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以及后人根据孔子的言行整理出来的一本教人做人的小册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本小册子成了金科玉律，成了中华民族的群体行为指南，甚至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 之说，委实了不得。

本来，孔子是推行克己复礼，讲究尊卑长幼，主张王道乐土、君权民授的，孔子认为人格应该被尊重，但人应该恪守道德，礼让亲和，家庭和睦、邻里共荣。为了这个目标，孔子带着弟子们巡游各国，企图找个有识之君王，可以推行他的理念，虽颠破流离数年而不果，却理念远播渐成体系，最终成就了《论语》，也算是孔子晚年倾心编制《春秋》、修订《周易》以外的增值历史文化贡献。《论语》经数代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尤其是大量出将入相的儒学大家）的推行，渐渐深入民心，开始潜移默化的起到了社会道德约束的伟大作用。

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出了个儒生叫做董仲舒的，为迎合当时社会政治需要和汉武帝个人政治喜好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别文化政策”，一时间，另类“焚书坑儒”活动浩浩荡荡的开展起来，从此儒生天下第一，百家不再争鸣，社会行为准则更进一步规范到“改良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儒学里面的“克制”、“礼让”、“仁爱”被无限放大，掺杂进了大量的“法家”思想，由自觉变成了被强制，从个人美德变成了法律约束，社会底层百姓渐渐成为了被任意欺凌的对象，而且还要把百姓被欺凌的行为描绘成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美德。汉代儒学从此开始偏离“周儒”的正统思想，渐渐的变成统治阶级奴役百姓的思想工具了。

尤其是到了两宋以后，儒家思想再一次被妖魔化，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儒道学”，经过弟子杨时、罗从彦、李侗等，到南宋朱熹时基本形成完整体系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号称集儒学之大成，继承和发扬了孔孟之道，并再次稳固的垫定了儒学作为社会正统道德标准。孔子师老子，弃天道而行人道，从“道法自然”发展到“道法人心”，实现了远古社会科学的一次历史性进步，程朱理学则回归道学，把人道置于天道之下，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高度符合了封建社会帝王统治需要，却一步一步把劝人行善追求天伦幸福的“人道儒学”偷梁换柱成为逼人灭人性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只关注生命存在的所谓“天道儒学”，宋元至明清，程朱理学一家独大，君臣父子三纲五常这些日常生活规范竟成为了血淋淋的杀人工具。孔子泉下有知，未知何感？

两千年过去了，孔子到底愿望一个什么样的人世间，我们无从考究，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世界一定不是孔子要的世界，“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世界肯定也不是孔子想要的理想世界。

孔子对他的弟子和门人从不摆架子，而是促膝交谈海阔天空，风趣幽默不拘小节。孔子听到子游弦歌，脱口而出“割鸡焉用牛刀？”子游不服，抗议说夫子教诲，有教无类，“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凭什么批评我？孔子听后爽朗大笑：你这小子，跟你开个玩笑，就这么较真？“程朱理学”强调的师道尊严哪里看得到一点点影子呢？

孔子周游列国，屡屡碰壁，主张得不到支持，理念得不到传播，贫穷潦倒惶惶不可终日，被描绘为丧家之犬，为求实现抱负的机会，决定接受反叛者的邀请遭到弟子质疑后，孔子都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慨然自嘲，轻松无奈地说明了自己意图和不会违背自己的主张以求万全的坚定信念，并在万般无奈之下发出了“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这些行为与孔子主张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也过则勿惮改”等仿佛格格不入，但又确实完美集于一身，孔子的社会主张和人性主张和谐统一，从不为了一个“伟大的”“高尚的”主张而违背人的本性，因为孔子儒学的根本核心理念，其实就是人性本善，所谓礼、仁、爱，其实就是呼吁社会保护每个人的善良本性，最大限度的释放出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装模作样的摆出一副圣人的面孔，要求别人这样那样。

孔子是圣人，那是基于他的学识和道德人格魅力，孔子是俗人，这是原本真相。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喝拉撒男欢女爱，本就是天道更是人道，正是孔子希望社会风气能够保护能够发扬的人性，后世所传封建礼教害死人，都怪孔孟之道，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孔子活泼可爱、幽默风趣、深入浅出、谆谆教导、娓娓道来，听孔子言如沐春风，观孔子行心旷神怡。听听孔子对幸福生活怎么描述？看看孔子有没有觉得物质积累、社会地位、名誉尊崇对幸福生活有多么重要？孔子说下面一段话时，我想应该是闲庭信步、极目远眺，心无旁骛、身无所羁：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呜呼孔子，人间至贤至圣，一世潦倒却快乐终生！

                                                             2012 冬  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