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夏石

    初次知道云居寺,我正在大学就读。一天，一位同学的父亲从房山来，他告诉我，房山有云居寺，云居寺内有万片石经。未曾想，大学毕业后竟来到房山，成为一名教师。其间，我从《房山县志》上阅读到有关云居寺的大量碑刻和游记，对云居寺我便愈发神往，终于有一天，我带领40几名中学生骑自行车，长驱25公里，来到白带山麓的云居寺，在斑驳的山门前肃立，油然感喟这座千年古刹的沧桑，抚摸着雷音洞静琬刊刻的石经，我的心灵被房山刻经这一持续千载的伟大工程所震撼！攀上石经山顶，在金仙公主塔前默立良久，我产生了探求云居寺的初衷。

此后的岁月里，我研读了《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之研究》等著述，对房山石经的刊刻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溥儒先生的《白带山志》留下云居寺大量珍贵的碑刻文献，从中使我了解到云居寺的沿革和佛教发展脉落。后来，我多次到云居寺实地考查，终于走进云居寺一千四百年的佛教文化史。

    在对云居寺的探求过程中，一些研究云居寺与房山石经的专家学者们的学养和学品，极大的影响了我，乃至成为我学术追求的动力。黄炳章先生亲历了20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山石经发掘整理，在辽金刻经研究上成果卓著；吴梦麟先生也是著名的石经研究专家， 她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云居寺视察，给云居寺修复和石经的保护带来了契机；罗炤先生是一位在房山石经的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学者，对房山石经有很深的感情，在保护石经上，他那种不阿不附的风骨，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赵迅先生是位资深的考古专家，他能说得出云居寺的每方碑刻，每座古塔的原本位置。1984前，我还是一位文物爱好者，他就亲自写信，给我以鼓励，后来我成为一名文物工作者，他给我予更多的关注。

    前辈们的风范，给我以鞭策，增加了我探求云居寺与石经的责任感。1999年，在云居寺辽金石经回藏之际，我应约在《北京晚报》上连载28期《云居寺·石经漫话》的专文，同年在《北京文博》上发表《房山石经与云居寺》一文，于是便形成了今天《云居寺》一书的基本内容，后来蒙黄春和先生约稿，我把内容充实为一本书的规模，又经黄春和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几经增删，《云居寺》一书终于和读者见面。

在《云居寺》面世之际，我首先想要表达的是对学术前辈们由衷的敬意。《云居寺》是我沿着他们开辟的路，追随他们前行留下的印迹，是我向前辈们交的一份答卷，谨期教正，唯以自勉！

    我编著此书的唯一心愿，是奉献给读者一本系统介绍云居寺及石经的读物，弥补作为佛教圣地的云居寺没有大众读物的缺憾。希望这本书为广大读者喜欢，能够成为广大读者了解云居寺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