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正義】

“六書”全解

劉昌海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汉字的创造是一种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分理之可相别异”）与形体构造原则（“依类象形”、“形声相益”）的自觉的创造活动。那么汉字形体构造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统的“六书”说。

    参见《漢字造字原理》：http://blog.sina.com.cn/s/blog_9c1d3a4c01010nr5.html

    “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其中记载周代保氏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部分提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对于“六书”的名目，《周礼》却未言明，直到西汉末年刘韵修《七略》，“六书”名目方始得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刘韵在这里明确提出“六书”是造字方法——“造字之本”）但是对于“六书”的具体内容，刘韵却未提及。其后，东汉初年的郑玄在为注《周礼·地官·保氏》而作的《周官解诂》中，将这“六书”的名目及次第作了修正：“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但仍然没有具体的解释。又过了几十年，至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面世，人们才得以窥“六书”之全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详见后文）

    可见，至少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我国周代社会，作为“造字之本”的“六书”，已经作为童蒙习字的基础知识来传授。掌握了“造字之本”，学习起来汉字自然能提纲挈领，直见真谛，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汉字的形体从古至今虽然历经改易、讹变，但造字方法没变，所以，今天掌握“六书”知识，仍然是认字的基础。

    关于“六书”的称说，清代以后，人们大都采用刘韵的次第、许慎的称名，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后面，主要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对“六书”的内容分别加以解说。

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县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许庄村）人（现许庄村东一里处，仍有许慎及其子许冲的墓冢），大约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初年（约58年），卒于汉桓帝建和初年（147年），享年八十余岁。其仕履初为汝南郡功曹，后举孝廉，迁太尉（丞相）南阁（汉丞在朝廷的办公处）祭酒（书记长），再迁沛郡洨县（今安徽省固镇县东）之长（称病归里，未到任），故后人亦称其为“许祭酒”、“许洨长”。许慎“性纯笃，少博学经籍”（《后汉书·儒林传·许慎》），曾于京师洛阳师东汉著名经学大师贾逵习古经文，先后亦曾转益多师，并以太尉南阁祭酒的身份受诏到皇宫藏书处——南宫东观典校秘籍（“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再造脱误，是正文字”），精通古今文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引同上）。’”

    许慎作《说文解字》，缘起于当时因儒家经典传本文字形体不同而酿成轩然大波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儒家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合《乐》于《诗》或《礼》而称“五经”），由于“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西汉时“五经”通行传本的字体都是隶书，因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谥号）刘余拆孔子故宅从墙壁中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以及北平侯张苍（秦御史，归汉封北平侯。北平，今河北满城）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均为古文所著，故称“古文经”。

    但对于古文，“世人大共非訾（zǐ，诋毁），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说文解字·叙》）。意思是说，由于当时世人从未见过古文，不识为何物，故而群起反对，大加诋毁，认为是好奇立异之人，故意改变正规文字即隶书，对着孔壁凭空虚造的一些让人无法认识的字体，扰乱通行字体，以求在社会上出名。

    因汉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书文字字体不同，自然影响人们对经学的理解，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时的帝王对此都十分重视。汉宣帝在位时（前73年～前49年），曾召见齐地一位通晓《仓颉篇》的人，并派人跟其学习；汉平帝在位时（前1年～5年），也曾征召爰礼等一百余人，在未央宫里解说文字，并敕封爰礼为“小学元士”，即文字学博士；汉章帝元年（76年），亦曾召贾逵与诸儒讲学北宫白虎观；建初八年（公元84年），又命贾逵等人挑选一批“高材生”，在黄门署专门为他们讲经。许慎可能就是于此时受业于贾逵。

    许慎立足于古文经的观点，认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解字·叙》）。”意思是说，文字是经籍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实现仁治的先决条件，前人能够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能够认识古代文化，正是靠的文字。所以说，只有确立了根本，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明白了真正的道理，也就不会受各种不经之论的影响。所以其子许冲在《进书表》中说：“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义。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

    这就是《说文解字》成书的由来。

    《说文解字》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至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许慎命其子进献，历时22载，堪称精心用意之作。是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集大成，正如作者在叙中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譔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意思是说，现今我着此书，以小篆为说解对象，参照古文、籀文，广泛收集那些通晓文字学的人的各种观点、意见（汉人重师承，所学必有所本，多为上古所传），只要可信而又能证明的，均予以采用、撰录，以辨理文字的结构类型，剖析谬误，使后学者能够明白，从而正确理解文字形体构造的本意。将文字按不同部类排列，使其不混杂无章，在书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不载录的。对于那些形体结构已不能明白显示本义的文字，详加解说，以求使人理解。书中所引用的……都是古文经。对于弄不清楚的，予以注明，存而不论，不强解之。《进书表》亦称：“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实非过甚其辞。

    “说文解字”包含“说文”和“解字”两层意思。

    “文”是“依类象形”的产物，是单体结构，不能分解，故说而明之，是谓“说文”；“字”是“形声相益”的产物，有两个以上构成部分，可以分解，故解而析之，是谓“解字”。

    《说文解字》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古文、籀文，收字9353个，另有异体字1163个，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说解字义、辨识字读的大型字书，是我国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其学术门类涵盖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方面面。

    该书进献不久即流传于世，倍受推崇。南北朝曾有人将许慎与孔子相提并论，唐代以《石经》、《说文》、《字林》取士，更提高了《说文》的地位。清代王鸣盛称：“《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所言虽或过分，却也约略揭示出《说文》与其它经籍的内在联系，不为无见。历代注疏之学，多得益于《说文》，历代工具书特别是字书，大抵是直接或间接祖述《说文》，其在文字学史上的核心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2013-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