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研究的新话题

关于刘震云作品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了。那么，还有新的开拓空间吗？应该是有的。一方面，刘震云的创作还在延伸，值得继续关注；另一方面，他的有些作品还没有作深入的展开研究（例如他的早期作品）。而一位优秀的作家，其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都是值得反复探究的。何况，关于刘震云的生命旅程、他与故乡的关系、他的创作发展历程等等话题，都还没来得及全面铺开呢。

下面，就本人阅读所及，谈谈对拓展刘震云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  刘震云与乡村“校园文学”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对校园文学的研究显然不能与校园文学的发展相匹配。说到校园文学，一般指的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文学习作。其实也应该包括作家们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吧。一方面，在大学和中学里，校园文学都是爱好文学的师生的精神家园。许多学校都有文学社团，还出版各种自办的文学期刊。好些作家也是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离开校园以后，他们不时在自己的作品中回望校园的风景，记录校园生活印象。这一切，使得校园文学一直就是文坛上的一道特别的风景。现代以来，叶圣陶的《倪焕之》、钱钟书的《围城》分别描绘了教育改革的坎坷历程和知识分子在绝境中的沉沦足迹，都已成经典。当代英国“学院派”小说的代表戴维•洛奇的长篇小说《小世界》讽刺了西方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活法，有“西方的《围城》”之誉。当代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生动还原了一位厌学的中学生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无聊青春，产生了长久的反响，也都是名篇。

相对于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校园生活似乎显得相对单纯一些。但毕竟，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许多优秀的校园文学作品常常会将校园故事延伸到校外——通过校园生活与家庭、社会矛盾的联系，写出校园人生的社会背景。校园文学因此在文学的百花园中独具特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当代文学教科书中却没有校园文学的位置。是因为校园文学在文坛上算不上重要思潮？可在大学最关心校园文学的中文系课堂上，也没有校园文学的位置，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应该有的缺憾。尤其是在校园文学的发展已经相当可观的当今（好些名校都已经产生出自己的作家群），在好几所名牌大学都纷纷开办“创意写作”课程的当今，研究当代校园文学对于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学的发展，意义已显得迫切。有感于在文学讲座中多次被同学问及“您对校园文学怎么看？”“我们应该怎样推动校园文学的发展？”等等问题，我觉得开展校园文学的研究已经非常必要了。

    在我看来，当代小说中，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郁秀的《花季·雨季》、笛安的《告别天堂》、罗伟章的《奸细》是“都市校园文学”的代表，而刘震云的《塔铺》、莫言的《欢乐》、刘醒龙的《凤凰琴》则是“乡村校园文学”的重要收获。还有戴厚英的《人啊，人！》、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者的《桃李》、阎真的《活着之上》则是“大学校园文学”的名篇。诗歌方面，李亚伟的《中文系》、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也都为人熟知。散文方面，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曾经风靡一时。还有报告文学，祖慰的《快乐学院》、高晓岩、张力奋的《世纪末的流浪》、何建明的《落泪是金》、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也都曾经感动过无数读者。

《塔铺》是刘震云的成名作，曾经获得1987年―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写的是乡镇中学生活。高考之前，几个复读生怀抱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梦想刻苦复习。其中，王全已经成家，因为看不惯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就想 “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也来治治这些人。”还有个外号叫“磨桌”的，不想当官，只是不想在毒日头下割麦子才来尝试高考。小白脸“耗子”则自称是干部子弟，是父亲逼来的，他想的是可以借上学之机谈谈恋爱。还有一个女生李爱莲，家庭贫困，却不顾父亲的反对来复读。可复读的生活十分清苦：“学校伙食极差。同学们家庭都不富裕，从家里带些冷窝窝头，在伙上买块咸菜，买一碗糊糊就着吃。舍得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算是改善生活”。小说写“磨桌”晚上一个人因为饿，偷偷躲在厕所的墙后面烤蝉吃；还有李爱莲舍不得吃学校里有肉的菜，带回家给病中的父亲尝，“床头前的几个小弟妹，眼巴巴地盯着碗中那几片肉”，都十分逼真地写出了惨不忍睹的贫困，相当真切地还原了1970年代末乡村生活的贫困与艰辛，令人难忘。另一方面，小说中对于复读生之间彼此戒备的心理也有生动的刻画：“离高考近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可是，王全终于还是因为家庭的负担重退学了；“耗子”因为失恋也失去了希望；“磨桌”因为紧张晕倒在考场上，结果前功尽弃；李爱莲最终为了给父亲治病，只好放弃高考，嫁给了不爱的人……只有“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小说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眼前始终浮动着、闪现着塔铺的一切，一切。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这样的结尾令人感慨：有多少农家子弟在成功跳出“农门”以后也难以摆脱心理的重负！

刘震云善于以朴素的笔墨刻画令人唏嘘的细节。《塔铺》中“磨桌”偷偷躲在厕所的墙后面烤蝉吃就是叫人读过以后怎么也忘不了的细节。写校园生活一定要写出别人没有写出来的故事或者情节、细节。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李爱莲舍不得吃学校里有肉的菜，带回家给病中的父亲尝，“床头前的几个小弟妹，眼巴巴地盯着碗中那几片肉”的场面，就非常令人心酸。而李爱莲最终为了救病重的父亲被迫嫁人的结局也令人感慨。农村的很多苦孩子是非常懂事的。小说写的是乡村孩子的艰难、可怜，同时其中也融入了叫人很感动很温馨的真情。

所以刘震云这样写农村的学校生活，笔墨主要还不在写应试教育的压力，而是突出写生活的艰难、人生的难以如愿。这就写出了农村孩子的艰难、不容易：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刻苦追求着大学梦，多么可贵！可生活中极其沉重的压力又常常使得那些农村孩子的梦想幻灭得那么快，又何其可怜！

一直到1990年代，黄传会的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仍然在报道着乡村的贫困学子对求学的渴望，以及他们好不容易进入大学校门以后面临的贫困境遇……

什么叫“直面惨淡的人生”？什么叫“为民请命”？作家们以感人至深的好作品作出了回答。

二，  苦涩的《爱情故事》

1989年，《作家》杂志第六期推出《爱情故事》专号，集中发表了十六位作家的同题小说《爱情故事》。当时，“性文学”的浪潮还相当强劲，从1985年张贤亮发表有争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刘恒的《伏羲伏羲》……都深入揭示了性与政治、性与战争、性与命运、性与传统道德之间微妙的联系。而《作家》杂志这期《爱情故事》专号显然是对于这股浪潮的一次呼应。其中，有的讲述了情意绵绵的爱情故事，有的散发出相当浓烈的情欲气息，唯有刘震云的那个超短的短篇既与情意绵绵无关，更没有情欲气息。小说开篇坦言写不出爱情故事的尴尬（其实，作家应该是有爱情故事的啊！至少与夫人是有过恋爱的体验的），接下来笔锋一转，写表弟央求“我”在城里登征婚广告，而那征婚广告的特别也令人感慨不已“四十五岁以下，婚否不限，地区不限，带一小孩也可”。寥寥数语，隐含了多少难言之苦、弦外之音！农村男人一直娶妻难。高昂的彩礼使许多家境贫寒的男人打了一辈子光棍。因此，找对象要求极低。不要说像城里人那样提出长相、年龄、身高、文化水平等等方面的要求，就是年龄也可以“放宽”到四十五岁！而且“婚否不限，地区不限，带一小孩也可”。一个可以不计较长相、年龄等等条件的人，他的地位之低、心理之卑微，都可想而知了！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找一个伴、成一个家的基本愿望。而这愿望又是那么地欲哭无泪！

如何写农民的爱情与婚姻？1980年代已产生了莫言的《白狗秋千架》、《金发婴儿》、贾平凹的《商州初录》、矫健的《天良》、刘恒的《伏羲伏羲》等等力作，无论是渲染那情感的直截了当还是刻画那情绪的纠结难解，都令人感慨万端。然而，将那情感写到最没有情感色彩、也最没有希望、最苍白可怜境地的，当推刘震云的这篇《爱情故事》吧！

三 ，《手机》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很有看头：一来通过手机洞悉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手机本来使人们的联系更便捷，却也因此常常变成了“手雷”。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们一不小心就因为手机泄露了婚外情的秘密而焦头烂额。这样作家就点化了生活的玄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二来，作品揭示了当代人“瞎话张嘴就来”的生存窘态：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电视上滔滔不绝，说的话却“是属于全国人民的”的套话、空话；到了生活中，他在几个女人之间左右周旋，在脏话、傻话、假话、废话中时而如鱼得水、时而如履薄冰，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会说话”了，却又惹出层出不穷的麻烦。而他的情人五月在做爱时大说“世界上最脏最乱的话”，充分表现出“女汉子”的豪气；那位大学教授费墨说话的风格“从深刻到庸俗，转变得很快”，可为什么在滔滔不绝之后还是感到“嘴里贫，是证明心里闷”？他一边“贫”着，一边继续讲“坚涩和拧巴”的话，一边还在生活中蝇营狗苟，有几幅面孔……而这一切，都烘托出一个严肃的主题：为什么“现在社会上撒谎成风”？——这一句，使人不禁想起鲁迅关于“瞒和骗的大泽”的感慨来。但刘震云还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揭示了当代社会里撒谎成风的必要：《手机》“主要探讨的是一个谎言的重要性。每天有用的话可能就十句话，那每天要说三千多句话……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不是废话，或者是假话，但它既然占了这么大的比重。如果我们每天没有这三千多句的废话和假话，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会崩溃。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谎言，实际上每一个人，我觉得的话都说过谎言，而且谎言的比重，有时候比你发现真理的比重的话，要大得多，当生活充满谎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是多少地愉快。当这谎言被揭破之后，露出生活的疮疤和真相的时候，世界又是多少地惨烈。” [1] 这是何等可怕的真实！其实，谎言是可以分为“无伤大雅”的谎言与“居心叵测”的谎言的。生活中，“无伤大雅”的谎言可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某种润滑剂（例如亲朋好友之间出于善意编造出的“想开些”之类的安慰话），而“居心叵测”的谎言则常常导致伤天害理的骗局。对于“居心叵测”的谎言，人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在形形色色的骗局层出不穷的今天。问题还在于：为什么防骗的警钟长鸣，可受骗的人们依然层出不穷？那些老骗局为什么无数次地上演？

一边是各种各样的瞎话、脏话、废话，一边则是大家早就不信、可还是常常不绝于耳的套话、空话、大话，还有那些套话、空话、大话被“黑色幽默”化以后产生的怪话、俏皮话（以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乔瑜的《孽障们的歌》、王蒙的《狂欢的季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小说为代表）……在这些语言的狂欢中，人们逃离了崇高、严肃，习惯了调侃、玩世不恭，更滋生出“言过其实”、“言不必信”甚至“撒谎成风”的社会痼疾！那些“诚信为本”、“撒谎可耻”的传统美德已经岌岌可危。“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老实人吃亏”的说法也像瘟疫一般扩散。由此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有目共睹，愈演愈烈，令人担忧。

这一切，到底是手机惹的祸？还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产物？何时才能唤回“诚信为本”、“撒谎可耻”、“老实人不吃亏”、“狡诈者寸步难行”的良好社会风气？

《手机》因此发人深思。

在一个“穿越”、“玄幻”的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持着直面人生的写实道路，为文学开辟前进的道路。刘震云因此而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