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与《辛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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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与《辛亥日志》
洪砾漠
辛亥年线索之庞杂,矛盾之纷繁,无疑使写作(辛亥年的历史)具有难度。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出哪一年像这个年份那样,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纠集了那么多的转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在这三百多个日夜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们在一百年后讲述它时,依旧不得要领。
——祝勇2011年7月为《辛亥年》一书写的《自序》
2011年12月21日,我收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寄给我的一本厚重的书——冯天瑜、张笃勤合著《辛亥首义史》。这本书是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版,同年5月2次印刷的,定价98元。我浏览这本记述辛亥革命历史的书后,深深佩服冯天瑜和张笃勤的见解: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并进一步推翻清王朝的原因是武汉城市合力的结果(即城市合力论)。这比较合理地回答了为什么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并且没有像辛亥年广州黄花岗起义那样流产的重大历史问题。
自2011年至今,我在多个书店见到过(包括随手翻看过)的有关辛亥年的新书可以说很多。最近,我在太仓市新华书店(凤凰太仓书城)见到梅新林、俞樟华合著《辛亥日志》,觉得这本书颇有特色。我觉得《辛亥日志》和我手中藏书《辛亥年》有若干特点相似。
《辛亥年》是祝勇著述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8月北京1版1次印,定价35元,字数48.1万字,图143幅。关于祝勇,简历如下:
祝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第十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2006-2007年,任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驻校作家。祝勇坚持以现代视角重述和阐释历史,已出版著作40余种,主要有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西藏:远方的上方》、《纸天堂》;“文革学”研究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我爱你,中国》、《辛亥》等大型电视纪录片总撰稿、《西藏往事》主持人。
《辛亥年》版权页上注明这本书的性质是关于辛亥革命的通俗读物。我粗略阅读过后,觉得这本书是历史性散文集,以散文的笔法和辛亥年自始至终的时间为顺序,叙述了辛亥年发生了的主要历史事件。全书共分十章:①末世;②冬眠;③春雪;④标靶;⑤车站;⑥风向;⑦船票;⑧血海;⑨背影;⑩广场(辛亥年最后一天,京城的天安门广场对外开放,昔日天子脚下的臣民,第一次以公民的身份走上天安门城楼赏景;庆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大字标语悬挂在天安门上)。
我看过不少记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却从来不知道辛亥年伊始,一场从哈尔滨蔓延过来的鼠疫正在京师(京城)蔓延开来,威胁着老百姓的生命。这是祝勇著《辛亥年》开篇描述的重要事件;《辛亥年》一书接着叙述紫禁城(皇宫)内,人们正在庆祝隆裕太后的生日(正月初十,又称万寿圣节)。这些内容在熟知历史的学者看来很平淡,但是我却感到很新奇。如果讲社会发展有什么预兆、先兆,如果星星从天上掉下来,或天空出现了奇异的虹,地面上就会发生地震、火灾、洪水灾害、战争等等,这样讲,人们也许会以迷信的观念来确认。然而,《辛亥年》一书却据史实写出京城的鼠疫、清王朝的财政预算和赤字、隆裕皇太后立意在紫禁城内修建的工程浩大、耗资巨大的宫苑终因经费不足而半途停止了……正月初一日(公元1911年1月30日),湖北革命党人(湖北新军中的年轻的下层军官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邹毓琳、章裕昆、孙长福等)在武昌成了文学社(革命团队),这才引出了《辛亥年》这本书的正题。
《辛亥日志》,梅新林、俞樟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2014年8月1版1次印,定价58元(精装本),封面、封底均为深黄(暗黄)色,该书以日志体形式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记录1911年(辛亥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具有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记载始于公元1911年元旦,终于辛亥年除夕(公元1912年2月17日)。正文前面有长达17页有余的《前言》(梅新林、俞樟华2011年5月写于浙江师大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分5部分:①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历史场景”是一个经过历史艺术化和艺术历史化了的合成性概念。“场景”本是指电影和戏剧中的各种场面,由人物活动和背景等构成,同时也泛指生活中特定的情景。将“场景”引申到历史学研究中,便是借喻的意义,形成了学术理念。②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③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④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而反思历史。⑤通过分享“历史遗产”而续写历史。
《辛亥年》和《辛亥日志》的共同特点就是将整个中国社会作为叙事的主体。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章开沅等编著十卷本《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等辛亥革命历史书往往以孙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蒋翊武、孙武、刘公(武汉共进会首领)、陈其美(陈英士)、秋瑾、陶成章(焕卿)、徐锡麟、汪精卫、章炳麟(太炎)、胡汉民等革命者的活动为叙事的主线,将清王朝的朝廷、地方官府和官员、清朝军官和士兵作为社会的背景和历史的场景来进行叙述,这就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著书人的主观思想倾向于同情革命和革命者),忽视了历史和社会的客观主体性。因此,《辛亥年》和《辛亥日志》具有《辛亥首义史》等辛亥革命史书无法替代的文献性,工具性和学术性。
总之,祝勇著《辛亥年》、梅新林和俞樟华合著《辛亥日志》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历史阶段)叙述历史事实的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历史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文献性。
补记:《辛亥日志》第44页摘录了叶圣陶1911年4月1日日记:见报纸载,内廷连日演剧,且所造舞台,费几巨万。际此民穷国穷之时,乃销金钱于最不应用之地,直将歌舞送河山,可杀!(《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卷)。这是我(砾漠先生)第一次知道历史书摘引叶圣陶的日记作为史料的事情。
2014年10月1日(白天,晴到多云),起草于太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