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群访谈（河池日报2023年  3月3日）

韦颖婕  河池日报记者   宋安群  作家、翻译家、文化学者

 

记者：你出生于“刘三姐故乡”宜州，在这样一块会唱歌的土地上成长起来。您认为家乡给您带来哪些文化滋养？

 

宋：我认为可以划为两个时间段来讲。一是我上大学之前，二是我到漓江出版社工作之后。

 

我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在宜山就读。那时，宜山时兴唱山歌，唱彩调。每条街都固定搭有个戏台，每条街都有个业余彩调剧团。每逢星期六晚上，每条街的戏台都有戏演。那时演的都是传统彩调，什么《王三打鸟》《地保贪财》《跑菜园》，我就是那时首次看到的。  

 

后来，宜山大演彩调剧《刘三姐》。不但每条街业余剧团都演，城里很多机关单位也演，很多乡镇、农村都到城里来演。我们学校也有两个演《刘三姐》的剧团，高中部一个，初中部一个。我隔壁家，有位小玩伴，扮演小学版《刘三姐》的莫进财，有时还穿着戏服、妆也不卸就回来吃饭，说是赶着晚上要演出，让我羡慕死了。当时是饱看了《刘三姐》，却仍然嫌不足，因为演出队太多，无法台台看完。

 

就这样，我的成长过程中，有百看不腻的彩调剧陪伴，有百听不厌的《刘三姐》山歌随从，这些彩调音乐和山歌唱段，给我带来那么多快感，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怎能不受熏陶！这些彩调、山歌，悄悄打通了和我亲和的通道，涵泳其间的山歌文学、彩调戏曲文学，以及与他们相关联的音乐、舞蹈、演唱，自然就成了我人生初始的艺术至爱。读中学时，我就开始吹吹笛子、拉拉二胡、耍耍手风琴玩，开始看看有关学作曲的初级读物了。

这是第一阶段家乡文化给我的滋养。

 

第二阶段是我到漓江出版社工作以后。我是1986年调到漓江出版社的，主要是负责外国文学出版，对家乡文化有所疏离了。1999年，我们河池地区在宜州举办首届铜鼓山歌艺术节。我多次应邀作为嘉宾参加铜鼓山歌艺术节，重点观赏山歌手、歌王精彩的对歌比赛。二十几年来，我还注重在宜州和其他地方收罗民间制作的山歌演唱碟片，至今已收藏了506个山歌碟子。看完这些碟子，就是看了一百多场山歌对歌的全程实况！当我已经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部俄罗斯情歌之后，有天我忽发奇想，广西山歌比俄罗斯情歌更丰富多彩啊，我更熟悉啊！外国的情歌我都翻译几本了，我何不利用手头的宜州、河池、广西山歌，搞出点明堂出来呢！

 

最近十年来，我发表了以刘三姐和山歌为题材的好几篇散文、论文以及好几首歌词和曲艺作品。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我创作的山歌彩调广播剧连续剧剧本《传歌》。漓江出版社约稿、出版了我创作的共60万字的两部山歌专著《天籁地声——广西情歌之旅》《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山歌彩调歌舞喜剧剧本《刘三姐前传》。我手头还有正在修改的剧本《刘三妹》……

随之而来的荣誉是，《天籁地声》《天歌地唱》被联袂授予第九届、第十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铜鼓奖。山歌彩调广播剧连续剧《传歌》剧本和音乐被中国广播剧学会评为音乐创作一等奖。《天歌地唱》被广西广播电视台制作成28分钟专题电视节目专门推介……

我这些笔耕成果，全都与宜州、与山歌、与刘三姐有密切的关联，随处可分析出刘三姐家乡文化对我的滋养。。

 

如果说刘三姐家乡文化对我的滋养，第一阶段，是对于个人性格、志趣、修养的熏陶和影响，第二阶段，则明显地是理性、动力和担当了。当你已经透彻通晓了刘三姐文化的品性、本质、意义，以及赓续创新是它的迫切诉求之后，作为宜州籍文化人，你怎能没有责任去发扬它，光大它呢！尽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添补它、丰富它，让它的光辉在当代不褪色，如此，才不愧对家乡文化的滋养。

 

记者：请你谈谈刘三姐文化的起源，它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宋：社会上，历来都客观存在着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两条线，有时平行，有时交叉，有时矛盾，有时融合，不断地运动、激荡着。主流文化，一般带有官方的意志，往往由统治阶级来规划、确定臧否，带着明确的使命感，由政治来推行。民间文化则没有什么使命感，民众自主松散推动，追求精神愉悦和无助时的慰藉，只服从于内心。

 

我认为，刘三姐文化，就是以山歌为表征刘三姐为母题的民间文化。

 

广西山歌源远流长，有论甚至牵连到西汉的《越人歌》，以此为鼻祖，视之为广西山歌的起源。传统山歌，甚少宏大叙事，避绕主流意识形态，其山歌仅在乡间口耳相传，其活动绝少官方染指，历年典籍很少给与篇幅的顾及。偶尔见到山歌与刘三姐传说夹杂的提及，也是零碎散淡的记录。民国以前，广西确实蕴含有一定程度的刘三姐与山歌关联的隐性基因，但隐隐约约，依依稀稀，成不了现象级的文化存在。

 

1929年出现过戏剧家欧阳予倩的歌剧《刘三妹》，但与其后的戏剧《刘三姐》甚少关联。刘三姐文化，作为地方-民族文化意识的萌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广西大演《刘三姐》戏剧运动之后催醒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肇始，当时在宜山工作的文化人以宜山、罗城流传的刘三姐传说，或写成山歌、神话剧本（邓昌伶、黄文祥），或制作成桂剧剧目搬上舞台（肖甘牛、韦相杰、韦善光），成为了其后“《刘三姐》旋风”的发端。

 

及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广西举办《刘三姐》戏剧会演。当时全区各级党政领导挂帅，1209个专业、业余剧团数万人大演大唱《刘三姐》，11个剧种在南宁会演《刘三姐》。继而柳州市的彩调剧《刘三姐》，以及广西文化局据以改编的歌舞剧《刘三姐》在全国巡演，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刘三姐》播出，广西乃至全国遂翻腾起了声势浩大、声名远播，域外有闻、影响极大的《刘三姐》“旋风”。

 

意味深长的是，当时的广西全区《刘三姐》会演，不是按常规由文化主管部门广西文化局（文化厅是后来的建制）组织，甚至也不由区党委宣传部出面，而是破天荒地由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直接发文。这场大演《刘三姐》运动，以及刘三姐旋风的形成，是广西官方主导并具体指导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合谋的成功交集，也是民间文艺家与专业文艺家密切融合的成果，给后人留下了超越文化范畴的宝贵经验。

 

前所未见的刘三姐形象推向全国，推向国外，令人耳目一新。刘三姐，她的相貌是天仙，她的声音是天籁，她的智慧是天赋，她的俏皮是天然，她的人脉是天缘，她的反抗精神是天生，她是会唱歌的美神维纳斯，她是给苦难人间带来祥云和福音的天使。她的天籁真趣和原始活力，唤起了人们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醉心于本民族-民间的绝妙山歌，唤起了人与人都能亲和的冀望，也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向往自由的天性。

 

刘三姐这一艺术形象诞生于灾害深重的困难时期。《刘三姐》戏剧和电影的出现，给全国极度僵硬紧张的精神空气注入了一口新鲜的活气，让积怨深重的人们一展笑眉，让苦熬困顿日子的民众缓缓纾解心中块垒。《刘三姐》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欢迎和由衷感谢。广西戏剧，广西歌舞，壮族山歌，刘三姐，黄婉秋，这些文化符码，由此获得了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辨识、热爱、尊重和认可。

 

至此，广西各地，甚至外省纷纷发掘与刘三姐有关的史料。数十个县声称本地是刘三姐的故里。广西各民族、各语种，把自己昔日和当今的山歌，都称为刘三姐山歌。专业和业余文化工作者纷纷以“刘三姐故事”“刘三姐山歌”为素材，跟进创作了一大批音乐、歌舞、戏剧作品。各地高校开始更致力于刘三姐的研究。以刘三姐为题材的出版物显见增多。各地纷纷利用、创制刘三姐元素作为旅游的品牌。各种官方的或民间的文化活动都以刘三姐艺术“搭台”。各种习俗、服装、食品、用具，都千方百计与刘三姐名义相挂连。广西甚至还重新拍了一部以傅锦华为主角的歌舞剧影片《刘三姐》。最重要的是，各地的歌圩开始空前旺盛，新老歌手意气风发地在各地放歌，并且都标榜唱的是刘三姐山歌……这一切一切，最共同的一点，就是都自认出自“刘三姐家族”谱系。也正是这样的具有全广西“民族-地域版图性”的刘三姐元素规模，才形成了现象级的刘三姐文化状况。

这时节，约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吧，才是刘三姐文化真正形成大气候的年代。刘三姐，山歌，作为文化符号，也就是此时开始成了全国公认的广西文化名片。

 

记者：为什么经过千年，刘三姐文化依然可以弥久历新，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宋：作为以山歌为表征刘三姐为母题的民间文化，它禀赋有永恒魅力和天生坚韧，禀赋有也就是你说的弥久历新和持久的生命力。这长寿坚硬的特性，是其天性、地性赋与的，是其民间立场保障的。所谓天性，就是符合自然规律，所谓地性，就是与天性呼应的人性，所谓民间立场，就是不跟意识形态之风，在社会夹缝中能屈能伸、游刃有余的生存策略。

 

千百年来，广西民间文化一般不敢也不屑与官方作什么博弈。广西各民族先辈极力追求精神自由，很明智地去寻找自由存在的地方。他们很策略地避绕主流社会，疏离社会主流的话语，在乡村建立民间立场的绿洲，建构具备自己话语权的文艺语境。

 

它长寿坚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忠于天、忠于地、忠于自己民族-民众；信守人性，坚守内心、痴守稔熟，固守本土，执守乡村，一言以蔽之，就是死守民间立场。能够长期沉浸于官方不屑染指的包括山歌在内的民间文学、民间文艺里，让精神放飞在自家文艺田野的天空中，这就是民间立场、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策略带给广西各少数民族的永恒福祉。许多时候，民间立场、民间文化不需与什么文化公开博弈，坚持做自己，坚持活下去，不战就是胜利，也就是《孙子兵法·谋攻》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记者：刘三姐文化以山歌为载体，融合了宗教、民族、文艺、政治、经济等多种元素，为适应心底历史语境不断嬗变，在这个过程中，它具有哪些社会功能？

 

宋：对于刘三姐文化的社会功能，包括对其载体山歌，不要赋予过多的使命，首先不要对它的内涵作过度拔高的解读。

 

过去，对戏剧和电影《刘三姐》内涵和功能就做过过度的解读，让《刘三姐》担当了超重的负荷。例如刘三姐与莫怀仁作斗争的情节，媒体就一度肯定《刘三姐》尖锐地揭露阶级压迫的罪恶，揭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后来，大批判的年代，许多文章倒过来，纷纷批判《刘三姐》鼓吹阶级调和论，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批判刘三姐居然和地主唱山歌……

 

《刘三姐》本质上是娱乐性很强的文艺节目，体量怎能承担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政宣诉求变来变去的，刘三姐是心理单纯的劳动妇女，怎么能胜任跟进变脸的需求？即便剧中有阶级斗争的情节，应解读为追求娱乐效果的戏谑，浪漫的贬恶扬善，以财主为靶的来揶揄、取笑、贬斥，博取正义终于战胜邪恶的艺术快感，如此而已。过去赋予《刘三姐》宣传阶级斗争的功能，令作者们改来改去，还是最终陷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尴尬境地。

 

刘三姐文化的社会功能，照我看，就是弘扬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营造各民族团结和谐友善相处的环境，培养有资质传承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张扬广西山水、广西各民族人民、广西文化的精彩，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或许，这就是它能担负得起的、与之相匹配的重量。

 

记者：在现代语境中，刘三姐文化如何通过功能重塑发挥作用？你认为，刘三姐是否到了需要创新的阶段，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创新呢？

 

宋：刘三姐文化创新是必须的。上面已述，曾有数十个县认为自己是刘三姐故里。最终尘埃落定，刘三姐乡，继而刘三姐镇，以国家地名的法定方式定名在河池市宜州区。这是光前耀后的荣誉。作为刘三姐的家乡，刘三姐文化当下我不创新，谁创新！

 

我特别希望有关领导能吸收当年区党委组织刘三姐会演的宝贵经验，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规划、布局、指导刘三姐文化阶梯性的创新。也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统筹运作，届届接力，加强刘三姐元素的聚焦和浸润。所谓聚焦，是创新出突出的很有影响的拿到全国去都很有亮色的项目。所谓浸润，是普及、铺开、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把刘三姐故乡的刘三姐元素、刘三姐色彩搞到浓浓的、非其他地方可比的程度。这是需要耐性来经营的，也是需要智慧才得以突破的。

 

制作一部以刘三姐为题材或与刘三姐有关的新剧目，戏剧，或者电影，这是当下首要的刘三姐文化创新标志所在。

 

新的人物，新的演员，新的主题，新的故事，新的山歌，新的演绎……让全广西，乃至国人，都认可，都共同兴奋于《刘三姐》的新鲜话题，让国外绽放中国壮族文化新的的异彩，让一批好听的新山歌推介到人们的耳目，让一个崭新的具有当代审美气质的可爱的刘三姐形象飘进观众心底里……

缺乏这标志带动，一切的所谓刘三姐文化创新，都是昔日《刘三姐》精神的余绪，名气的余晖。

以一个剧目掀动社会风云成为文化现象，这是《刘三姐》获得巨大成功、取得巨大声誉留下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