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采访林俊德院士先进事迹，我带基地工作组在研究所住了整整20天。期间，我曾3次去林院士家里看望黄建琴大姐，每次与她面对面地交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大姐和林院士一样，也是核试验科技工作者。1963年她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基地研究所，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开始，先后参加了9次核试验。大姐告诉我，第一次核试验期间，他们20多个女同志住在一个由5顶帐篷围成的四合院里，张爱萍上将给她们的四合院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木兰村。黄建琴、翟芳芝、杨妙秀、周玉芳和王茹芝等都是木兰村的村民，后来记者把她们称为“核大姐”。我想，在当时千军万马的核试验队伍里，又是在“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她们这群风华正茂的女军官，一定是光彩夺目、英姿飒爽的。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入伍的，我所在的酒泉基地也是大漠戈壁，有着相似的艰苦生活阅历，所以我会在脑海里想象，“核大姐”们如何工作生活，更想到了那时的林俊德，如何攻克压力自记仪的难关。

林院士一生德馨品洁，家风严谨，我从黄大姐身上深切感受到了。第一次去黄大姐家是7月11日上午，刚见面她就认真地问我：“老林就做了那么点事，值得让组织上这样去宣传他吗？”我说：“非常值得！”他说：“所里的老同志都跟他一样，那个年代所有参与核试验的人都做出了贡献。真要宣传他，一定要实实在在，千万不能写过了。”我答应她，一定以真实、朴实、平实的文字去写，用真实的力量去感动读者。

  第二次去黄大姐家，是7月16日陪同总政干部部蒋副部长，他们一行5人专程从北京过来，代表军委、总部首长看望慰问家人。当蒋副部长将10万元慰问金转交给她时，她先是不收，一再感谢军委胡主席、郭副主席、徐副主席以及军委、总部首长的关怀，接着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她手捧慰问金转身对我说：“侯副政委，请您将慰问金作为老林的最后一次党费，转交基地党委。”我当时泪流满面，哭着对她说：“大姐你收下吧，这慰问金我不能收。”黄大姐说：“我一定会为老林做这件事，他光着脚上大学，靠的是助学金，一辈子都感恩于党和国家，这钱我也不能收。”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才是满门忠孝！我郑重地将黄大姐一家的心愿报告了基地司令员和政委，建议专门制作党费收据证书，举行交接仪式，表达基地党委、官兵以及所有马兰人的崇高敬意。

  第三次去黄大姐家是7月20日下午，一见面还不容我说话，她就急匆匆跑到里屋，出来时双手捧着10万元慰问金对我说：“老林的组织关系在基地，请你将他的最后一次党费转交基地党委。”接过这特殊的党费，我再一次感悟到林院士及其家人赤诚报国的情怀。我代表基地党委向她颁发了党费收据和荣誉证书。告别时，我向黄大姐行了庄重的军礼，这军礼胜过我想表达的千言万语。

  基地要组织林院士先进事迹报告团，黄大姐是家人中的首选，因为她陪伴了林院士45年，又是从首次核试验开始就投身其中的科技工作者，由她讲林院士最具说服力。初稿是黄大姐自己写的，我们组织力量进行了修改。题目用了采访中黄大姐说的一段话：“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值”。我特意嘱咐工作人员，这个修改稿一定要呈黄大姐审阅。

  7月25日下午，黄大姐亲自修改的报告稿送给了我，我认真看了好几遍，深深为她的严谨、认真和谦虚所感动。晚上，我将工作组所有成员召集到会议室，将文稿投射到屏幕上，凡黄大姐修改的文字都用红色显示，被改动的文字下边加了黑线以作对照。我仅举两例做说明。

  原文有段写道：“女儿快出生时，正赶上春节，老林在哈尔滨出差，我只能挺着肚子回到江苏老家待产，先是坐卡车大厢板，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了吐鲁番车站，买不上卧铺票，硬挤上硬座车厢，熬了4天4夜才到了南京，然后又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家时我的脚肿得都不敢沾地。” 黄大姐修改这段为：“女儿快出生时，正赶上快过春节，老林在外出差，又因为单位刚刚搬迁到红山，生活条件和物资供应都有限，我也只能回江苏老家待产，先是坐汽车，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吐鲁番车站，买不上卧铺票，只能坐硬座，熬了4天4夜才到南京，然后又坐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家时我的脚都肿了。” 她删去了“卡车大厢板和不敢沾地”等字眼，修改了不准确的地点和数字，特意加了一段对当时生活条件的客观表述。他还对工作人员说，和他一起回家待产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那时大家吃的苦都一样，不是我一个人。

  原文还有一大段写林院士家风很严，是根据采访素材写的，她全删了，说这三件事只有一件她知道，她不知道的那两件事担心不真实或不准确，干脆都舍去。看着黄大姐先是铅笔后改为钢笔的字迹，我逐字逐句对照，越看越感到她把握分寸很准确，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夸大。大家都觉得改得好，最后定稿，除了一个段落位置作了调整和加了一个逗号外，再无任何改动。

  报告文字稿最后一页空白处，黄大姐是写给我的，写的很工整。她写道：“因为我们家和研究所里同代人家庭都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性，所以希望领导考虑一下，家人最好不要参加讲了。敬请转达侯副政委批示。黄建琴2012.7.25”

  这段话我读懂了，一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二是想听听组织上的意见，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有很强的组织观念。

  知道黄大姐还处于林院士走后的悲痛之中，且已年高73岁，我完全理解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破例同意了黄大姐的请求，决定请研究所一位女同志代黄大姐作报告，还嘱咐马兰电视台的女记者姚立伟，让她有空就去家里和黄大姐聊聊天。小姚1998年曾到家里采访过，她们认识的比较早。我还给所领导交代，或去家里，或打电话，保持经常的问候，别让黄大姐感到寂寞。

  我听姚立伟说过，黄大姐很早就将林院士的各种荣誉证书、奖章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帆布箱里。有一次采访，当小姚告诉她电视台想把这些珍贵的物品保存为电子版时，她欣然同意。7月26日上午，小姚告诉我要去看望黄大姐，我让她问问，如果黄大姐同意，就由我帮她拍照留存。上午快下班时，小姚和摄像小孙果然将箱子拎到了我的宿舍。我打开一看，不仅所有东西摆放有序，而且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各种获奖证书、立功证章，还有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林院士工作笔记的证书，发表林院士事迹报告的报纸，甚至还有几张出席会议的代表证。中午我没有休息，连拍了两个小时。小姚晚上就将光盘送给了黄大姐，她有几分兴奋还有几分惊讶，连声说：“谢谢！你们干工作真利索！”

  过几天我就要回马兰了，走前一定再去看望黄大姐，邀请她回马兰的新家看看，看看那棵大杏树，看看那长高了的满院青草，这可是林院士生前的心愿！

（本文原载2012年10月30日《回顾与展望》）

电视剧马兰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