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冉淮舟的文章《孙犁书事1962》，转载于此。需要说明一点，此稿是我推荐给《史料》的，因版面原因，编辑要求压缩一半，我征求冉的意见，他让我“挥刀”，只好遵命乱砍一气，实在抱歉了！好在他有原文，可供查阅。

孙犁书事1962

冉 淮 舟

      我是1961年9月到《新港》做编辑工作的。10月，主编万力让编辑部的劳荣带着我和另外几位青年编辑，去看望孙犁。这是我第一次面见孙犁。他说他的身体比前几年初得病时好多了，但看去还是不很健康。谈话间我讲到，在查阅《天津日报》等报刊时，见到署名纪普、孙芸夫、纵耕、少达、石纺的一些文章，我判断都是他写的。孙犁听后，点头笑了。于是谈起将这些文章辑录成书的事，我说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篇目，这时孙犁从书橱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我，里面装着几篇剪报。

     于是 我开始查阅《天津日报》，抄录没有剪报的孙犁的文章。1962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探亲，利用那几天时间，整理、编排、核对了孙犁这本散文集书稿。我给孙犁写了一封信，连同散文集稿本寄给了他。孙犁看到信和稿本后颇为激动，当天下午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并说明信的前半有些像作文章，是想在这本书出版时，摘录一部分，作为后记，有一举两得之意。第二天，孙犁又给我写一封信，把散文集定名为《津门小集》，并附后记。

    就在《津门小集》编辑过程中，同时还进行着《风云初记》第三集和《文学短论》三编的编辑工作。

      《风云初记》第三集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天津日报》两次发表十节，《人民文学》一次发表五节，《新港》一次发表五节，有十节（十六至二十、二十六至三十）尚未发表。就在此时，周扬在文代会上对《风云初记》第二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却把我们带到了离开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这就使第二部中的描写成为软弱无力了。”这使孙犁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也因此不能继续发表第三集未发表的章节了。

      从1961年开始，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于是万力让我向孙犁约稿，新作、旧作都行。孙犁答应将《风云初记》第三集中十六至二十共五节交《新港》发表，这便是《新港》1962年4月号的《山路》和5月号的《河源》。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很好，万力决定连载《风云初记》第三集，重新发表过去已刊发部分。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来人拜访孙犁，联系出版《风云初记》第三集单行本及第一、二、三集的合本。

      我着手编辑《风云初记》第三集：《天津日报》发表的一至五节，孙犁有剪报；未发表的十六至二十节、二十六至三十节，孙犁有手稿；《天津日报》以《家乡的土地》为题名发表的六至十节，《人民文学》以《蒋象父女》为题名发表的二十一至二十五节，我从报纸和刊物上抄了下来；《新港》以《离别》为题名发表的十至十五节，我从《新港》编辑部资料柜中找到两本刊物剪了下来。稿子备齐了，我又仔细校阅一遍，送给孙犁。他在2月24日晚写给我的信中说：“今日已把《风云》三集之结尾写好，尚觉满意。如此，则此集已大致就绪矣……三十节——结尾，系一诗一大段抒情尾声。”

      《新港》从1962年7月号起连载《风云初记》第三集，至11月号结束。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定：他们排出的《风云初记》第三集清样，照《新港》已发稿改校后，我再协助孙犁校对。

    11月初，我去北京颐和园云松巢，协助孙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核对《风云初记》一、二、三合集，办法是我读他听。仅进行了一两天，因为孙犁觉得头有些不适，我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接着校了几天，把全书校完。

      196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风云初记》第一、二、三集合本，同年6月，出版了第三集单行本。

      《文学短论》的编辑工作，因为上海文化工作社于1950年12月出版了一本《文学短论》，1953年3月又出版了一本《文学短论》续编，我建议孙犁编一本《文学短论》三编。他在1962年2月24日晚写给我的信中，让我编好目录，给他看看，并同意就叫《文学短论》三编。在信的结尾，他颇感欣慰地写道：“我们在短短期间，把三本小书弄出个头绪，想起来也算不错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表示愿意出版此书，并提出正、续、三编合印，我也早就有此想法。于是排出正、续、三编目录，备好稿本，仔细校阅后，寄给孙犁订正。他在3月4日晚写给我的信中说：“《短论》三编合出，甚佳。”后来与出版社商定出一个选本，孙犁写了一篇《〈文学短论〉新版后记》，一千几百字。在196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印《文学短论》时，孙犁又把后记删削，仅剩一百多字。

      孙犁在3月4日的信中还写道：“我想找一本在冀中油印之《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因后来之《文学入门》以及《文艺学习》各版，系我删后付印，而当时不知是什么情绪竟删去三分之一，现在想来，实觉可惜。你便中可和百花商量一下，问问他们能不能从保存《冀中一日》的那位同志那里，探寻一下有没有这本书。”

    《文艺学习》是1941年孙犁参与编辑《冀中一日》后，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所写，冀中文建会1942年春油印出版，书名为《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在八路军第三纵队的《连队文艺》、晋察冀的《边区文化》上也连载过。吕正操、黄敬把这本书带到太行山区，铅印一次，书名改为《怎样写作》。1947年冀中新华书店出版时，孙犁删去了主要谈及理论的前四节和后六节，剩下的多是分析《冀中一日》作品即谈论创作实际的部分，书名改为《写作入门》。太岳新华书店和中南新华书店分别于1948年和1950年重印了这个版本。1950年上海文化工作社印行这个版本时，书名改为《文艺学习》。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学习》，也是这个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孙犁想要恢复《文艺学习》的原貌后，便决定重印这本书，但是苦于找不到原本。过了很长时间，孙犁于11月15日晚写信给我，说康濯同志处存有油印《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不久，康濯同志亲手把这本书交给了孙犁。当天夜晚，孙犁便浏览一遍。第二天即给我写信，让我把删去的部分抄好补入《文艺学习》。后经孙犁订正，写了一篇新版题记，附录了《怎样体验生活？》、《和下乡同志们的通信》，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8月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

      另外，我知道孙犁是写过一些诗的，1962年7月，我在《冀中导报》上看到他的《翻身十二唱》，便想到协助他编一本诗集。不久，我从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学通讯》上，看到了孙犁1939年12月2日写于阜平东湾的叙事诗《白洋淀之曲》，立即给他写信说：“看了《白洋淀之曲》，对于编诗集，我是充满信心的。”孙犁在回信中说；“如果我们真的能编一个诗集，是我也得有诗问世，真是不错。我们是要编一个诗集的。”

    孙犁在看过《白洋淀之曲》抄稿后，又给我写信说：“《白洋淀之曲》似尚可用，第三部颇为激动，这种调子，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少见。编辑诗拟用为首篇。”于是我整理好稿本，孙犁订正后，1963年8月10日写了后记，定书名为《白洋淀之曲》。这本诗集，1964年4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62年夏天，我去冀中平原深入生活，在肃宁县档案馆，看到了一些残破的《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平原杂志》，翻阅后，竟然发现孙犁的短篇小说《爹娘留下的琴和箫》、散文《二月通信》、诗歌《翻身十二唱》和《〈平原杂志〉第三期编辑后记》，便抄了下来。回天津后，立即把这些抄稿给孙犁送去。孙犁于当日夜间便给我写了一信，说；“我想把旧作四篇，联为一组，加一前言，各附后记，找一地方发表之。”并附上已经写出的前言——最初叫《旧篇杂缀》，后改为《旧篇新缀》。接着，孙犁又相继写了四篇后记，分两次寄给我。后来我把收集到的孙犁的旧作，连同新写的一篇前言、五篇后记和五篇散文，编出了《旧篇新缀》稿本，并经孙犁过目定稿，但因为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这部分书稿在文革前未能出版。

      除此之外， 1962年孙犁还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白洋淀纪事》校阅一遍，改正了一些重要的错字，增加了《张秋阁》等六篇文章，并写了《再版附记》。另外还写了五首旧体诗和七篇文章：《自嘲》（二首）、《勤学苦练》、《回忆沙可夫同志》、《1962年3月28日晨承光殿看玉佛》（三首）、《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黄鹂——病期琐事》、《石子——病期琐事》、《某村旧事》、《读〈作画〉后记》等。

     今年，是孙犁诞辰一百周年，我以回忆1962年和他的交往，来寄托我的哀思。

                                                                          2013年5月 于北京莲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