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与球共舞(四)
(2022-10-17 14: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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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考虑眼热因素滋味 |
分类： 情感 |
1995年5月，中国，天津。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那一回，卧薪尝胆了六年之久的中国男乒，终于又将斯韦思林杯夺回了手中，颁奖仪式上我们每个人都亲吻着银杯，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而我虽然是这一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可天津成全的却不是我。
男团决赛前我主动向蔡指导请缨，然而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教练们还是祭出了“秘密武器”——丁松，而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我想在单打上证明一下自己，从哥德堡到天津，一口气憋了两年，也憋得够久够长了，但也仅只是“证明”一下而已，冠军也不是没想过，可那到底还远着呢——那么一堆顶尖高手，中国的外国的，谁不目瞅着圣·勃莱德杯眼热，可到了，也只有一个冠军啊。
我和同屋的孔令辉虽然开玩笑说:“要是冠亚军决赛让咱俩碰上了，那可怎么办啊！”但谁也没把这话真往心里去。
而世事偏偏就有这么巧。
单打比赛，我场场都是硬仗：对卡尔松，对萨姆索诺夫，还有老瓦，老瓦在赛前就放出风声，说:“中国的三名小将（我、孔令辉、丁松）不会有太大作为，对付直板我有特殊的办法。”可士别三日就当刮目相看，现在的我又岂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呢！
八分之一决赛上，我与老瓦狭路相逢，前两局战成1比1平。第3局决胜局时，老瓦以10比5领先，这时的他已有点胜券在握的意思，可我却用了一项新技术:用反胶接发球抢攻，一下把他打傻了眼，连取4分，以21比18反败为胜。
打着打着就打进了决赛，没想到还真就遇上了同屋的好兄弟孔令辉。我俩争冠军，真正应了那句老话:同室操戈。
说老实话，孔令辉和王涛是世界上我最不愿碰的两名选手。抛弃感情因素不谈，直板打法讲究的就是一个“变化”，可我们成天生活在一起，我纵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绝技，也早被他们瞧了个清清楚楚——可这两人我还真就碰上了，一个世乒赛，一个奥运会。（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那场决赛在很多人眼里看来都不紧张，其实不然。毕竟“当世界冠军”都是我们从小就追求的理想，到了能实现它的时候，谁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也许我俩的外在表现都不是很“凶”，可却将那份激烈全都埋藏到心里去了。我们打得很累，累的都是心啊。最终孔令辉把握住了机会，成为了那届比赛的“新科状元”。
世乒赛后全队士气高涨，又发起了对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冲击。那段日子，小辉的状态如日中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我却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煎熬”。
奥运会当年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每国限报4人。凭当时的状态，孔令辉、王涛是当然的人选，而吕林要和王涛配双打，四个名额已去其三，剩下的一个就要由我、丁松，马文革三人去争。
马文革后来因为年龄的关系已基本退出了竞赛，主要就是我和丁松在暗暗较劲。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会难得，奥运会4年一届，一个人的运动生命能有几个4年!
就我而言，打球凭的就是一口气，这届错过了，下届未必还坚持得到；丁松更是，他的年龄已经在那儿了，而且他的运动生涯浮浮沉沉，走到这一步也太不容易。
但是我俩当的的状态都不好，心理压力太大，怎么都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
那段日子简直碰谁都输，实力在一个档次上的赢不了，就连打队里的小队员也输，点儿背到了极致。
那大概是我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少年已识愁滋味，比起歌德堡之败来，那种彷徨无助不上不下看不清前途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除了训练我不能也不应做别的，可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希望却是那么渺茫。
国内舆论也在议论纷纷:到底是丁松还是刘国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96年初，在参赛名单正扑朔迷离之际，一家报纸突然言之凿凿，声称蔡振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大致已决定放弃选择刘国梁的可能性了。
我当时的感觉真如五雷轰顶一般，报道中还有一些话，大意是刘国梁小船不堪重载，估计没有太大希望了云云。
这些话真的是狠狠刺痛了我，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我也并不相信蔡指导会说那样的话。刚好过后几天，蔡指导找我谈话，我就把那张报纸给他看了。
“”你觉得这话像我说的吗？”蔡指导盯着我的眼睛问。
“我不相信。”
正定集训以来，这家报纸的记者从来没采访过我。”蔡指导肯定地说:“参赛名单我都还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晓得。你别多想，好好训练吧。”
我把那张报纸放进了我的球板套里，直到现在都还在，我想它会在里面呆到至少我退役吧。
3月份，名单下来了，我搭上了飞往亚特兰大的班机。
亚特兰大之前的中国乒乓球队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全队众志成城，打定主意要背水一战。
那时蔡指导腰椎间盘严重突出，若不好好休息，很可能就会导致下半身瘫痪。扬州集训前，我们都劝他别去了，可是他坚决不同意，“不看封闭训练我心里放不下呀。”最后他是让人抬上飞机的。
每天，蔡指导都趴在台子上，从二楼俯视我们的训练。主帅如此鞠躬尽瘁，手下的将士自然大受鼓舞，大家真是玩儿命似的训练啊。而我当时的训练重心是双打，和小辉在一起这么多年，默契自不在话下，我们和王涛/吕林构成了“双保险”，要确保这块金牌。
8月的亚特兰大骄阳似火，我的心却平静得如同林间的湖泊。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怎么那么多记者!
那么多记者也不是冲着我去的，他们的目标是王涛和孔令辉。即使问到我头上，至多也就是一句“怎么样，有没有信心？”而我也只是淡然一笑:“信心当然是有的，也有这个实力，中国队很多队员都有这样的实力。”
这种宁静安然的心态铸就了我的胜利。奥运会比赛基本是一天一场，这使得我可以比较细腻地作准备工作，剩下的时间就以和同住的蔡指导、尹指导他们玩扑克来打发。
当我们两双选手会师决赛时，我们的“双保险”目的已达到。奥运金牌谁都想拿，我和孔令辉细细分析着形势:“他们是多年的老搭档，配合当然比我们默契，但我们就个人技术而言，‘单兵作战’的能力又比他们高……”
尹指导在旁边一听就乐了:“行了，都知根知底的，还有什么好说的，明天在场上放开打就是!”
颁奖仪式上，望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听着回响在耳边的熟悉的旋律，我只觉脑中一片空白。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激动或想哭的感觉，也奇怪人家怎么会热泪盈眶呢。
双打决赛之后紧接着是单打，由我对加拿大黄文冠。大约因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第1局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以9比21输掉了。幸好蔡指导在一边将我及时点醒，方连扳3局赢了回来。
当我和王涛在决赛里相遇时，我的感觉真是有点复杂。
一方面高兴两块金牌都是咱们中国的了，一方面又别扭怎么又遇上了队友!我跟尹指导说:“怎么那么点儿背，两个最不愿碰的人，一次世界大赛，一次奥运会，都让我撞上了。”尹指导还是那句话：“放开了，好好打。”
那天的比赛心里特别平静，仿佛已将胜负置之度外，我只是十分认真地处理好每一板每一球，于是，冠军就那么水到渠成了。
挂着那块金牌，我心里还在犯嘀咕：怎么，两个冠军都是我的了？
回国时和去的时候当然不一样了，所谓“衣锦还乡”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吧。可当时国内也有不少人说我这冠军拿的侥幸，几乎没碰什么高手。对于这种说法，我以10月份的世界杯冠军证明了自己：战胜了赛弗、普里莫拉茨、瓦尔德内尔诸多高手，几乎场场都是硬仗。而我在奥运会几乎没有系统训练的状况下取得了这样的战绩，应该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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