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簡化字問題的幾個認識誤區

 誤區一：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發展的共同方向（1）

 劉昌海

“每個人都有權利用自己選擇的語言文字，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文字表達思想，進行創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

——《聯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在前文《簡化字對正體漢字的戕害變亂》中我們已經揭示了，所謂的“簡化字”，是中共廢除漢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過渡性產物。因為是為漢字拼音化作鋪墊的過渡性產物，所以“簡化字”（漢字簡化）所奉行的策略是：“破壞漢字形體，削弱漢字效用。”因而漢字簡化毫無章法，簡化漢字混亂不堪。（參見《揭開簡化字的問題與危害》）

    但在“過渡期”的實踐中，大陸的文改專家們發現，要完全實行漢字拼音化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至少這個過渡期的時間會很長。這樣，“簡化字”的混乱不堪就成了影响其長期存在的致命傷。為了使混乱不堪的“簡化字”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文改專家（及相應官員）們就開始編造各種或不經論證的或不能成立的理論與各種荒謬的理由，利用其壟斷的行政權利與話語權，強行灌輸給大陸民眾。而大陸民眾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影响下，真的就進入了文改專家們設下的種種有關“簡化字”問題的認識誤區，習非成是，渾然不覺其危害，並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簡化字”予以維護。

    為了解除大陸民眾的簡化字“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們有必要徹底揭下中共文改專家們套在混乱不堪的“簡化字”身上的层层畫皮，破除有關“簡化字”問題上的種種認識誤區。

       本文包括以下七部分內容：

       誤區一：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發展的共同方向。

       誤區二：漢字的歷史發展趨勢就是由繁趨簡。

       誤區三：簡化字比繁體字易學、易記、易寫。

       誤區四：簡化字有利於掃盲。

       誤區五：文字不過是記錄語言的工具，作為工具當然越簡單越好。

       關於“繁簡之爭”中的幾種模糊認識

    （一）“漢字簡化運動雖然有瑕疵，但中國已無法走回頭路。”

    （二）“恢復繁體字，乾脆恢復甲骨文好了。”

    （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能瞎折騰。

    （四）恢復繁體字，代價太大。

       結語：不可黃鐘毀棄，任爾瓦釜雷鳴

    （一）“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發展的共同方向”的論調，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

    近代以來，隨著中華帝國的衰弱，西歐各國由於發生於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而逐漸興起，並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殖民擴張。歐洲在將世界逐步踩在腳下的過程中，自覺地或下意識地產生了歐洲對於世界的優越感，認為西方文化優於、高於非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模式是唯一的現代文明道路。這就是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

       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的英國人李約瑟（1900～1995，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漢學家、科學史專家）博士，在其所著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即“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用詳細的材料論證了人類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國的科技發明一直遠遠領先于世界，中華文明一直是人類文明的主體。中國在歷史上很長時間內（公元581～1800年）一直處於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被西方人稱之為“中華帝國”，十一世紀前後，中國經濟總量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60%左右（〈從北宋悟現代管理之道〉，《成都商報》，2013年11月10日），直至十八世紀前後，中國經濟總量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0%左右（現今美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8%左右）。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飛猛進，正是在中國古代文明基礎上的飛躍。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一系列的變革，經過二百來年的殖民擴張和掠奪，西方成了人類文明的“主宰”，全球的“西化”之風從此彌漫開來。

       黑格爾（1770～1831，德國19世紀唯心論哲學代表人物之一）是西方中心論的典型代表。他在《歷史哲學》中宣稱，世界歷史雖然開始于亞洲，但是“舊世界的中央和終極”卻是歐洲。

       歐洲中心主義的語言文字觀，也就是邏各斯（logos，歐洲哲學上表示支配世界萬物的規律性或原理）中心主義，也就是言語中心主義，認為言語高於書寫（文字），對於文字的發展方向，認為是從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先進文字，象形文字還有經過長期演變而形成的方塊漢字，是原始落後文字。

       還是以黑格爾為代表，他認為，拼音文字表達聲音，而聲音本身即是符號，因此，它由符號的符號所組成，是最好的文字，是精神的文字。反之，漢字或象形文字，是文字本身通過非語音因素背叛生命；它同時威脅著呼吸、精神，威脅著作為精神的自我關聯的歷史；它妨礙精神創造活動，或使這種創造活動無所作為；最足以代表這種現象的就是中國，“中華民族的象形文字僅僅適合對這個民族的精神文化進行詮釋”。（德里達《論文字學》第三章第一節，1999上海譯文出版社，汪堂家譯）

        黑格爾對於文字（漢字）與中國的詮釋，那不僅是歐洲中心主義的體現，還充滿了種族偏見。但是近百年來中國的那些鼓吹或實行漢字改革者對此卻蒙然不察，落入歐洲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窠臼而不自知，反以為自己代表和掌握了“先進理論”。

       比如周有光，即按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字觀，把文字史分為三期∶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字母文字。原始文字為刻符、岩畫、文字畫、圖畫文字，屬象形文字；古典文字為蘇美爾楔形文字（亦稱“丁頭字”）、埃及聖書字、中國文字、馬雅文字等，屬表意表音的文字；字母文字為產生於兩千前的腓尼基字母（文字），以及由其演變出來的希伯來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臘字母、拉丁字母（文字）等，屬表音（拼音）文字。他認為字母文字“開創了人類文字歷史的新時期”，因此他得出了人類文字的發展是“從意音文字向音節文字發展的規律”。（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1997版。200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緒論）

  實際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對於漢字的理解，卻是另一番景象。

  笛卡兒（1596～1650，法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解析幾何之父，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奠基人之一）曾設想∶“若出版一本涉及所有語言的大辭典，並給每個詞確定一個對應于意義而不是對應於音節的符號，那麼，有這本辭典並懂得文法的人，就可以通過符號而將那些文字翻譯成自己的語言。”又說∶“如果發現了這一秘密，我敢肯定，要不了多久，這種語言就會傳遍全球。許多人會願意花上五、六天時間學會這門能與所有人溝通的語言。”（德里達《論文字學》第三章第一節，1999上海譯文出版社，汪堂家譯）

  這個“秘密”，對於中國人來說一點兒都不稀奇，因為漢字就是這樣的文字，但對於使用拼音文字的歐洲人來說，卻是天大的“秘密”。笛卡兒觸探到了這個“秘密”，並啟發萊布尼茲設想一種“通用字符”。

  在萊布尼茲（1646～1716，德國哲學家、數學家。他一生的研究涉及生物學、語言學、法學、倫理學、神學、哲學、歷史學等40多個範疇）看來，漢字與發音分離，使它更適合哲學研究。他認為∶普通文字，可以節省我們必須節儉使用的記憶與想象。……也顯露了它可將符號留在書本上，以便有暇時再加以琢磨的秘密；而且，它使我們在推理時不費多大力氣。它用符號代替事物，以便使想象力安定下來。”（引同上）

    1703年 5月18日，萊布尼茲在給白晉（Bouvet）神父的信中進一步指出：“漢字也許更具有哲學特點，且似乎基於更多的理性考慮，它是由數、秩序和關係決定的，故只存在不與某種物體相似的孤零零的筆劃”。（引同上）

       萊布尼茨在18世紀就看到了漢字的一些內在優點，但是直到現在，許多中國人卻還坐擁寶山而不知。

    （2014-07-16；刘冰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