动笔了。之后他每过十五分钟拨一次钟，这样慢慢让学生们学会控制作文的时间——到什么时间应该写到什么阶段，以保证在考试时不会出问题。

 

除了教学出色，赵老师教别的也有一手。当时有一种说法，不管什么比赛，赵老师教哪个班哪个班就一定赢。事实果然如此，在六年级的花样跳绳比赛中，我们班在他的指导下成绩一路领先。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全班排队跳长绳的训练。赵老师先是挖掘了几个特别会抡绳的同学，对他们进行专门辅导，规定两个抡绳人的距离手势等等，然后再分析所有的人应该如何排队，如何选择跳进去的时机——他反复强调说：“前一个人没出去时你就得起脚！”

 

那时我们一到课间休息就出去练跳绳，然后回到教室听他详细地分析总结，之后再照着练，结果进步神速，士气也随之越涨越高。

 

我在六年级读了一个多月就去了重庆，后来同学们来信，说赵老师教的如何如何好，可惜与我无关了。现在想得起来的，是他继何老师之后，对我们进行的其他方面的严格训练。

 

首先是礼貌训练。赵老师要求我们的，不光是起立后是否站成笔直的一排，也不光是站起来的时候不发出一点儿声响，还要真正执行注目礼。也就是说所有人的眼睛一定得直直地看着他一秒钟以上，然后他鞠躬还礼后我们方可坐下。这件事他折腾了我们很久，如果达不到要求，他就会气愤地说：“岂有此理！”我们很少听过这么文绉绉的指责，一时很不适应。

 

另外，赵老师还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放置一桌一椅，他坐在那儿批改作业，要求我们一看到他就立正道：“老师好！”谁要是忘了这档子事儿，赵老师就会在厚厚的眼镜片后边瞪着他，直到他想起来了为止。我私下里认为他就是为了听“老师好”而坐在那儿的，对此有点儿不屑。

 

其次，赵老师也跟何老师一样追求整洁。除了教室环境外，他特别要求书本卷面的整洁。有一次他拿了一本崭新的课本给大家看，说那是他去年用过的书。他特自豪地说：“别人用了一年，书都卷边了，我的还像新的一样！”

 

为了让我们跟他一样整洁起来，他规定做功课或听写时都必须想好再写，绝对不许边写边改，一定要等到检查时再改，这是为了培养我们一步到位的书写习惯。为此他也展示了几本被涂改得乱七八糟的作业给我们看，还特别指出即使要改也不许把错误之处涂成黑疙瘩，只需划一道斜线即可。

 

这个习惯我不自觉地保持了很久。上大学第一次考试之后，我班老师向其他同学感慨说，我的试卷“语言又简练，卷面又干净，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我直到这时才知道，原来卷面整洁也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点。

 

赵老师还致力于跟我们粗心大意的坏习惯作斗争。他想出一招：让我们抄写一篇课文，要求不许出现一个错别字，包括标点符号（当时的评卷标准是两个错别字扣一分，像男四中、师大女附中这样的学校都只有双百分才进得去）。他宣称，只要错了一处就必须回家再抄写一遍，直到完全没错了为止。

 

我从小最大的毛病就是粗心大意，每学期期末老师的评语上一定有这句话（我刚上一年级一个月，就丢失了三个书包，把我妈气得不肯再给我做新书包），所以赵老师的宣战对我来说真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但是最后偃旗息鼓的却是他。因为抄写第一遍时，全班有十几个同学不合格，第二天降为六七个，第三天就只剩下两三个了。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天被挑出一个错，明天把它改了，却出现了另一个错，后天再出现新的错……最后也没能拿出一篇完全没抄错的课文。赵老师刚开始还信誓旦旦地声称一定要确保全班过关，后来实在受不了我了，只好悄悄收兵。（我自己也很奇怪，明明已经非常非常注意了，怎么还是会出错呢？）

 

后来听我姐说，赵老师对错别字的铲除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他曾经让他们每个学期做一个勘误表，把这个学期全部作业作文中的错别字列出来，旁边写上正确的，让他们每天读一次；他还常常搞整本教材的全面听写，其目的也是消灭错别字。

 

现在想来，赵老师做的这一切都很有意义，不是说细节决定一切吗？我到重庆后，对人民小学的混乱和不重细节非常非常不满，那是因为对比实在是太强烈了！

 

最后要提到的是，赵老师对我有过一次特别的关照。

 

六年级开学不久，班上选举参加国庆节去天安门广场的同学，选到我时，有个男生以我经常生病请假为由提出反对。赵老师告诉大家，我快要离开北京了，应该把这个机会给我。我那时坐在第二排，后面的男生听了老师的话后，就纷纷议论说：“哭了！她哭了！”我转过头去反唇相讥：“谁哭了？我早就想离开这破集体了！”弄得赵老师哭笑不得地看着我问：“是吗？真的吗?”我嘴硬道：“当然是真的了！”

 

这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我当选。现在想想还真是应该感谢赵老师，使我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前年我参加了北京的小学同学聚会，听几个男同学说，他们当年从北大荒回来，发现赵老师还没结婚，还热衷于给赵老师介绍女朋友呢！（赵老师现在家庭很美满，虽然他四十多岁才成家。）说起大家现在的状况，发现我们班不少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所成就。探讨其原因，大家一致认为，小学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啊，对我们这些基本上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小学的老师、小学的生活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真是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