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发展历程(非作者之手)
(2014-01-20 15: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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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散文演变的历程来看,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鼎盛时期。正如明代文学家宋濂所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代散文数量繁富,佳作纷呈,风格流派众多。同时在散文理论和体式上也多有开拓,
宋代散文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南渡前后、南宋中兴和南宋末年。
自高宗绍兴末年至理宗端平年间,是南宋散文创作的繁荣期,宋代散文进入了第四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事功派、理学派、永嘉派、道学辞章派等诸多散文流派交相辉映的局面。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为代表,后者以朱熹等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在作品中,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因此也加强了诗文中的议论成分。但是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
1.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把宋初诗风归为三体,颇为准确。 “白体”是指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其中,王禹偁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杜甫和白居易诗歌的写实传统,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清代吴之振称其诗“独开有宋风气”,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主要继承了前人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较著名的有林逋和寇准。“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主要以杨亿为代表,他们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来彼此唱和应酬,使得这种风气流行起来。但作品题材较狭窄,内容较单薄,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
2、宋中期诗歌的全面繁荣:是宋代诗歌的重心之所在。欧阳修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而梅尧臣更加明确地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并反对“有作皆言空”的不良诗风。欧、梅等人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阳修的诗歌中主要体现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或者抒发个人的情怀,如《食糟民》。其次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如《再和明妃曲》。
`33北宋后期的诗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黄庭坚论诗,强调推陈出新,要求诗人志向高远,勇于创新,有自成一家、压倒前人的气势。他一再声称“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矢志于诗歌创作中的“独辟门户”。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如果以唐诗为参照标准,那么,“山谷体”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代表了宋诗的艺术特征。
`四.南宋诗的发展
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靖康之变”已在宋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耻辱的记忆。诗人们逐渐使诗歌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体现了民族的呼声,南宋诗的发展,一般以永嘉四灵的出现为界,前期以、杨万里、陆游为代表,他们的诗基本上还是与苏轼、黄庭坚一脉相承,可以说仍是对宋诗传统的发展。后期以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代表,成就不大。
宋词发展三阶段 词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道、欧阳修等人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张先、晏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而已。
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柳永作为第一位变革者。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而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除这二者之外,后来的秦观、赵令等人也为宋词的发展增添了姿态。
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南宋词体的蜕变 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波及词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