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斋随笔》连载之四·

文房碎语

中国人自古重视文化，但真正掌握文化的人并不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民谚一直流行了几千年，很明显，如果那时候读书像现在这样普及，这句民谚兴许早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中国长期以来的农耕经济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供得给子孙读书的家庭并不多；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又总是牢牢把握着文化的命脉，推行“学而优则仕”的干部路线，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这就形成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式——非读书无以做官。而在千百万的读书人当中，真正能考取做官资格的人更是微乎其微了。

但是，那时候，即是读了书当不成官的读书人，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们即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也属于受人尊重的人。为什么？人家识字解文啊！老百姓过年写对联是不是得求这种人呀？平日里，给身在外地的亲人写封信，是不是也得求这种人啊？

如果，这种人再能写诗做文章，那就更加了不得了。老百姓往往把写诗做文章看成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碰到什么难办的事，就跟诗和文章做比较——“这是三篇文章两首诗吗？”——意思是“除了写诗做文章，世上无难事。”

在老百姓看来，写诗做文章的人不简单，甚至近乎神了。有个“梦笔生花”的典故，说：“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李白是个大诗人，为什么能作出那么多好诗啊？就是因为不知那方神仙，给梦中的李白使用的笔上生出花来，李白才有了“斗酒诗百篇”的奇才。李白的诗才，是神力所为，非常人之力。不信吗？再看另一个“江淹梦笔”的典故：“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南史·江淹传》）江淹为什么才尽了？为什么再写诗就没有先前绝美的诗句了？就因为神人在他的梦中把以前送他的“五色笔”收回去了。还有，《晋书·王珣传》上说：“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王珣是东晋的才子不假，但只是个官职并不太大的中军长史，孝武帝驾崩，要写哀册、讣告、谥议等重要文告，这种殊荣，在显贵如林的官场，大手笔有的是，怎么会轮到王珣呢？还不是神仙暗中扶持，赐赠“如椽大笔”的缘故吗？

老百姓视读书人是“喝过墨水”的人，称学问大的读书人为“一肚子墨水”。中国人的生理解剖存在误区，总以为肚子是盛知识和学问的地方。有个“郝隆晒书”的典故就很可笑。南朝刘义庆写的《世说新语·排调》里说：“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郝隆是西晋大司马恒温手下的参军，因家乡属于南方蛮夷之地，故称“南蛮参军”，这人博学多识，善于应对，又好开玩笑。晚年回到家乡隐居，过着清贫生活。一年七月七日，当地有曝晒衣物的习惯。郝隆见邻家富户晒出若干贵重的皮毛、锦缎服装，便搬出一张躺椅放在门前，解衣袒胸露腹，任烈日曝晒，邻居问他，他傲然回答“我晒书。”

看来这是个笑话，其实，读书之人要有真才实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往今来，先哲圣贤、仁人志士留下许许多多刻苦治学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便是著名的“韦编三绝”的故事：韦，熟牛皮；韦编，就是古代用竹简写成再用牛皮绳编联起来的书。孔子晚年还孜孜不倦地读书，竟然把他看的《周易》等书翻断了好几次牛皮绳。圣人都如此勤奋读书，常人不是更当如此吗？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要学有所成，首先得有志于学，反之就会“遇师则不中，用心则不专，好之则不深，就业则不疾，辩论则不审，教人则不精”。正如诸葛亮所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从不知到知，就得读书学习。还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即在学习中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总之，知识和才华不是神给的，还是学来的，故，“成身莫大于学”也。

2010年2月19日夜  写于三余斋

（转自：陈传瑜《三余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