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土语——“搁众”的再探讨

     上篇《家乡土语——“搁众”的意义与价值》发出后，收到很多好友的跟帖，给我很大鼓励与提示。于是再把自己脑子里那些属于“陈谷子烂芝麻”的“搁众”土语拿出来再探讨。

     “搁”(gé)是老家人常用表示放置动作(实际的或想象的)的词。如说把把水桶“搁”在水缸边，别把那事“搁”在心上。上篇已说了，家乡土语中的“搁众”两字的“形”与“读音”意义，均与现在字典所录相同，仅现在未将“搁”与“众”两字放在一起作为词汇来收录。对于汉字而言，远在汉代，各种表情达意的汉字都产生了；即“搁（擱）”与“众（眾）”都有。这应表明“搁众”这一“土语”存在的历史应是很悠久，以至可以认为这土语产生于14世纪以前，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前，“搁众”这一土语便有流行。

      在朱才冲，有含“搁”字的土语，还有“搁夥”；意为合伙干事。据我的老同事说他老家安徽肥东有“搁夥”土语。

      这“土语”中的“众”与“夥”是指许多人，但不区分尊卑，承认都是有同等权利的人。这种观念可以认为很原始，即有着原始人的平等观念；也可认为很现代，上篇已对从对生产发展有适应性及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念相吻合说了个人见解，这里不赘述。

     那么这“搁众”、“搁夥”的土语为什么流行不开，成不了通用语言呢？本文是个人在这方面的自问自答，错误之处请批评批正。

     在我国的文化层面，居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仁”，虽有“仁者爱人”的解释，而孟子的 “民贵君轻”则将“众老百姓”看得更重些。必须看到，这些统统是是从“治国”的角度这么说的。

     儒家的“舟水说”甚得认可。他将百姓比为水，而朝廷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水成不了舟。儒家从这个角度要表现出要尊重与爱“水”。但对于人而言，儒家认定：“有尊有卑”；且“尊卑”，与“长幼”一样，是“天生”的！在儒家的思维里，习惯于用比喻代替逻辑来“说”道理。于是在儒家文献中便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排比句式的结论：用这种句式表达“尊卑有别”与“长幼有序”一样也是天生的。圣人用比喻代论证，他的学生跟着拥护，又有皇帝撑腰，原始的平等观念也就在典籍中无立足地了。

      在《论语》“季氏篇”有下面句子。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里“上、次、又其次”便是尊卑的等级。“生而知之”的人是天生尊者，其余则是次，又其次。这便是所谓“贵贱位矣”。

      儒家便是从“贵贱位矣”的认定，制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并认定君的尊位，是受之于天。这里儒家仍然沿用以比喻代逻辑，他是把“君臣”与“父子”构成排比句，因父子是天生关系，来佐证君臣也是天生关系。于是“君为臣纲”是不能怀疑的；只能拥护，服从。有此绝对服从的纲，其余就好办：“纲举就目张”了。

     但是历史总使这一学说尴尬！孔子，孟子未出生。就发生了“为臣的商汤，伐为君的桀”；“为臣的姬发，伐为君的纣”的事！

      儒家典籍中《孟子》中有这下面一段文字，现抄在下面供网友欣赏：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轲被齐宣王问得很尴尬。但他善辩，便绕弯地回答齐宣王。他先说“桀、纣”是残、贼俱全的“一夫”，不是君，于是可以杀。

       在我国历史上，造皇帝的反、改朝换代虽很多，但没有出第二个齐宣王这种有权威之人，再问后代大儒，使“君为臣纲”尴尬。因为非常“敏感”不能问；而另一方面“成王败寇”已成共识，也不需问。但“成王败寇”的共识，虽使用暴力取得皇位的新皇帝无“弑君”的负罪感，但却“生出”自己或子孙被“弑”之忧。于是历朝代的新皇帝，都大搞清君侧把，并加大保江山的力度。所以历史上都将谋反篡位定为最大犯罪：不仅有“行为”是罪不容赦，而且只要有言论，便犯罪。犯了这种罪，不仅当事者要被杀头，而且要株连九族。这种重刑虽未能得到皇帝根除“忧虑”的历史结果，但保住了“君为臣纲”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继续。而且经辛亥革命“君为臣纲”虽名已亡，还有人觉得“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上演了袁世凯当83天皇帝的“历史剧”。

      以上便是我自认为“搁众”虽产生历史悠久，但成不了通用语的的自问自答之一。

     但是上文说了我国化是用比喻使人有“贵贱”是天生，而“搁众”则含有是人都有同等权利观念，这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怎么能容各显神通种土语流行？下面回答这一自问。

     从全社会而言，我国长历史阶段的小农经济，生产、交通水平低，于是山川阻隔，对于边远山区而言，皇权是鞭长莫及，影响较弱；即就其控制能力而言，还是相对薄弱的。并不感到皇帝真的神圣不可侵犯。比如在1949年前，在朱才冲便戏称打摆子（疟疾）为“皇帝了”。因疟疾，先发冷，再发热，难受，热退之后便正常。将这种反得无常的“歇斯底里”现象称之为做皇帝，当然是对皇帝的“不尊”。但绝对传不到皇帝耳中。朱才冲人，并不感到在遥远京城有位天生的尊者。只觉得邻里要各睦相处，要“彼此尊重”，于是这种“四书五经”之外的“搁众”、“搁夥”观念滋生了。

      实际情况是，朱才冲人，从明代中叶到清末的350年里，都是以种田为业、或兼做砖瓦匠、木匠，铁匠、裁缝等为业来谋生，属于社会底层。他们一方面生活艰苦。另一方面，他们既沾不了“皇恩”，受不到一点什赏赐；就看一眼大官贵人，享受一下“眼福”都不可能。在百姓中，有田产要的向官府交田赋、没田的要服“徭役”交“杂税”，而且不交是不行的。交多少现在无相文字记录，但这些肯定要缴纳。

     朱才冲里也有私塾，认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的人也有些。但根本没人立志要去“治国、平天下”。认为只“修身、齐家”就足够。而要“修身、齐家”就是要“搁众”。他们从现实底层生活中体会到“能搁众”对其生产、生活，即其生存繁衍都至关重要。他们深深体会到，却使这种简单而艰苦的生活，也要有自己努力与众人协作帮助。即所谓“茅屋三间，全靠众人”。于是圣人书中虽无“搁众”、“搁夥”的说法，但私下觉得这“土语”能正确表达思想，于是口传面授地口传下来了。

      前文<家乡土语——“搁众”的意义与价值>实际仅是从朱才冲的人丁兴旺角度来肯定“搁众”的意义与价值。本文再补充在辛亥革命后，太湖有史志记录，及我能清楚地记的罗溪人投身新教育事的一枝半叶。.从这里似乎又从另一面显示 “搁众”的新景象：“搁众”者能较快地接新知识。

      罗溪乡朱才冲的朱克诚先生是辛亥革命建立的太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的校长。抗日时迁到太湖的六邑中学任教师中，罗溪乡便有三位，他们是：李天篤、李自清、朱丝纶,还有会计的朱春和。后来的办的“太湖县立中学”，家在罗溪乡的教师则有朱丝纶、朱书樵、刘选成，梅礼崇四人。

       尽管在太湖土语中“有罗溪佬不搁众”的贬义语，但后来的罗溪人“痛改前非”，以必须“搁众”来教育后人。于是，在废科举后，罗溪乡能出办新学的领头人，而之后又能有那么多中学教师，这比例在全县看是很突出的。这一表现，则说明仅有前篇所分析价值与意义还有是它产生于百姓的生产生活的实践，而且对“新学”表现出某种“互吸性”，从而容易接受新观念。

      语言中的土语，流通范围扩大后便成词汇。从这个意义上，现在词典所收集的词汇，最初都有个土语阶段。但是也有例外，这便是有些外来词汇，是由翻译家翻译出就成词汇而入词典了，在国内没有经过土语的过程。比如数学中的“几何”这一名词是在明代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将“geometria”译成 “几何”而流行开的。而且现在词典中这种词还不少

       再如十八大制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12个词，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的“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五个词在我国古籍书中没有，经翻译家译出而流行开的。属于数学中的“几何”一词同样情况。。

       而当我们对“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这五个词进行审视时，却又是乎窥见到“搁众”“搁夥”有着这五个词的“基因”。

      如此说来“搁众”、“搁夥”这种土语，还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应不会被淘汰！

 注：本文提到的具体人名，改革开放`家乡的地方史志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