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2/mw690/9d50da61td912f1ce1f31&690之十五  古之田间大夫  半生林下田间" TITLE="陈介祺印鉴 之十五  古之田间大夫  半生林下田间" />

印文：           ɡǔ   zhī   tián   jiān   dà   fū

                 古   之     田     间    大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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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           bàn   shēnɡ   lín   xià   tián   jiān

                 半     生     林    下     田     间

 

 

 

    “古之田间大夫”、“半生林下田间”，陈介祺的这两方常用印清清楚楚的道出了作为中国的大儒，他在入世与出世之中的一种难以名状的纠结。初识两方印也许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陈介祺要自比古人，是古人的哪种情怀契合了他的心境？为什么已是“林下田间”，却还没有舍了“大夫”二字。要洞悉这一切还要从陈介祺的仕途说起。

 

    陈介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陈官俊（字伟堂）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名翰林入直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曾历任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陈介祺幼承庭训，苦读于京师，《潍县志稿》载其聪慧嗜学，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乡试时考官得其卷疑为耆宿，弱冠之年即以诗文名都下。陈介祺十九岁至莱州府应童试、二十三岁乡试。陈氏的青壮年时期一直沿着苦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的道路顺利地前行，二十三岁时（道光三十五年）考取举人，三十三岁中进士，仕为翰林院编修。然而，其父陈官俊于宦海的几经沉浮，触及到了他的思想深处。道光元年，陈介祺九岁，陈官俊任山西学政时，被满族巡抚成格以“在学政任殴差、买妾、干预地方公事”等款奏劾，并两次降职。道光十九年，陈官俊于工部尚书任上，因主事全孚供出陈官俊闲谈泄密，以“一品大员，言语不知检点”之过，严加议处，而被革职。道光二十九年，即陈官俊病卒之年，因翰林院编修童福承为官俊妻作祭文有过当语，“以不即奏闻，实难辞咎”，议降三级调用，皇上加恩改为降六级留任。至于因些许微小过失而受到夺俸处罚的事则更多。而陈介祺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更使他刻骨铭心。咸丰三年，亦即其父卒后的第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南京，清政府军需大增，财政告急，户部因库储告竭，春季不能放俸，副都御史文瑞奏请皇上，命前朝老臣各家解囊捐助，凑成巨款，并指列十八家，其中包括陈家。惠亲王、恭亲王及僧格林沁手捧硃谕，强令十八家认捐，其他各家或万两或数千两，唯独强迫陈介祺代父认捐四万两。其只得四处奔走，多方筹措，历时一月，方如数交上，保全了身家性命。事后咸丰皇帝赏其顶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这亲身经历的灾难，使陈介祺对官场的黑暗凶险而深恶痛绝，遂无意仕进，痛下决心，不再留恋京都生活的繁华和贪图上流社会的虚荣，于咸丰四年致仕，归故里潍县，落居于城郊的莱章村。直至七年后，为避战乱，方迁入潍县城。

    陈介祺归里后，深居简出，自称“海滨病史”、“林下田间大夫” ，有一自作楹联：“曾种桃花，不知汉魏；犹存松菊，自谓羲皇”，还以陶渊明所居地“斜川”名其居为“小斜川”，体现出对宁静恬适生活的渴望之心。然陈氏并不同于淡逸无争的文人隐士，其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的“入世”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深浸其骨。其虽厌倦官场，但依然具有忠君报国的志向。尤其是因其父陈官俊多次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并任皇长子奕纬之师，道光帝嘉其“训迪有方”，而奕纬“逾冠而薨”，道光帝深为悲痛，故而对陈官俊格外恩宠，这也是陈官俊虽几经降任或罢免，而能复出擢升的原因。陈官俊母九十寿时，道光帝还赐以“耆臣寿母”匾。陈官俊卒后，追封“太子太保”，入贤良祀，谥“文悫”，并御赐碑文，对其褒赞倍至，并赐封陈官俊孙陈介祺子厚钟、厚滋并为举人。对以上诸事陈介祺深为感恩，曾书撰一楹联：“天上旧恩星拱北，日中新景地卷南”。陈氏认为一切腐败都是皇帝以下官吏所为，“今日事，皆君民中间一段，作不到认真二字，遂事事无可如何。”而其忠君报国的思想未曾动摇，即使长期僻居于乡野尚不忘关心朝政。当时有两位朝廷官员与陈氏有密交，书翰往来。一为陈官俊的弟子，一为其姪婿户部侍郎徐会沣（字东甫）。陈介祺致徐会沣的书函，现集中归藏于国家图书馆，存有五十余通，内容多涉及政务。另他与吴大澂、王懿荣这两位忠君爱国、思想激进的官员兼金石之友私交最笃，书翰中往往评骘事政。陈氏对改革吏治、赈灾救荒、洋人来华传教及开矿筑路、外敌入侵、富国强兵等均有大量论说。他的这些言论往往写在附笺上，有时注有“付丙”字样，即示意阅后焚销。其慨叹“吏治日逊一日􀨫民生日窘一日􀨫奈何”，呼吁上层官吏“以经为治，讲求利弊，周知天下，勤恤小民，上法古圣之政典，远取海国之所长”。其谈赈济灾荒，在光绪三年致督办山西救灾的吴大澂的多次书函中，详论“赈事七病”，提出办赈之要在“积谷平籴”、“兴保甲而杜官吏之侵吞”、谨防“富商大贾奸诡之徒拥资厚籴，居为奇货”等，并陈说救荒的具体方法。谈洋人在华设局开矿，其于光绪九年十一月三日致书王懿荣云：“晋省多煤多铁，必须延德国克鲁伯厂人来领工，而不可令其多带工人至千名外，以防我不能自为，而彼有异志，此即北京之一大机器局，又为北省运买之总局，南省则闽、广、滇产煤铁处六所，德不欲法强，故可用，吾兄以为然否？”虽僻居乡野，对国事却能了如指掌。其还力主抗御外敌，曾言：“中国民不知兵、兵不知战，猝募之众何以御敌？既未早图之，亦不可不再急图之。”曾作《海防说》一册，寄给朝中之友，言“虽系纸上之谈，自谓遇至明大公者尚有一二可采”。而在国运临危之时，又谆谆嘱托朝中友人：“津防、京防则尤不可忽，以备困兽之斗……须使京师如泰山之安也”，时时关切朝廷的安危。其还撰有《增补请开国铁路说》、《读张之洞奏疏之后》等，以陈己见，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而其于乡间百姓之事也难于漠然不置，关要之时，总能挺出而力执其事。咸丰十一年（186）为抵抗捻军，其会同官绅捐资设局募勇办团，还“于酷暑中筹画经营，设虚心炮台三座，规模制度皆亲创之。八月，军再过潍不复近城。”光绪二年（1876），潍地大旱，百姓饥饿不堪，其又率子孙于城隍庙办粥厂，“日往施粥，八月无间，粥必亲尝，旋到旋领，略无拥挤之患，大饥之后不染瘟疫为从来少见，所活万计。”于乡里享誉一时。又重修宗祠、建家祠、置祭田、立近族义茔等。因此，我们说陈介祺的隐居，并没有悖离他所接受的儒家“入世”的思想，是厌倦官场的无奈选择和心性的一种寄托。（摘录自《陈介祺鉴藏与学术研究》）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陈介祺是身在“林下田间”却有着浓重的“大夫”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正是陈介祺与古之贤人相契合的心境。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心绪，让四十二岁辞官归里，埋头金石的大儒依然“意在传古，志在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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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砖   钤有“半生林下田间”

（图片来自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古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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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出行图   钤有“半生林下田间”

（图片来自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古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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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砖   钤有“半生林下田间”

（图片来自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古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