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随笔 (1)

                       洪平凡（2014-01-06）

美国经济学会与美国社会科学联盟联合举办的年会每年元月初在美国几个大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近万名经济学家和其它社会学的学者参加。年会除了举行两三场由著名经济学家作主旨演讲的数千人规模的大型会议之外，大多数会议都是中小规模的会议，议题五花八门。演讲者既有资深学者，也有在校博士生。事实上，年会的目的之一是为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提供寻找工作的机会。会议期间，很多学校和其它雇用博士生的单位与事先预约好的候选人进行面试。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高校到年会上举办招待会，吸引人才。

对于不在学术部门从事纯学术研究而在实际部门从事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的经济工作者，年会是一次与学术界保持联系和充电的好机会。笔者以前经常参加年会，但过去好几年没有参加，主要是把有限的出差经费让给年轻同事们去参加。半年多前，老朋友DOMINICK SALVATORE 教授联系笔者，希望我动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具体负责世界经济展望的两位同事，加上我本人，参加由他在经济年会上主持的一场会，专门讨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对世界经济的展望。客观地讲，DOMINICK SALVATORE 教授的学术水平还称不上一流，但他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曾一度被广泛采用。另外，他组织能力很强，每年经济年会上，他都会组织和主持两三场会议，其中必有一场是包括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参加的会议，有时他能把4、5个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召集在同一组由他主持的讨论会上。盛情难却，再加上2014的年会在费城举行，我想回母校宾大看看，所以欣然答应了他的邀请，并帮他约好了世界银行的ANDREW BURNS和国际货币基金RUPA DUTTAGUPTA。

在DOMINICK SALVATORE主持的这场题为“预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讨论会上，除了我们分别介绍了各自对2014的世界经济展望之外，我还分析和比较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三大国际组织在过去十多年的预测误差。这项研究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生谭之博在联合国作实习生时在我指导下初步完成的。

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每年都要独立发布对世界经济的预测。这些预测不仅仅是为了履行他们各自成员国赋予他们的职责，而且也是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他们的预测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决策。

我们首先对联合国在过去30年的预测误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没有系统性偏差，没有系统性序列相关，优于“随机游走”预测。但是在2001年和2009年的预测误差非常显著。之后我们又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过去十二年预测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增长率，以及10个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的GDP增长率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三个国际组织预测误差在统计上没有明显差别，联合国的预测在均方根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方面略微优于其它两位。

三个国际机构最大的预测误差发生在2009年。在2008年下半年，他们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高于其事后实际增长的3个百分点。虽然这三个国际机构都从2006年开始根据发达国家房价上升过快和主要大国之间对外账户失衡等指标警告世界经济可能会面临金融危机，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准确地预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没有能够预测到2009年实体经济发生的大衰退。我们归纳了其预测失误的几个主要原因：没有能够充分了解危机之前金融系统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包括证券化，次级贷款，衍生工具及不良资产的大幅度上升）和金融业幕后发生的各种欺诈活动；低估了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特别是金融中介功能前所未有剧烈破坏性； 当危机爆发之后，低估了其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特别是投资的急剧下降； 低估了危机的国际传染和传导程度 。当然，这些国际组织对2009年全球增长预测的备选方案与事后的实际增长率比他们基准预测要准确得多，误差在1.5个百分点。

年会上笔者参加的其它几场会议也有所收获。

芝加哥大学James Heckman教授作为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是年会最重要的演讲之一。 他演讲的题目为：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人的发展。他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子女受教育程度和事业成功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极为重要，对社会极为重要。他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来帮助提高贫困家庭子女受早期教育的机会，但他认为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这种泛泛的政策无法真正改善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机会和成功机会。听众中显然有人不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在问答时向他质疑。他解释，如果政府认为贫富差距过高，希望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根据他的实证计量经济分析，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对改善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机会效果不显著。他指出，虽然统计数据显示高收入家庭子女进入大学的比重高于低收入家庭，但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不主要反映在家庭收入水平上，而是反映在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方式（Parenting）。 他同时强调子女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努力对人力资本的积累非常重要。他认为不少高收入家庭把智力不足或主观能动性不强的子女送入大学是浪费。他反对普及大学教育，认为是浪费资源。 他把人力资本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知”的积累，即一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另一类是“非认知”，即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人际沟通能力等等。 社会需要这两类不同的人力资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