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慰安妇”角度看“贞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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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慰安妇”角度看“贞贞”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女主人公的文化心理结构剖析
洪砾漠
慰安妇问题是当今日本一些政界“右翼”人士的重大心病。可以说,他们闻“慰”色变,欲掩盖历史真相,又不知如何掩盖为好。日本近年来的若干掩盖历史真相活动,如修改中小学教科书(课本),实际上在模糊历史真实情况。
崔琦先生在《在性别与民族国家之外——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中,将丁玲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女主人公刘贞贞置放在广阔的日本军队侵略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估量、评判,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来认识女性与战争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丁玲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以其小说家和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小说虚构的方式在“正史”之外,巧妙地为我们留下了另一段真实的历史。①
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是崔琦先生虽然在他的文章中援引了韩籍美国学者、人类学家Sarah Soh 教授、日本社会学者和女性学研究专家上野千鹤子等人近二十年来有关“慰安妇”历史的研究成果,一再提到满州里“慰安营”,却没有具体分析《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日本兵营与满洲里“慰安营”的异同,也没有具体分析小说女主人公刘贞贞的文化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只做了笼统的理论阐述,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应该在陕甘宁边区与山西日伪军占领区之间的交界地区。丁玲所写的日本兵营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集团军队的“慰安营”,而是日伪军的小股部队的兵营。贞贞栖身的住所(房间)姑且可以称作为“慰安营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满洲里的慰安营有显著的区别。贞贞充当慰安妇和女间谍的时间大约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比满洲里“慰安营”里的慰安妇的生活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要短一些。因此,贞贞的个案与Sarah
崔琦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强调“霞村”是丁玲虚构的人物活动空间,却只字未提《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日本兵营的虚实问题。其实,丁玲在小说中写到的日本兵营也属于虚构的,不像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对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下属的监狱的环境描写那么真切而细致。丁玲在1940年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当时战争环境和客观条件限制了她对全中国以及亚洲范围内的“慰安妇”和“慰安营”的真实状况的了解,不可能获得Sarah Soh教授数十年后通过调查和采访得来的那么多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丁玲对于日本兵营的状况只能虚拟,并且将日本兵营与她4年前生活过的南京苜蓿园做过比拟性质的推测。
再来具体分析丁玲笔下的小说人物刘贞贞。贞贞原来是一对农村夫妇的独养女儿,至多算得上小家碧玉。尽管“霞村”里有天主教堂,但是“霞村”有村级小学,有私塾吗?贞贞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上学读过书吗?也就是说,贞贞认识多少汉字,懂数学吗?贞贞具有小学学历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吗?贞贞是山村里的一个农家少女,即使有机会上学读书,充其量有过小学学历而已。 贞贞被日本兵捉去后,因为她聪明好学,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会了日本话。这是丁玲在小说中明白说出来的事情。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贞贞原有的天资限制了她的文化知识增长能力,她在日本兵营中学习和熟悉的日本语言大概只能是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她也可能认识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日本文字。因此,贞贞在充当慰安妇和女间谍的时间里,只能是最低级别的那一种,只能获得小股日伪军的情报。同时,日本部队的官兵绝对不是傻瓜,一旦在一次两次战斗中失败,必然要追查情报泄露出去的原因,就有可能怀疑到贞贞身上。贞贞的活动能力比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的慰安妇兼女特务招弟的活动能力小得多。招弟生活在大城市北平里,文化知识水平和文化心理结构远远胜过丁玲笔下的贞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炳月先生在2005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上发表《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认为贞贞是一个慰安妇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关键是贞贞这个慰安妇及其生活过的日本兵营与日本关东军等大集团军的慰安妇和慰安营有着巨大的差别,千万不能将所有的慰安妇和慰安营等同看待。
总之,丁玲1940年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时,未必对于满州里“慰安营”里的女同胞的生活有过真切的了解。她写小说的目的,一是为贞贞那一类的中国农村妇女鸣不平;二是站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传统立场上批判中国农村社会残存的封建主义道德思想观念;三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转移到小说人物贞贞的身上。小说带有丁玲思想自传或者精神自传色彩。丁玲与贞贞有一定的思想对应关系,小说中的日本兵营与丁玲1933—1936年在南京苜蓿园等地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影射关系。
注释:①崔琦:《在性别与民族之外——重读 〈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研究》2016年第2期(总第38期)第35页
2016年10月28日(阴天)上午9时—11时40分起草于芬尼根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