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秩臣公·一石谷子·一担谷子

洪砾漠

有人问我：我们现在讨论一石谷子与一担谷子的关系有

什么意义？

    我回答：为了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旧时代的一石谷子

不等于一担谷子，大概相当于2担谷子。一石

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1升谷物重约2

斤。一担谷子重约100斤。

致蒋祖林(2018年7月2日)

蒋祖林老师：

    您和夫人李灵源老师近来身体好吧？我又忍不住手，要给您写信，起因于阅读了您刊发在今年第1期《丁玲研究》上的《丁玲近祖考》，觉得有话要说。

    6月5日下午，我收到中国丁玲研究会秘书处从湖南常德寄来的今年第1期《丁玲研究》，见目录页的《历史沉钩》栏目有您的文章《丁玲近祖考》，下决心要挤时间看看。收到杂志《丁玲研究》后的两三天之内，我粗略看过您这篇文章，觉得有一些错漏处。昨天早晨和上午，我因为天空在下小到中阵雨，不必去建筑工地做工，就静下心来细细地重新阅读《丁玲近祖考》。

    我一面阅读，一面查找您在文章中谈到并多次摘引过段落的您母亲丁玲1980年底在厦门鼓浪屿疗养时写作的回忆作品《遥远的故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至1984年9月出版的《丁玲文集》第1卷至第6卷没有收入《遥远的故事》(实际只有第1章《根》)；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次印《丁玲全集》第10卷收录了您母亲写的这作品。您母亲1983年3月11日在云南省个旧市《个旧文艺》编辑部主办的文学讲习会上的讲话的整理稿的题目也是《根》，这篇的内容与您在《丁玲近祖考》一文中摘引过若干段文字的《根》的内容不相同。巴金先生生前也写过一些同题目而内容与体裁不尽相同的作品，如《沉落》，既是一篇以周作人为愿型而写的短篇小说的题目，又是一篇答复沈从文的散文的题目……

    《丁玲研究》今年第1期第84页：您的文章摘录自1948年印行的《蒋氏宗谱》中的蒋徵瑞的生平资料中的“光绪六年(1880年)更辰八月十五日”，此句中的“更辰”应改为“庚辰”。紧接着的句子“葬九龙庵王家河更山甲向有碑志华表”，其中的“更山”应改为“庚山”。

    您在《丁玲近祖考》一文中抄录了《秩臣公传》，其中有“予爱其书法乃劲”句，其中的“乃劲”应改为“遒劲”。去年(2017年)12月18日上午，我在湖南省临澧县档案馆查阅1948年安福蒋氏族人印行的《蒋氏宗谱》18卷本，并没有查到《秩臣公传》。现在，我从您的文章中读到《秩臣公传》，觉得丁玲祖父蒋定礼(号秩臣)的人生经历与我家族的余子存的人生经历极其相似。

    蒋定礼(1844-1879)与余子存(1844-1911)都是读书入仕途的人，都经历了战乱(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朝官兵以及地方团练之间的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灾乱)，都因为在朝廷没有政治背景而被朝廷派到边远地区贵州省做过地方官员。蒋定礼的结局与余子存(余淑性，号觉园)的结局又不同：蒋定礼在清光绪五年病逝于贵州的官寓(衙署)；余子存后来回武汉主讲晴川书院、芍庭书院，再后来参与《湖北通志》编辑工作，1909年后当选为湖北谘议局议员，暗中保护族弟余简斋(余诚1884-1910)等余氏族人(青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武昌租房屋住；1911年10月革命军起事后，他躲在租房内的桌案下犹抱着他苦心收藏了好多年的一件宝贝——号称“东坡砚”的墨砚，惊恐万状，恐惧致疾病而死了，榇棺还里安葬。因此，我阅读您文章中的《秩臣公传》，觉得蒋定礼的人生经历与我同族祖父余子存的经历极其相似。我对于蒋定礼这样的读书人抱着一种敬畏心理，因为他们没有染上吸鸦片(大烟)的恶习，终究尽了旧时代的读书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如果将蒋定礼与曾国藩、李鸿章(1823年-1901年)、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等人的人生经历作一番对比研究，也许还会有新的心得。

蒋祖林老师!恕我真言，您在《丁玲近祖考》一文中引录的您母亲丁玲作品《遥远的故事》第一章《根》的文字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本《丁玲全集》第10卷第256页-第262页刊载的《遥远的故事》文字有若干处不一样，而且丁玲原文最后一段的文字顺序也不相同。我猜测您写《丁玲近祖考》时参阅了您母亲留下来的原文手稿。《丁玲全集》第10卷第261页顺数第8行中的“祖荣”显然是“祖茔”之误。

丁玲原文中有一段如下：

据我母亲说，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指蒋保黔——砾漠注)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石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我母亲为了替他还账，索性一古脑儿，连地里的青苗都抵出去了，除了为逐年修缮，供奉祖茔之用，留下一石多点田外，都全部卖光。

您在引录上述这段文字时将“四五十石田”改作“四五十担田”，将“十来石(田)”改作“十来担(田)”，将“一石多点田”改作“一担多点田”，您可能是为了字面上通俗易懂，但是您没有想到原文意义已经丢掉了很多。

我在自己写的田野档案文章《丁玲家乡的方言》一文中谈到旧时代的土地面积单位“石”(方言音为“担”)。旧制以土地的产量为衡量水田的单位，一石田就是指常年可以生产一石稻谷那么多的水稻田。石本来是容量单位，却转变成了土地的面积单位。容量单位的一石等于10斗；一斗等于10升；1升相当于2斤(重量)。旧制的杆秤是16两制(16两等于1斤)，与新制10两制有区别。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山村(茅屋垸)，我家的邻居王水英四嫂家里有两杆秤，一是旧秤(16两制)，一是新秤(10两制)，旧秤的一斤物品(重量)比新秤一斤物品(重量)多一些。

祖林老师!您在《丁玲近祖考》一文倒数第5自然段中说：

自五岁离开后，1923年春天，丁玲十九岁时方才跟随她母亲回过一次临澧，一是为她父亲扫墓，二是为她出外读书向蒋家祠堂申请资助(凡蒋家子弟出外读书都予资助，每年可资助二十担谷子，可合四十元)和向她的伯父要两百吊钱欠款(那时可折合七八十元，还要加上十四年的利息)。可是，祠堂不资助女的，而债也要不回来，(伯父)赖着不还。丁玲的母亲一生气，当众把借据撕了，说：“这钱本是姓蒋(的)，我就不要你们蒋家的钱了，看我们会不会饿死？!”

上述这段文字中的二十担谷子的说法似乎要改为“二十石谷子”。旧时代的祠堂属于封建家族宗法社会的管理机构的一部分，每年有固定的地租收入(包括粮食或折合粮食数量的钱款)。祠堂管辖的粮仓似乎以木斗(容器)收地租，以杆秤称谷物(装入箩筐)付出，因此可以说从祠堂领取若干担谷物(稻谷)。每担稻谷大约100斤重吧。舒乙(老舍儿子)老师在新浪网上的博客，我不常看；偶尔看看；我曾经看过他的一篇博文，他认为中国人近代以来向“西洋”(西方)拿来(学习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可是中国人将自己传统的东西(如马车、地方戏、算盘、古典著作等等)丢失了太多太多……我小时候，我的父母辈交谈时，常常说某块水稻田有多少石(音担) 谷子或多少斗谷子的面积，从来不说某块水稻田有多少亩面积……

祖林老师!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1版1次印《丁玲传》第047页写道：“蒋家有祠堂，每年都收很多谷子很多钱。凡是蒋家的子弟，到省城去读书的，祠堂每年可以补助十石谷子；凡是出省的，像丁玲(应写作蒋冰之——砾漠注)这样去上海读书的，每年可以补助二十石谷子，大概合四十元钱，于是丁玲和她母亲向祠堂管事的伯父提出来，请求补助。她们先后在几个爷爷家里住过，表面上都招待得很好，还把丁玲的伯母姑母都请了来，说丁玲是蒋家的姑娘，大了有出息啊，称赞不已，面子上做得很好，亲热得很哪!但是，祠堂不补助女的……”您在这里将补助费二十石谷子没有写作二十担谷子，我认为比较合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不过，吴组缃写过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写的是农民群众因饥馑将祠堂库存的上千担粮食(稻谷)哄抢了。我猜测祠堂库存粮食原来以“石”(音担)为计量单位，时代慢慢变了(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统计库存稻谷的计量单位由“石”(音担)改为“担”了。

祖林老师!您在一些著作(书)和文章中一再说：蒋保黔(丁玲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归国回乡后，曾经在车家堰祖茔旁边建造了数间以玻璃板为门扇和窗扇的比较敞阳的住房，还没有完工，他就病殁了。我阅读过您母亲丁玲1932年-1933年写作的长篇小说《母亲》(现存文本仅4个部分，未完成全部文本)，发现《母亲》中描述的灵灵溪和灵灵坳等山村的自然环境与2015年2月至3月间我第一次到访过的临澧县黑胡子冲的自然环境非常相似。《母亲》小说中也写到不菡(原型即蒋冰之)的父亲生前主持建造而没有完工的新式住宅；我猜测丁玲原来写小说《母亲》时将车家堰的新式住宅“移”到了黑胡子冲，即小说中的灵灵溪和灵灵坳可能是小说作者将车家堰蒋定礼等茔地旁边的自然环境和屋宇与黑胡子冲的自然环境和屋宇进行了巧妙地组合，将两地揉合为一个地点的虚构的山村。

2017年3月23日(农历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和下午，我特意到临澧县修梅镇外的林伯渠故居参观。参观后，我乘坐一个骑车送客的中年男人陈道忠骑的摩托车从林老故居去黑胡子冲，途经车家堰村，就想起丁玲的两个堂弟的话：车家堰蒋保黔等人的墓已经不存在，蒋保黔的妹妹蒋××嫁到婆家后也没有后人……

我对于丁玲两个堂弟蒋宗申和蒋宗棣(宗吉)的上述说法仍持怀疑态度，猜测蒋定礼及其夫人史氏、蒋保黔等人的坟墓及碑刻也许还存在车家堰的荒山野岭，只是人们不关注、不关心这些坟墓罢了……

我希望您们支持中共临澧县委：将余曼贞(即丁玲母亲)的遗骸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迁回黑胡子冲安葬(如果余曼贞遗骸仍保存在万安公墓内的话)。

祝您和李灵源老师健康长寿!

                                洪砾漠

2018年7月2日(多云)晨7时-中午12时，

起草于芬尼根新斋附近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