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2022-12-10 02: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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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传授寻求功勋倡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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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秀美的未名湖畔，矗立着一尊半身铜像。多少朝霞辉映的清晨，多少星光璀璨的夜晚，青年学子们徘徊铜像之下，缅怀这位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天资聪颖，酷爱读书。十一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渐贫寒，但他勤学不辍，连中秀才、举人、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他以新科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岁的蔡元培，已经成为朝野瞩目的青年才士！
当蔡元培在科举道路上春风得意之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正在不断加深。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民众的愤怒；1895年，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上书请求变法图强，酿成了戊戌维新；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六君子”血洒京华。在这一系列的变故中，蔡元培逐渐觉醒了，他始则对清政府感到失望继而同情维新变法，终知“朝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于是毅然抛弃翰林官职，返归故里办学，他立志为革新社会培养人才。
从此，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他以学校为基地，以教育为武器，献身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98年9月，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他雄心勃勃，主持开设了哲学、文学、历史、数学，理科、英法日语等课程，亲自编撰教科书，购置了一批理化实验仪器和生物标本，制定《绍兴学堂学友约》，并且拟定在绍兴八县推广新式学校教育的计划。但是他的办学宗旨和改革措施引起守旧派的忌恨，守旧派诬以种种罪名，逼迫他改变宗旨，解聘新派教员。他无法容忍，不得不愤而辞职。
辞职后，他一面积极为浙江新式教育奔走呼号，一面从事教育改革的研究，写成《学堂教科论》一书，提出新式教育的总体设想，把教育划分为普通、专业、实业等不同系列，并规定了相应的课程。其中有女子普通科和师范速成科，以加强女子教育。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部具有开创精神的著作。
1901年8月，蔡元培应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之聘，担任特班总教席。次年，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选为会长。后来南洋公学校方无理开除学生，激起学潮，他率领退学学生创办爱国学社，接着又创办爱国女学。蔡元培不愧是中国知识界卓越的先驱者，他从科举出身，而迅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在创建中国教育会时，他说：我们所以建立中国教育会，就是要造就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而造就理想的国民，必须有共和的教育。在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时，他说：革命精神，是无论男女都应该提倡的，而教育是根本的办法，因此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爱国学社初期，经费常常发生困难。有一次，他准备到南京去筹措款项，正当他儿子得了重病，他狠了狠心，还是到了码头，买下船票。这时有人匆匆找到码头，告诉他儿子病死了。他心里非常难过，但一想学社经费无着，眼看就办不下去了，他强忍心头的巨大悲恸，简单做了交代，就登上轮船而去。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成为上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地。爱国学社社章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校内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每星期举行演讲会，蔡元培亲自登台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罪行，抨击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演讲的内容大多刊载在当时革命报纸《苏报》上，在上海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和章炳麟等七个教师还每天轮流为《苏报》写一篇评论，《苏报》则每月津贴学社一百元，作为办学经费。这时的《苏报》，几乎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在拒俄拒法运动中，他带领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勇敢地走在前列，剪发辫、着戎装、组织义勇队，参加学生的军事训练。他们的活动和东京留日学生运动同仇敌忾，遥相呼应。
1903年7月，清政府查封《苏报》，逮捕爱国志士章炳麟、邹容，爱国学社也被迫停办。蔡元培因在青岛未归而幸免。返沪后，他明知自己名列黑名单之首，但仍然继续领导教育会与爱国女学坚持革命活动。10月，沙俄军队重新占领沈阳。为唤起民众，他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每天亲自写两篇评论：一篇白话，一篇文言，以扩大宣传面。
当时，一些革命者热衷于暗杀活动，鼓吹用暗杀手段推翻清政府。蔡元培参加了暗杀团，在爱国女校组织试制炸药、毒药，并与黄兴等华兴会会员一起策划武装暴动。后来，他把暗杀团加以改组扩大，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在这些活动中，他倾注了全部革命热情，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虽然以暗杀作为革命手段并不可取。1905年10月，蔡元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正如吴玉章同志所说，他是“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学生革命运动的重要发起人”。
从1907年6月至1911年11月，蔡元培留学德国。他实行半工半读，学会德语后进入莱比锡大学，选修了哲学、文学、人类学、文明史等课程，还选读了多种教育学、心理学，如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学概论、心理学方法等。他还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在德国三年的留学生活，对蔡元培一生的教育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德国，蔡元培非常兴奋，当即与留德同学联名给各省当局发回电报，敦促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12月1日，他回到上海，参加筹建中华民国的工作，旋即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针对清季“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信条，他所制定的中华民国新教育方针是：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这里，军国民教育即体育，实利教育即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可见，蔡元培是我国教育史上提出德、智、体、美四育的第一人。所谓世界观教育，他解释说：“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因此，世界观教育的矛头直指中国封建传统思想。
蔡元培在教育部实行精兵简政，最初的教育部，包括他在内才三个人，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余人。从总长到部员，月薪一律三十元。全体人员勤勤恳恳，部内洋溢着一股平等、民主、勤勉的清新空气。
1912年3月，袁世凯伪装拥护革命，篡夺了总统之位。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他重申新教育方针，力主废弃尊孔读经。他认为，孔子的学术思想与后代的儒教、孔教，应该加以区别。因为孔子不是教主，故不能用宗教仪式对孔子顶礼膜拜。会议讨论了各项教育政策和措施，规定小学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本科三至四年的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规程。其中《大学令》系蔡元培起草，它是我国高等学校的第一个法规。《大学令》规定，原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原各省高等学堂为预科，附属于大学。大学的任务是研究学术，主要分为文理两科。凡设法、商而不设文科，设医、工、农不设理科，均不得称大学。本科之上设大学院，即各种研究所。蔡元培对这次会议寄于极大的希望，他在开幕词中说：“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是全国教育改革的点。”会议期间，由于袁世凯背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暴露出实行独裁专制的野心，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蔡元培也坚决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会议代表苦苦挽留，但他去意已决，对大家说：“我对于教育事业，愿负责任。此次辞职，实关于人格问题，教育总长应以身为天下表率，不便强留，希望大家谅解。”他认为，同盟会的意见和主张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决不能牺牲共和制度，决不能与袁世凯达成妥协，这就是他的人格所在。
1913年9月，蔡元培赴法进行学术研究。还在教育总长任内，他就大力支持青年知识分子赴法勤工俭学之举，为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提供校舍。他赴法以后，非常关心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们安排学校，组织勤工俭学会，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后来，他又和李石曾、吴玉章等人联合一些法国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他们招集华工到法国，设立旅法华工学校进行初步教育。学校开法文、中文、算学、理化、画图、工艺、卫生、修身等课程。蔡元培在给华工上课时，亲自编写了德育、智育的讲义。这些讲义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极富教育意义，深受学生欢迎。如《舍己为群”一篇中说：
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隶于恶政府，则虽生犹死，故不惮流血而为之。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国数年来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运动而被拘杀者若干人，临时奋斗而死伤者若干人，是皆基于舍己为群者也。”
仅1916年，华法教育会就从国内招收华工约五千人，他们为华工争得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的待遇。而当时由封建官僚主持的惠民公司也招集一批赴法华工，由于封建官僚居间剥削，华工待遇很低。华法教育会据理力争，与法国公司另订新约，为这批华工争回了一些权利。华工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了华工中的骨干，他们分赴工厂，充当翻译，在工余时间传授文化知识。
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吸引了国内大批贫困的有志青年。他们对内忧外患痛心疾首，千方百计寻求革命真理，寻求拯救国家、民族的道路，因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党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陈毅、荣臻、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陈延年等人，当年都曾赴法勤工俭学。可见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近代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创举。而作为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蔡元培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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