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繁荣发展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时代。这个时代，俊才云蒸，作家辈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就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歌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曹操的诗慷慨悲凉、气势豪雄；曹丕的诗委婉含蓄，秀美细腻，具有宁静、柔扣之美；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而后期隐曲深沉甚至哀伤忧愤，情绪低徊。本文从社会环境、个人地位和经历对作者作品风格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度出发，对 “ 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歌；风格差异。

【正文】

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尤为其中的卓越代表。由于三曹都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时期， 在文学上所受的熏陶和接受的文化教育有着相同之处，这使得他们的诗歌有共同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 建安风骨” 特色，精练质朴而富有文采。同时因为他们在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地位和经历、世界观的不同，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等原因，三曹诗歌风格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对三曹诗歌风格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略作评述。

一

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 他的诗多数和他的政治生活密切关联，常常用诗歌来表达他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抒写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即使是他的咏史和写景之作，也无不体现着他的雄伟理想和壮阔胸襟。

曹操现存的二十几首诗全部是乐府歌辞，其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悲凉慷慨，气势豪雄。钟蝾《诗品》说：“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朝敖陶孙在其诗评中指出：“ 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清代刘熙载也说：“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 艺概 》卷二《诗概》 )

最能体现曹操悲凉慷慨特色的，是那些抒写抱负、表现雄心壮志的诗篇。代表作是《短歌行》、《步出厦门行》等。《短歌行一开头就以悲凉的情调，唱出对人生有限，生命易尽这个不可克服的自然现象的无限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过去许多诗人，他们感慨于人生苦短，常常由此而堕入消沉颓废，用诗歌来书写消极遁世或及时行乐的思想。曹操在这首诗里表现的思想感情，基调确实积极的、充满着奋发进取的精神。使人读后总有一股向上的奋发之气。作者咏叹“人生几何”“去日苦多” ，是因为生命将尽而国家统一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因而渴望有更多的贤士 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诗中反复倾诉的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心情。曹操的许多诗篇开始总有一种感伤的思绪，而最后总会被愤激之情或乐观进取的豪兴所笼罩，使这种感伤思绪成为一阙壮美的交响乐章中的低回乐段， 这是曹操慷慨悲凉风格的独特之处。曹操的不少征战诗也体现了这一风格。《苦寒行》感情基调似乎低沉，然而却表达了诗人胸怀壮志，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精神。陈延杰评此诗：“ 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尤为悲凉者也。 ”（《诗品注》卷下)道出了曹操在诗中表现的悲凉风格。

曹操的游仙诗均为晚年所写。 诗人幻想用游仙来延长寿命，但又清楚地知道，死亡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为此常处于矛盾之中。 《 精列》 中的“ 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 ，就充分反映了这种矛盾思想。又如《秋胡行》第二首，“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感叹，贯穿在他的大部分游仙诗中，也是曹操悲凉风格的表现。

《步出夏门行》组诗最能体现曹操的豪雄风格，如《龟虽寿》诗人虽已年老， 但仍在想着统一国家的宏图大业，并且要老当益壮， 充满了积极进取， 奋斗不已的精神。全诗直抒肺腑，不假雕绘，节奏急促，语气高亢，韵律沉雄，语言质朴，笔力颈健，句挟风雷，充分体现出曹操诗歌的气势豪雄。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曹操诗歌还具有质朴、古直的独特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他运用不假雕琢的语言写诗和写诗时采用的自描手法上。 例如《对酒当歌》中，作者完全用口语描绘他的政治思想，绝少用华美词藻。又如《蒿里行》，用挽歌叙写时事，直接反映了汉末动乱期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了一幅质朴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这两首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姿真朴” ，“真朴，雄阔，远大” 。道出了其诗歌质朴的真谛。 

二

曹丕，曹操的次子，在文学上所达到的成就，总的说来，要低于曹操和曹植，但在文学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地位。

从现存的主要作品看， 曹丕的诗歌又呈现出另外一种情。他在塑造诗歌意象时常侧墓于从生活形象的精心描绘来托意，倾向于一种景富于情的情况。其诗歌的主要风格是委婉含蓄，秀美细腻，而不激情突兀、豪气逼人，具有宁静、柔和之美。从“ 建安风骨”来说。 显得激昂不够而悲凉有余。论其性质，他的缓弱之气，是偏胜于阴柔，而又兼含阳刚。 缓而偏柔者，主要指其清新雅洁、晶莹明彻的意象，但总的说来是细腻柔媚有余而阳刚之气不足。曹丕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大约有40首，一半是乐府诗。大多数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其独特风格在这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燕歌行》 ( 之一)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其内容是写女子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作者以细腻委婉的笔法，刻画秋夜思妇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深细入神。 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 难抒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回环往复，缠绵悱恻，悲凉感人，也表现作者对这类妇女的深切同情。语言浅显清丽，很能表现曹丕诗歌的一般风格。曹丕的诗大都明白自然，不加雕饰，给人一种清新活泼的感觉。

如有《燕歌行》杂诗和《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 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太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景与情和谐有致，思绪绵绵，如怨如诉，使人读来既有一种适情顺性的美感，又会产生一种离愁别恨的悲凉之意。 

《七哀》诗是在他后期遭遇不幸的际遇时写的，既是写实，又是托讽。表面上写一个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和哀怨之情，实际上是诗人在政治上被遗弃后产生哀怨心情的曲折吐露，借思妇来寄托和曹丕的君臣、兄弟不和的感慨， 写得哀怨缠绵，隐晦曲折。 曹丕的五言诗抒情写景也是婉转流利。陈柞明在 《 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 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 ”指出了曹丕涛歌低徊婉转的风格。 

曹丕的其他许多诗歌也如同《燕歌行》一样，充满着缠绵柔媚、 哀情徘徊的情调。 表现出曹丕细腻真切、 委婉含蓄、  清丽脱俗、 跌宕多姿的文士气风格。 刘勰《 文心雕龙·才略》说：“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清代王夫之评价：“ 读子恒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古诗评选 》卷一)清代沈德潜也在其《古诗源中》说： “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婉约，能移人情 。”

三

曹植，是曹丕的同胞弟，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位的作家， 文学成就比曹操、曹丕都要高，《诗品·序》称之为“ 建安之杰” 。诗歌方面的成就是他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曹植现存诗歌90多首，一半以上是乐府诗，多数是抒情诗。

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不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很有曹操的雄风，《白马篇》充分地体现了他前期诗歌风格。诗中塑造了一个英俊勇武、不怕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歌咏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实际上这正是作者理想和抱负的自我抒写。曹植后期诗歌在强烈抒发自己渴望为国建功立业这一点上，同前期精神是一致的，但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甚至哀伤忧愤，情绪低回。 但曹操的慷慨悲凉使人振作， 而曹植的悲凉令人感伤。曹植诗歌的婉转哀怨与其兄也有些相似，但曹丕的诗更显得秀雅温柔。 《杂诗》《赠自马王彪》《吁嗟篇》 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 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但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表现了曹植对曹丕及其亲信们的揭露和控诉。 然而这种愤懑之情．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飞蓬，或托浮萍，或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或写游子颠沛流离之苦，寄托自己怀才不遇，遭受害之情。

总观曹植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 既有曹操的阳刚之气， 又有曹植的阴柔之美；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正如钟嵘《诗品》中所说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曹植后期也写过不少游仙诗，但风格却与其父不同。曹植写游仙诗是因为他后期“ 欲从征而未能，求自试而未可”，诗歌体现出来的是隐曲忧愤的风格。

四

三曹诗歌风格存在着上述明显的差异，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因为三曹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他们的地位、经历及世界观的不同， 而使他们的诗歌“各成绝技”。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指出：“ 自献帝播迁 ，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 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 良由世积乱离， 风衰谷怨，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慨而多气也。 ”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也有一段这样的论述：“七子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不外是 ‘ 慷慨’ 、‘ 华丽’罢，‘ 华丽’即曹丕所主张。‘ 慷慨’就因为天下大乱之际， 亲戚朋友丧乱特别多， 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      

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风格的形成，首先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曹操以宦官之后的微贱出身展才子天下大乱之时，称雄于诸侯割据纷争之际。曹操对于统一事业的追求，对其文学风格的决定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其世界观中，积极进取，为实现统一大业而奋斗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曹操的深刻矛盾在于——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无法摆脱名教的束缚。他在王道沦丧的时代敢于突破旧规，但同时他亦要有所坚持，曹操经常让人感觉忸怩作态，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如他想做皇帝，但又怕背千古骂名，于是要自己的儿子做皇帝。这种矛盾和扭结，使得其文学作品总有一种英雄凄凉的悲剧感。游仙诗这类易于沦为消极的作品， 也应此在他的笔下也能表现出“ 时不与我”，急欲实现其统一的雄心壮志，使其诗有一股感人之力。

 曹丕却没有其父那样复杂的经历。虽然他“生长于戎马之间”，但自赤壁之战后，鼎足之势已成，他基本生活在“区字方辑”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同时他在政治上一帆刚顺，既没有曹操叱咤风云的经历，也没有曹植的那种辛酸遭遇。他对于时代的使命、人生的苦难， 就没有曹操和曹植那样痛切的感受、深刻的认识，更没有曹操那样壮阔的胸怀，渊深的见识，沉雄的气韵。因而他的绝大部分诗作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多是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之作及一些饮宴诗、游仙诗。作品感情上比不上曹植的深沉，也赶不上曹操的真切，形之于言就没有曹操、曹植那样个性鲜明。 

曹植自幼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学气氛的家庭中，少年时曾因愈常的文学才能而得到曹操的宠爱，同曹丕一样过着“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公子生活。但因“任性而行，饮酒不节” ，加上“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最终失去了曹操的宠爱，没有得到太子的地位。建安末年，曹丕称帝之后，先是诛杀曹植的好友丁仪、丁翼，以剪除其羽翼， 后用封王的办法使曹植虽身为王候却失去自由，常受漂泊之苦。自然，曹植再也无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尖锐矛盾，使曹植早期浪漫自负的勃勃雄心和英雄气概一变而为悲伤愤慨之情。 

其次是由于文学本身的发展，作家在创作中注重表现独自的个性和风格，使三曹诗歌风格出现了差异。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开创新局面的文学时代。建安以前的作品，大都是僵化、公式化的歌功颂德和讽喻之作。到了东汉末年，政治上专制政权的瓦解带来了思想意识领域的分裂，而出现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许多作家“尚通脱”，能够面对现实、大胆创造、突出个性、表现感情，他们的气质、教养、人格能从作品里充分地表现出来， 把我国古代文学推进到一个“自觉”的时代。正由于文学本身的这种发展规律，因而使得建安诸作家之作品， 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鲜明个性来。 

虽然三曹诗歌的风格各有千秋，但其中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他们的诗歌大都与他们的政治理想和人生遭遇紧密相联。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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