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宋江行刑”情节的

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水浒>百问》之六五）

宋江酒后题反诗，惹来杀身之祸。我们前面讲了，宋江写的诗不一定就是反诗，可那只是笔者的看法，黄文炳和蔡九知府可不那么认为。尤其是黄文炳，一口咬定是反诗，并拿出了所谓证据“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家木”为宋；“水工”为江；“三十六”可能指三十六天罡，或是宋江三十六岁这年造反，这一点黄文炳没有猜测完全；“播乱在山东”黄文炳认为是指宋江的老家山东，其实指梁山更贴切，只不过当时梁山未成气候，还没有完全纳入官府视野。有了墙上的反诗和所谓的这些舆论证据，宋江反诗一案如板上钉钉。

宋江题反诗一案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还是有区别的，“文字狱”大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宋江反诗一案则不同，“血染浔阳江口”、“敢笑黄巢不丈夫”等句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蔡九知府按大宋律法判宋江死刑，应该说很正常、很合乎情理，黄文炳的举报也很及时、很合乎情理。有人题反诗，要谋反，我把他举报给官府，有错吗？没有错，并且在历朝历代都不能算错。黄文炳的举报，蔡九知府的审判，一切都很合法，大家都在依大宋律法办事。然而宋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罪犯，他与梁山黑帮及江州地方黑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蔡九知府要处死宋江，直接触犯了这两大“黑势力”的利益，于是一场血腥撕杀不可避免地在江州展开……

从宋江题反诗到宋江被押上刑场处斩，这段时间里作者施耐庵安排了一些列小插曲，如宋江装疯、吴用写假信、戴宗传假信、兼萧让和金大坚上梁山、假信被识破、黄孔目拖延时日等等。这些插曲使故事更加复杂，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忽而山穷水尽，忽而又峰回路转，情节的离奇变化吊足了读者胃口。

写到宋江、戴宗上刑场一节，作者又运用了大量笔墨，一写打扫法场，二写在犯人头上刷胶水、插纸花，又写宋江跌脚、戴宗叹气，再写刽子手叫起恶来、二犯人押到行刑路口……每一次描写，形势便危机一分，使读者为宋江的命运担足了心，作者每描写一处，读者的心便随着收紧一分。好不容易熬到梁山好汉劫法场了，作者依旧按部就班制造悬念，先是一伙弄蛇的，又有一伙使枪棒卖药的，接着又一伙挑担的、一伙推车的，东西南北闯进法场，关键时刻行其关键之事。读者读到此处方才为宋江的命运放下心来，继而又禁不住为作者巧妙又井然有序的安排拍案叫绝。

金圣叹《批水浒》批到本回时，对“宋江行刑”一段批道：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直至两三页后，只是一个惊吓。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乐太过也。

要不说《水浒》是名著呢，什么著作才可称之为名著？我们说名著不仅要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还要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情节不吸引人眼球，怎么能让读者读下去，情节的巧妙安排，就是在给读者一再读下去的动力。除以上之外，名著一般还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方说宋江上刑场一节，行刑前在头上刷胶水、插纸花，吃长休饭、喝永别酒……于是我们知道了，古代犯人斩头时还要走这些“手续”。再比如宋江装疯一节，我们了解到在古代疯子也是不必负法律责任的。史学家有很多问题其实就是通过各种文学作品找到答案或依据的。要不怎么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呢，在他的诗歌中描写了很多唐朝中后期发生的大事件，通过作品中的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到几百年甚至数千年前的一些事了。这就是名著，名著带给我们的享受是全方位的，有时名著读多了，读深了，我们在写作中还会不知不觉流露出名著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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