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仰徐中玉 缅怀唐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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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今天,翻检陋室里的成堆的旧书刊和报纸,发现2013年11月7日《文学报》第6版《关注》栏目载记者何晶访问文章《徐中玉;人生百年,淡然悠远》,第7版《综合》栏目刊载记者傅小平《上海纪念唐弢先生百年诞辰:不只是〈琐忆〉……》。
徐中玉是我非常景仰的作家。我知道他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人们说华东师大是上海文坛的半壁江山。此说与徐中玉、陈子善等人在华东师大任教有重大干系。
唐弢生前是专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又是藏书家、作家,也是我非常景仰的人。我原来在高中读书阶段,读过高中《语文》中的课文《琐忆》(即唐弢的散文),至今留有鲜明的印象。我非常喜欢阅读黄裳、唐弢写的书话作品。
因此,我将何晶的文中和傅小平的文章集在一起,立此存照,好好收藏起来。将来可以温故知新。
洪砾漠
人生百年 淡然悠远
徐中玉先生99岁了。
坐在陈旧书桌前的老人,安静、平和,秋日上午和暖的阳光里,周身布着一层淡淡光晕。近百年的历史变幻和尘世喧嚣在他身上仿佛都被消融,只有那双带着淡然笑意的眼睛里,埋藏着岁月留给他的秘密。
徐中玉一直寓居在上海华师大二村一幢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公房里。房间格外老旧简朴,9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有少量旧家具,“占据”其余空间的则是他的五万多册藏书。“去看看我的书吧”,老人说着站起身,带着记者一一参观他的几个藏书间:走廊里摆放着一长排书架,勉强能容一人通行; 四个房间现在都成了书房,窗台上、沙发上、空着的床上、橱柜顶上、门背后都是成捆的书;甚至衣橱里,也放着成箱的书;就连保姆阿姨的房间也被书籍占领。打开衣柜的门,记者看到一扎扎泛黄的剪报,最上面的一扎是老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文章。
“我有这么多的书要看,哪有时间玩呀?”徐中玉看着这些宝贝书籍,珍爱之心溢于言表。五万多册书,除了摆放在书橱里的能看出大概的分门别类,其余的都显得杂乱无章、随意无序,整理它们成了一个难题。但对老人来说,每天拄着拐杖在每个藏书间里“巡视”,就是在心里为它们整理秩序。书堆里还有很多是徐中玉自己文章的剪报,老人一直想将其整理出来,“我的这些东西要整理出来,能补充很多呢”。
他说的“补充”是指对6卷本《徐中玉文集》的补充,他卧室的窗台上就放着一套。这套文集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今年7月刚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窗台上还有一本新书,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年新出的《大学语文》,是其作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修订后的第二版。《大学语文》占据了徐中玉教育生涯中的重要地位,他卧室的书橱上有一摞不同版本的几十册《大学语文》教材,这是他最近正在看、正要改的书。“我们出的四五种大学语文教材,都还在修订中”,作为主编,徐中玉不提成就,而是一再重复地说,“还是可以(弄得)更好”。
上月初,徐中玉表示要捐献自己的稿费积蓄100万元,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设立助学扶贫基金。老人说,这100万元怎么用他不管,还得中文系决定,但他强调:“这笔钱不是资助一个人的,是一批学生。”阿姨在一旁说:“他吃饭穿衣都不讲究,这些钱都是他省下来的。”老人不喝酒、不吸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日常生活非常简朴。与记者聊天时,他手边放着一个保温杯,不时用吸管喝一口白开水,没有茶叶。
徐中玉的生日在大年初二,再过几个月他就虚岁一百了。11月8日,上海作协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将为他举办一场百岁华诞庆祝活动,数百位学者将与会。届时在召开学术研讨会外,还将举行“中玉教育基金”的捐赠仪式。提及这个话题,老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在中文系办”,之后便沉默不语。人生百年的际遇体悟,他心中自珍。
这两年,徐中玉的听力、记忆力和表达能力都有所衰退,记者与他聊天时,需要慢慢地一字一句大声说清楚,老人才听得清,回答也很简短,并且一再重复。阿姨说:“他心里都明白,就是有时候说不出来。”或许因此隔绝了外界的喧扰,将近百岁,徐中玉的生活越发简单。阿姨说,老人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就开始在每个房间里找寻自己要看的书。近来剪报成了老人生活的重心,每天他花费好几个小时阅读报纸和学术期刊、各校学报,看到好文章,有兴趣的就剪下来,旁边用红笔做上标记和批注。“我每天也不出去,剪报可以跟外面有个交流”,徐中玉说,看累了,就在床上躺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去附近的长风公园散散步,走上半圈。
徐中玉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儿孙们来看望他,知名学者的光环之下,他也是一个希望享受天伦之乐的平常老人。“我现在是四世同堂”,老人自豪地对记者说,“最小的是我的重孙子,星期天他妈妈带他来看我”。老人的女儿在上海,两个儿子在美国,儿女们继承了老人的事业,都从事教师行业。女儿退休前是上海仙霞高中的生物老师,一个儿子在美国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老人说,“过一段时间儿子就要回来了”,每隔三个月,老人的儿子就会回来待一段时间,陪陪老父亲。
徐中玉卧室三门橱的橱顶上排着一排药瓶,看起来依旧精神矍铄的他身体也有了些小毛病,但他不以为意,“我身体还不错”。即将迎来百岁,他惦念的还是做学问。他曾说,学术研究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和坚持不懈。虽然现在已经不写文章了,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坚持不懈的品质他却一直保留着。他经常说自己忙,忙着关心学术界的新进展,忙着在人生的晚年多做一些,“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每天的阅读、剪报、整理书籍,就是老人在学术这方天地里最后的坚持。
与老人聊天时,一只大白猫在他的脚边蜷着,这是徐中玉夫人去世时孙女送给他的,已经陪伴他10个年头。老人不时用拐杖逗弄着它,一人一猫,怡然自得。人生百年,在这座与他共同老去的老宅里,徐中玉淡然自在,宁静悠远。(以上为何晶的文章)
(以下为傅小平的文章)
上海纪念唐弢先生百年诞辰
11月3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的“唐弢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多位专家重温了这段往事。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文章,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不断更换笔名。唐弢也偶尔在这副刊上发表文章,被当做鲁迅的杂文而受到围攻。有一次《申报》编辑黎烈文请客,席间有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唐弢则是最年轻的客人。鲁迅跟他开玩笑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唐弢的写作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早期热衷于写杂文,毕生都钟爱杂文这个文体,也为这一文体在鲁迅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做出探索。他的杂文写作继承了鲁迅的韧战、搏斗、反虚伪的精神。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有鲁迅的风骨,又有自己的特色。“读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杂文,有些文章有些话至今力透纸背。”
作为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唐弢也为鲁迅写下了大量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文章,且为编辑鲁迅的著作倾尽全力。他也曾想写完最后定名为 《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的鲁迅传记。遗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临终前,也只写出了占全书计划的1/3的10万字。
鲁迅研究之外,唐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更是在史料、史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61年,他与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应该依据出版或是早期的印本,防止以讹传讹。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史写作中的“以论代史”的主流意见中,他却主张要“论从史出”,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
他的弟子、学者汪晖回忆道,谈到用“春秋”笔法时,唐弢曾引用巴尔扎克的说法,“写小说像在数学上只摆方程式”。“他用方程式的比喻,不是说文学史研究有一个普遍的公式,恰恰相反,他主张文学史研究的多样化,而反对单一模式的文学史写作。他的意思是文学研究中的批评‘应该旗帜鲜明,而措辞婉转’,给读者留下独立判断的空间。”
在汪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余温和脉搏正通过唐弢的文字而流布与跳动,他的一些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性。“先生曾指出:‘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好的文学史研究是能够发现新的作家、作品,发现经典作品中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内涵的作品。因此,即便是政治上处于对立面的作家,如果作品好,有艺术价值,也需要在文学史中得到恰当的分析。另一方面,文学史研究并不只是作家作品论,它同时需要关照政治的、思想的和运动的脉络。所以,文学史研究不同于当代文学批评,它包含更多的历史成分。也因为此,他倡导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
唐弢一生丰富的藏书,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研究现代文学而准备的。巴金先生曾这样评价唐弢的藏书:“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收购、保存至今的藏书绝大部分为现代文学书籍,其中不乏价值奇高的初版本和毛边本。唐弢去世后,他的夫人沈絜云及其子女慷慨地将他的藏书完整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为此特别建立了“唐弢文库”。经过科学分类、鉴定、编目,共计有藏品4.3万件:杂志1.67万件、图书2.63万件,其中一级品141种。
事实上,唐弢确是“爱书成痴,每到一地先去书店”。坊间至今依然流传有不少有关他淘书买书爱书的故事。他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福春说,唐弢与书的缘分,在他的200多篇书话里得到了延续。自上世纪40年代起,唐弢以“晦庵书话”的写作闻名于世,融史料的缜密考证和史家的真知灼见于一体,被誉为“现代书话之父”。在他看来,唐弢一生最有成就的是书话。“虽然先生不赞同这个观点。但只有书话最好地融合了他作为文学史家、藏书家与散文家的全部特点,也融合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