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七十周年纪念年，特发表我父亲的一篇小说《十八匹战马》。过去总是把他的《五月之夜》作为他抗争题材小说的代表作，我却大不以为然。《五月之夜》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评价的，也就是按照“讲话”的标准。而我认为《十八匹战马》才是我父亲的代表作，一是它的真实，二是它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性。关于它的结尾，我附在了后面，只有看完了全文，才可理解其删改的历史背景。

 

 

十 八 匹 战 马

　　　　　　　　　　　　　　　　　　　　　　　　　　　　

　　　　　　　　　　　　　　　　　　　　　　　　　　　　　　　王　林

 

    送走了黄冢村长，回到住宿的闲院里，看见门板子上的被褥太凌乱，过去收拾。忽又感到：“还说不定睡上睡不上呢？预先弄这个干什么呀！临睡的时候再说吧！……”其实，这会儿已经接近黄昏了，夕阳只剩下一片残光留在树梢上。西北天空里，浮着几块红润的晚霞，墙头外边，枣花在燥热的空气里，放散着甜丝丝儿的香味。

　　我在寂静的闲院里，走来走去，又到村边树林子里溜来溜去。蚂蚱翅膀似的夜色扩张开了，我仍在彷徨。一种强烈的矛盾的苦痛，在折磨我，使我不能松松快快地出口气。更不能允许我坦然自在地躺下睡觉。

　　自我突围出来，隐蔽在近敌区老“爱护村”大福营里，成天提着一口气，细听北边的枪炮声和飞机声，胡乱地加以猜测。今天太阳偏了西，北边枪炮声稀少了，我在村边枣树林子底下遇见黄冢村长。我和他不算很熟，却也经过介绍，谁也了解谁。他到这村里来是想找区里干部，商量应付敌人的办法。这几天敌人在他们那一带，正进行着疯狂的“清剿”，一伙过去，又来一伙，一天不知道来多少伙。他们搜索一切抗日人员和各种资财。支应局的老头们，对第一拨来的“扫荡队”回答了个没有，敌人就用刺刀挑了两个。他父亲一看，没法应付，想逃开，被汉奸抓回来立地砍头了。支应夫们吓得不久就逃光了。敌人一气，放火烧了半个村子。

    村长不过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原先也像一般冀中的青年干部似的，又爱说又爱笑。但是现在不同了，他把脸拉的挺长。我们蹲在西墙根荫凉底下，我给他介绍老敌占区应付敌人的办法。他用心地听着，手里拿着一根柴棍，在地上乱画，脑袋像望日莲般的垂着不动。后来，我听到他说，他村里还“坚壁”着骑兵团的十八匹战马呢。敌人来过不知道多少回，把明晃晃的指挥刀，放在六十多岁的老支应局长的脖子上向：有没有骑兵团的马？老头总是说没有。有一次刚回答了一个没有，“坚壁”在破庙里的那战马，忽然吼吼叫了一声。鬼子大怒，又抡起指挥刀来问：“什么的没有，叫唤的什么？”老头合着眼，硬着头皮回答说：“是太君的马！”恰巧另一队敌伪讨伐队进街了。敌人真以为是自己的马叫了，也没有顾得挨家翻就走了。

    这一带清剿队起初并没有马队，自搜出了我们骑兵团的马匹以后，才添了骑兵。这样一来，对于我们这些完全仗着两条腿打游击的人们，给了更大的威胁。

　　幸免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当我们想到：战士在战场上没办法时，宁可把武器毁坏，也不能叫敌人得去。于是我主张，先下手杀了那十八匹战马，也不能叫敌人弄去。

   “杀了，骑兵团来要的时候还有吗？”．村长不同意我的主张，他脸上浮出了极其难堪的表情。“再说，骑兵团的同志们，在麦子地里熬一天，晚上回到村里还先看看，喂喂他们的马，咱给他们杀了，他们干吗？”村长心里另有想法：“还能‘扫荡’几天？万一能保存住了呢？”

   我先问他有什么可能保存住的办法。他提出了些，可是我认为都不行。于是我分析目前的敌情，打破他的种种幻想和侥幸心理。最后他总算答应回到村里找人宰了那些马。

   他走了，我在院里蹓跶了几遭，越想越觉着他的答应极其勉强，回去未必肯杀。不趁今天晚上杀了，明天说不清有什么变化？藏得挺严实，敌人来得次数多了，总会发觉出。况且他们又是畜类，喂不饱了闹哄，慌群，叫唤……

    想到这里，我一生气，立刻拔腿往那个村子走去。我要亲自督促着他把那十八匹战马，杀死才能放心。

    出了大福营，是一片果树林子。梨树杏树都结了青果，只有稀疏的枣树放散着花香。夜晚了，空气渐渐变得荫凉，枣花的香气，也带着凉森森儿的甜味。

    我抱着杀马的决心，满腔却沸腾着爱马的热血。民间故事和演义小说，告诉了我们很多名将名马的英雄奇迹。马蹄奔腾，或望风嘶鸣的声音，甚至于披发散鬃趟起来的尘土，都会给我一种神奇的感觉和激动。

　　幼时有一个老骑兵告诉我说过，马有龙性，在战场上打出肠子来也不倒架，主人受了重伤，叼起来就走。抗战后，骑兵团杨经国同志，也常跟我谈人与马在革命战争中的英勇故事，是一个极有趣的主题。骑兵团里传说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九四一年八月，反“扫荡”后，有一匹自己归队的马，成天闹性子，也不吃草。老战士就预感出有问题来了，因为它的主人没有同它回来，起初还以为跟着它可以找到那位战士的尸首，后来跟着它找去，在一个高粱地里果然找到了他，受伤很重，却没有死。

　　战士爱马，也是异乎寻常的。有一回，骑兵团抓住了一位嫌疑犯，因为他偷偷跟随队伍走了好几天。我们以为他是敌人放出来的跟踪间谍。抓起来一问，才知道他是回民支队的骑兵战士。回支的骑兵队归并骑兵团后，因为他是回民，留在回支了。可是他舍不得他的马，于是他开小差出来找他那匹马。为了他那心爱的马，不但跑了很多冤枉路，而且挨过很多次饿。

    出了果树林子，过一个村庄，就是又平又阔的麦子地了。有一条道沟，直通黄冢。就在这个麦子地里，前几天，大“扫荡”的第二天上午，骑兵团被冲散的三个骑兵，和敌人两架飞机，周旋了老半天。敌人飞机像疯狗似的搜寻他们，追赶他们，发现了他们三个便死叮住不肯放嘴了。交叉着围着他们转，发疯地哼哼着，一仰脖下几个炸弹，一侧翅膀，一阵子扫射。可是，我们那三位骑兵同志，有时候飞奔几步，有时候卧倒，有时候举枪回击几下。炸弹是在他们身旁爆炸了，机枪扫射得他们周围的尘土冒烟泡，然而他们一根汗毛也没有伤，冲入了果树林子。

    这场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兴奋剂的小小战斗，又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这几天中间，在这一带，又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战斗，人民和战士流了多少血，我匆匆地走着，分辨不清是不是错觉，我仿佛闻见了尸体的血腥和流散在空中的炸药气味。

    黄冢村南口的道沟，已经填平了一节，土还松软，脚登上去陷个坑。红膏药旗子在村外高台小庙上插着摇摆。墙上的抗日标语，却涂改成某某爱护村字样了。村街道口上，摆着几张婚丧嫁娶公用的陈旧的长方桌，上边放着茶壶茶碗。

    街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大火后的烟灰和烧衣服套子的恶臭，呛得鼻子发酸。我偷偷躲在背影地里，听察远近的动静。听了一会儿，听到了在北边不很远的地方，有老百姓忽断忽续，不紧不慢的语声。我这才敢继续前进。

    街当中较好的房子，差不多都烧了，有的还在冒蓝火头。我摸到了那个语声出处——这是村东头的小学校，现在却贴着“黄冢村维持会联合办事处”的大招牌。我进去以前，还有人在争论什么似的说话。我一迈大门，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会觉察出我不是本村人来了，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话音，观望我的动静。我问村长在不在，一个老头声音的立刻回答道：“好几天没有影了，死活还不一定呢。”我说傍黑子还见着他了。于是他们又问我认识他本人不，我说认识。黑影子里忽然钻出一个人来招认道：

    “哼！怎么你来了呢？”“你”字说得特别重。

    村长以为我来一定有面授机宜的事，习惯般地要引我到一边去谈。我却性急地问：

    “马杀了没有？”

    “村里事还一摊泥呢！敌人逼勒的太急，，不容喘一喘气……。”

    “咱还是先把马杀了。免得叫敌人弄了去，专门地追赶咱们。”

    “行行！”他勉强点点头，“可是骑兵团的同志，不愿意。”     

“骑兵团同志们呢？找来我跟他们商量。”

    村长问身旁的人，一个老头说，他们回来吃了饭又都到野地去了。我要他同我到野地里去找，可是他们又说，不知道他们在那块麦子地里打游击。

    我想了想．，下决心道：

   “先宰了再说，以后出了问题我负责任。反正不能叫敌人弄了去就好。”

    村长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子，才慢慢说道：

    “何必一定要杀了呢？在地里挖个大洞，坚壁起来不好吗？”

    “好是好，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挖得出来？假若今天晚上动员不出人来挖成，明天就没有把握保存住·！”

    “今天挖成？”村长苦笑了笑：“就是十天挖成了也算能。没有叫敌人抓了去的，都跑到老敌占区里去了，那里动员人去呢！”

    “这不截了吗？”我看着他，他又不言语了。过一会儿，我又说：“就是挖成了，你们也不是说过吗，敌人在野地里找得更周到！……”

    “放到地里，让它乱跑去？”他又提议。

    “眼下地里，净是麦子，又没有高粱棵，老远一望就望见了，那不叫人家更容易逮了去？”

    “就是逮了去，也得费点劲啊！”

    “费点劲还是叫人家逮了去啊！”

    村长争辩不过我了，理短地低下了头。旁边一个瘦老头，不服气地插了嘴：

    “同志！把马宰了给村里去个祸，又闹嘴肉吃，俺们还不愿意吗？可是，同志！这马是骑兵团的，还有用呢！”他像教训我。

    “我知道是骑兵团的，还有用，我更知道这些马，都在抗日战场上卖过命，可是……”

    我气势凌人的（后来想起来怪惭愧），又把那一套大道理，讲了一遍，最后瘦老头捻捻嘴角上那几根老鼠胡子，恼丧地低下头，沉默了老半天，才慢慢说道：

    “宰就宰呗，上级的眼光，总比咱们庄稼人看的亮。”语气里有些不满意。

    村长叫他找屠户来。过了老半天他才回来。回来了，懒洋洋地说：“没有找到。”我着了急，说找刀子来自己下手！

    细长明亮的宰猪刀子找来了。村长立刻领着我到“坚壁”那十八匹战马的村东北角的破庙里去。

    一进庙门，那些战马，好像孤儿望见亲人，热情地吼吼起来。我立刻打了个寒战，痛苦地矛盾地流出了眼泪。我那拿刀子的手抖索起来了。

    我没有力量动一动刀子了。村长，在黑暗里沉默着，似乎在看我的勇气，见我始终呆呆地站着不动，问道：

    “杀不杀呢？”

    我仍然撑着劲回答了个“杀！”可是他也发呆地不动。我又问他：

    “杀不杀呢？”

    “杀就杀呗。”

    可是我们谁也不动一动，也不去想怎样宰杀的办法。

    我们怎忍的下手杀它们呢？它们是我们战场上的战友，它们跟我们同样处在被敌人扫荡的悲惨境遇里！

    幸而方才寻找的那个屠户来到了。他习惯这种行为。他带来了绳索，一来就问我宰那一个，我提了一口气才狠狠地回答说：“个个都宰。”回答以后，却急忙往庙门外躲开，好似自己犯了什么罪过般的。

    我刚一迈过门弦，迎面来了几个村里人。他们进了门，一见屠户拉出马来，捆绑起来正要撂倒哇，立刻加快几步走过去。屠户捆绑起来的一匹小青马，村民上前托住腮膀，扳开嘴唇看了看牙口，惋惜地说道：

    “这一匹才两牙，不该杀！”

    “人家他，上级叫个个都宰了！”黑胖子屠户，对畜类仿佛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

　　“先宰别的不一样吗？”旁边一个乱蓬胡子的老头，封建家长似的一瞪眼吹了他几句。屠户仿佛怕他，立刻依从了他，放开了这个，又去拉另外一匹。

　　第二匹是藏红色的，一个独眼老头说是“客”马，瘦老头立刻说肚子挺大，许有了马驹了。另一个锣锅子很自负地上去用手摸了摸那马的肚子。肯定地说：“有了，三个月。”瘦老头咂咂嘴，用着惋惜的口气向我说：“一糟蹋娘儿俩，可不应该！”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又拉出了第三匹。第三匹白的像银子，腿脚长的也好，老乡们你一句他一语的，最后仍然认为应该留着。第四匹挺老实，一见人来拉就贴过去。老头们又动了悯怜的心情，觉得即使要杀也不能挨头一刀。第五匹牙都磨平了，敌人不肯再要，可以留着庄稼主用。第六匹浑身茸黑，像羊羔皮，可是四个蹄腕色白，别号“雪里站”，肚皮下边和大腿上受了炸弹皮的伤，更不应该杀了。—因为打仗受伤，有功之臣了，应该尊重。第七匹……第八匹……

    庙门一响，忽然，进来一个大踏步走来的青年愣小伙子。他一迈门弦就大骂屠户侯二是汉奸。他那口吻吓了我一怔，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指着屠户愤愤地说：他趁着敌人正疯狂，想发笔横财。我说：杀马是我叫他来杀的，他立刻又断定我是受了他的骗了。他说：年上骑兵团死了匹青马，他剥了，什么都昧起了，有人疑惑那马还许是他下的毒药呢。

    “放屁！”屠户也急了，“那青马是长骨眼死的！”

    “可是你剥了那马，连皮带肉你没有都捞起来吗？”

    “骑兵团闹情况开走了，没有顾得……”

    “又开回来了呢？……”

    我打断他们的争吵，说；这些都不关我们今天宰马的事。他可又卖排起他从小就常住姥姥家，姥姥家是饶阳城东，二十八年滹沱河发大水，冲坏了村子，他姥姥家的人，成年在外边要饭吃，年上骑兵团去了，给他们开荒地种麦子，他也跟着去了，给他姥姥家帮忙，他还和一个骑兵团战士宋有子拜了把子。和骑兵团的马团长说过话。

    “骑兵团是我们的子弟兵，”他越说越得意，嘴里不断喷出了唾沫星子。“骑兵团的马，我更待见，可杀不得！他们都把马托付给我了，你们可别受了汉奸特务的欺骗，……”他越说越自负。

    我平心静气地给他解释。他却听不进去，他一口咬定那屠户是汉奸落后分子。他和他仇恨大啦！我说了老半天，他的气好像是平下去了，我也以为我已经把他说服了，可是他一扭身说道：

    “反正这些马，从我这地方起，就一个也不能杀！”

    屠户插着腰生气了，要我把这浑小子赶开。楞家伙一听骂他混，马上火啦，扑上去就要打架。屠户不肯退让，也要上去拼命。村里老头好像看惯了他们俩的争吵打骂了，谁也不去拉架。我怕他们真打起来，赶快上前去拉，这时候那个瘦小的老头，嘴里叼着早烟袋，不慌不忙地在叫旁向村长献计道：

　　“尽里边的那一匹是洋马，宰了它！”

    “好！好！”村里人们连声叫好。连那个跟屠户打架的愣小伙子，也转回身来大声嚷：“好，好！洋马，宰了它！”并且亲切地向屠户打招呼：“侯二，赶快牵出来，我帮着你宰了这洋马！”

    我心里暗暗发笑了。这愣小伙子真够粗鲁直爽！

    屠户和愣小伙子，真的和解了，立刻一同到马群里把尽里边那匹洋马拉了出来。这匹洋马枣红色，个子虽然高，却极其驯服。然而村人们对它却像对于敌寇似的，接近它的时候带着非常谨慎的警惕心。

    愣小伙子帮着屠户，用绳索很快地就把洋马前后腿绑起，并且撂倒了。屠户用大腿把马头压住。要过宰猪刀子去，在拳着的大腿上蹭了几下子，左手摸了摸气嗓眼上的毛，正要下刀子的时候，三个骑兵团的战士，冷不丁地到了。

    洋马，还有那些中国马，一见他们三个进来了，立刻哀求地仰着头叫个不住。吼叫的声音里充满了悲哀和渴望。

    骑兵团的战士们，披着破烂的老百姓衣裳，晒得又黑又瘦，虽在夜间，脸上的汗硷，眼矢，和憔悴的肉皮，也显得清清楚楚。

   “干什么，这是！”

    他们气势汹汹，好像预先知道了，一进庙门，又看见洋马倒在地上，屠户举着刀子，急得连嗓音都变了。

    又黑又胖，满脸横纹的屠户，将明晃晃的刀子慢慢缩回来，不耐烦地回答道。

   “宰了吃肉。”

   “什么？宰了吃肉！”

    其中一个五大三粗，语音瓮声瓮气的战士，怒气冲天地回问了一声，攒看拳头浑身上下使着横劲，要跟谁拼一下子般的，拿起绳索的活捆头，用猛力就是一拉。绳索立刻一连贯地松开了，洋马四肢一伸，又一拳站了起来，咈咈喷了一口大气。这战士也出了一口大气，用手掌打扫马身上的泥土，用白眼珠子翻了大伙一眼，间：“凭什么？”又把拳头一攒，仿佛对方回答不上来，就得饱以老拳般的。

   “凭什么？”主张先宰洋马的原提案人，那个瘦小的撅着两绺老鼠胡子的老头，抓住缰绳往回一夺，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日本马，敌人，宰了它解解恨！”越说越倔起来。老头那两个小眼睛直瞪着那个五大三粗的战士，仿佛问他：“我们杀的是敌人，难道你还有理由说不应该吗？”

  　这个五大三粗的骑兵战士，当时被这位理直气壮的瘦小老头问住了。他用力咽了口唾沫，气馁地发起愣来了。

    屠户恢复了有理的神气，冷笑着看那战士。本村那个愣小伙子，却看看那骑兵战士，看看瘦小老头，又看看我，直眨眼，没了主意似的。

    “你说偌个可不行！”五大三粗的战士闷了一会儿，忽然一咽唾沫答道，“洋马是敌人，可是八路军优待俘虏，再一说，参加抗战了，在骑兵团一年多了，就算是从……就算是……”

    “对啊！对啊！”那愣小子又兴奋起来了，跳着脚才嚷呢。

    他们那种朴素的说法，真叫我暗暗发笑，但是他们那种单纯的真挚的感情，又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上前去解释说：

    “同志！你们说得很对，可是我们并不是因为它是日本洋马，才要杀它。这十八匹马，我们要统通杀死！”

    “什么？”这对于骑兵团的战士，简直是晴天一个霹雳。

    我向他们说武器与其叫敌人得去，不如自己先毁掉，这一次“扫荡”，不像过去似的几天可以结束的……。

    其中有一个短小精悍的战士，自从来了不曾说过话，安静地听我对于情况的分析，默默地想了会儿，忽然插嘴问道：

    “怎么样？这次‘扫荡’，不能很快地结束吗？”

    他的疑问，使我同样也感到压迫。我咽了口唾沫，平静了一下直跳的心，用沉重的口气，慢慢地回答道：

    “我虽然也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可是根据敌人兵力的配备，和各种布置：修公路、修岗楼，挖封锁沟……所以我估计敌人这次一定要和大清江以北一样，长期蚕食下去，并且还要一步比一步的残酷下去!”

    “难道我们不能够牵着我们的马回骑兵团了吗？”

    五大三粗的战士，瓮声瓮气地问了一句，惹的那第三个约有十七八岁的，天真的，语声还带有童音的青年骑兵战士，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这一放声哭，传染得谁也忍耐不住了。

    我竭力抑制着我的感情，过了很久才渐渐冷静了下去。只有屠户脸上，好似丝毫没有动感情，所有在场的人们，都流出了眼泪。本村那个愣小伙子，同那青年战士一样，更是放声大哭了。

    我们谁也不再想到杀马的事，我们其实和战马一样，是一群坚持抗战到底，待命出发的，而又同病相怜的战友。我们的人民，多么爱我们的战士和战马，而我们的战士和战马，又多么情同骨肉的热情！

    我们由呜咽变为默默悲痛了。后来那个短小精悍的战士，用湿润的眼神冷不防地向我们打量起来了。他的脸盘和他的体格比衬起来，并不算小，可是挺瘦挺干巴。他那紧紧缩小的眼睛，放射出了对我疑惧不安的光芒。

   “对不起，同志，”他突然干笑一下，又严肃地用着沉浊的语声问我道，“我还没有问，你是那一部分的？”

    我一看他这种神气，就猜出是因为我对冀中新形势的估计不合他的心思，引起他怀疑我来了。我解释道：

   “我说我是那一部分的，也没有凭据，我可是跟你们主任杨经国同志是同学，挺熟。……”

    “怎么？”天真的带有童音的青年战士插了嘴，“你跟我们杨主任很熟，可是他已经牺牲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吸了口冷气，“他已经牺牲了？”

　　杨经国同志是双十二事变前西安东城门楼上东北军学生队的我们同学。（他那时叫杨耀生，贵州人），抗战后，又同在冀中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他爱诗，他的诗代表着他那潇洒、朴素、奔放、奇突的热情和风度。一九四一年秋，我们在深泽马立村开代表大会，他们骑兵团在饶阳东开了荒回来，也驻扎在这个村里，我同孙犁同志找到他，谈了一会儿冀中文艺活动，他就从一个日本背包里，拿出他新作的诗稿来叫我们看。这首诗的标题，就吸引住了我们——

　　　　我们是来自民间的子弟兵

　　　　我们是来自民间的战马

　　背景就是他们刚完成的开荒工作—一饶阳城东滹沱河沿岸，自一九三九年大水灾后，就一直荒着。今秋骑兵团奉了军区的命令，去替老百姓们开荒种麦子，来自民间又暂时回到民间的八路军战士和战马，立刻变成了勤劳的农民和耕马。 

　　我展开钢笔写的原稿，读了几节，饶阳城东那一片广漠的荒芜的河滩地，以及被淹没的凄凉的残屋破院，流离失所的灾民，同时呈现在眼前，但是在这广漠荒凉的大河滩上出现了成千的穿着绿军装的，手扶犁耙的，“来自民间的子弟兵”和“来自民间的战马”得啊喔哇的吆喝着，有时间杂几声军歌和流行的抗日小调。微笑和紧张的光芒，像初春的太阳，说工作一齐工作，说休息一同休息，号声从滹沱河上一个残破的木桥上广播出来，吹号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娃娃兵。喇叭柄上耷拉着一块通红的绸子穗头。

    我回想到这里，他那淳朴深湛的气质，骑兵团和冀中人民的深厚关系，仍在渗透了我；他在谈战争谈写诗的时候，从他那明亮的眸子里放射出来的光芒，从他那南腔北调的口音中所喷放出来的热气，都像仍在放光，仍在吹拂着我的脸。可是怎么，他已经牺牲了？我们永远再不能聚在一块谈战争谈诗了！

　　“昨天他才牺牲的！”青年战士伤心地添加道。

    “昨天才牺牲？”我更一惊，我若早一天来这里，一定能见到他！

　　“就在这村南麦地里，”他一举手指了指，“敌人清早搜洼发现了我们，我们虽然把马都坚壁在村子里了，可是杨主任还穿着一条军装裤子，他长得又白，汉奸就追赶他。他拿盒子打了几枪，敌人大队更包围上去了……”他的童音也发沙了。他继续述说不下去了，我也只是提着一口气。他咳声叹息了一下，接着说道：“边上的这匹雪里站小黑马，就是他的马，也受伤了……。”

    我朝那群马里边望去。杨经国同志那匹小黑马方才我就看见过，它和它们杂乱地站在一起，抬着头看我们一会，用尾巴向伤口处挥舞几下，好像有什么痛苦期待解脱似的。我想过去看一看它的伤口，却始终没有动一动。

    村长和村里老头们，往一边去嘟念明天应付敌人的办法去了，愣小伙子依着门扇呼呼大睡着。独独那个屠户，双手抱着肩，用斜眼瞟着我，好像等得非常不耐烦了。马吃草和蹄子登地的声音，单调而且叫人闷气，庙外边的旷野．静得森人。

    “喔……喔！”村当中忽然传来了一声报晓的鸡鸣。

    我大吃一惊，仰头望望天色：“敌人要出动了！”于是我赶快向骑兵团同志们，介绍了一下利用敌人对老敌占区疏忽，可以暂且转到敌后之敌后打游击的经验，便归结到处理这十八匹战马的事上。最后，征求他们的意见道：

    “你们觉得怎样？是不是杀了比叫敌人弄去用好？”

    “话是那么说。”

    “不光说，立刻就得做。天一亮，就是人家的天下了。”

    他们又痛苦地沉默起来了。

    “你们没有意见，我们可就立刻下刀子了。毁了它也不能叫敌人弄去！”

    他们仍然不言语。我叫过村长来，叫他负责督促着，无论如何也要在黎明之前把这十八匹战马统通杀死，剥不剥不要紧。村长连连点头说行，可是有些儿心不在焉。屠户又露出喜色，抢着答应道：“这事交给我吧！只要你说一句痛快话，我准能办到。”我又向骑兵团战士动员解释了一番，才告别了转身往外走。……

    村长打发一个老头送我，刚进了果树林子就听见西南上打枪了。

    我住在大福营一个应敌干部老高家里。鸡叫了我才回来，他一直等着我回来才放了心。他一看天快亮了，也没有躺下睡一睡，就到维持会里去了。因为敌人这几天往往不亮就进村，进了村没有人应付就乱串。我可一仰睡着了。

    “腾腾……！”房后头人跑的声音把我惊醒，我刚一坐，老高家的气喘喘地跑进来说：．“准备点儿，又来啦，满了街筒子！”可是我刚想躲起来，老高就攒着应付敌人的太阳旗回来了。他一边骂着一边说：“这些王八羔子们，又往北边去了，不知道北边那个村又该倒霉呢！”

    太阳出来了，大嫂叫我吃饭。我喝了两碗稀饭又躺下了。心里想．：“马杀了没有？”想着想着睡着了。快到晌午，村北响了一枪。大嫂把我叫起，我又要躲起来，大嫂说：“别看有枪响，不一定要紧，抢足了回来的，都急着回王八窝，没有工夫串门户。”

    我就呆呆地坐在屋里，听房外边的动声预防万一。过了不大会儿，大个子老高同志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一进门先叹了一声，才说：

    “真他妈的！一出去又闹了十几匹马！”

    “啊，怎么，”我可大吃一惊，敌人弄住了十几匹马？十几匹呢？你数了没有？”

　　“十七八匹，还有一匹洋马。”

　　我一听这个可真完啦！一准是他们没有杀，统统叫敌人弄了走啦！我埋怨黄冢村长没有决心，埋怨骑兵团战士们太温情，后来又埋怨自己不应该不亲自督促着杀了再回来。但是最后我对谁也都原谅了：善良的农民，善良农民出身的骑兵团战士们，怎么肯下手杀死跟自己一同战斗过的战马呢！

　　

                                      　　　　　　一九四三年五月  冀中

                                                                                                                                                                            

关于《十八匹战马》的结尾

 

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看了《十八匹战马》，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当时就产生了将其改编成电影的想法。我父亲听说后对我说，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最后那些马非但被日本鬼子抢走了，而且那些舍不得杀马的老百姓却被鬼子杀了。这个真实的结局把我震撼了！我觉得这才深刻地反映出战争中的人性。于是按这个结局写了电影剧本的初稿。（给了北影的一位著名导演，后也没个结果，剧本也没还我。）

当时我也没问他为什么这么改。近来在整理《腹地》被批判的材料时，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十八匹战马》写作时间是1943年5月，而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我父亲的《腹地》正在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什么“暴露黑暗”啦， “自然主义”啦等等。他经过整风学习，可能是“认识”到什么，于是作出了“王佐断臂”的举动。

我这么说绝不是危言耸听，最近查出我父亲1946年4月26日的日记有这么一段：“《十八匹战马》在《北方文化》第三期上登出，但删去最后一段。”我又找出我父亲珍藏的这本杂志，翻开一看，果然如此，文章的结尾是“我”离开了现场，甚至连马被日本鬼子掠去都没有，大概是觉得战马被敌人掠去也有损八路军的形象。在1950年1月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才加上了现在的结尾。

我父亲为什么这样做，现在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和当时的文艺思想有关。我在翻看《北方文化》时发现，这本杂志的主编虽是成仿吾，编辑却是陈企霞，而当时正是他对《腹地》批评最甚。其它的我就不多说了。（王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