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诸位捧着第五册《号角》细细阅读的时候，举国上下刚刚度过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纪念日。七十年以来，国家日益强大，国民面貌日新月异，而对中国军事历史，尤其是抗战历史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对于抗战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客观。一个较为显著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观众忍受不了个别制作低劣的抗战“神剧”，先不说大家对其中历史错误越来越犀利的批判，就说对其中错漏百出的制服徽章和武器装备也越来越无法忍受。
制服徽章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研究制服徽章文化本身，也是在研究历史。很多朋友在对历史充满热情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其中的细节部分，制服徽章就是历史的一个细节。制服徽章研究历来在中国不是显学，甚至连隐学都算不上。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学者专家，可能都认为制服徽章只是一种非常偏门的历史题材，鲜有学术价值，甚至有极端的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层次较低的兴趣爱好而已，而制服徽章收藏更是有“玩物丧志”之嫌。但殊不知制服徽章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为何对西方战争电影津津乐道？除了剧情和表演等基本因素外，演员的着装和配饰很难找出问题，这就是因为他们对历史上制服徽章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所以电影开拍前，道具师必须早早完成考据工作。而反观我们的影视剧制作，将内战时期的国军军官开领常服用在抗战时期、日军红色山形胸章处处皆是、各种勋奖章的佩戴毫无章法等等谬误不一而足。更可气的是，最近一部公布剧照的电视剧竟然将二战德军制服稍作改装，穿在了国军军官身上！
当然，这些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本身中西方对军队的态度和认识就存在极大差别。西方军队从很早就实现了职业化，因此制服徽章也成为军队后勤的一个专门分类，并且不断发扬光大，以至于制服徽章学在西方一直都有很好的发展。而中国的军队历来都是集合下层民众的一个群体而已，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好男不当兵”等等观念深入人心，再加上民间对军事题材总是冠以“黩武”、“好斗”、“血腥”的印象，甚至羞于启齿，所以对于制服徽章这种更显边缘的历史门类，兴趣就无论如何也提不起来了。
但是，不能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制服徽章文化的不重视，就忽略其本身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之前几册《号角》中，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徽章制服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些制服徽章不单单是纷繁复杂、精妙绝伦的，更能让我们透过它们去进一步读懂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制服徽章是历史的一个载体，或者说，它们是历史的叙述者，通过它们，我们能够纠正认识上的错误，将历史完整地复原。
这么多年以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对抗日战争大小战役、武器装备、英雄先烈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对于抗战制服徽章的研究却非常少见。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制服徽章恰恰是我们经历了七十年时间之后再度复兴抗战精神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台湾著名军事学者滕昕云先生曾说过：“一部抗战史除了许多关键的重要历史人物外，根本就是成千上万的小人物在战场上面对死亡与伤痛，抗拒着战场上的恐惧，忍受煎熬、挨饿受冻，用人类最脆弱的力量去承担无法抗拒的大环境压力，所共同谱写出来的雄浑史诗，而军服、徽章、符号、个人武器、随身携行的装备等等，正是这些亲身参与的人和他们最贴近的个人物件，可以说是战士们最具体的代表与象征。不去了解这些基本的个人物件，我们将很难去体会这一份最人性、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怀和感觉；否则一部抗战史对我们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一段冷冷的文字叙述而已，我们将无法深沉地去体会其中的实质意义和蕴藏的丰富人性感动。”好在最近几年以来，我们观察到两岸对抗战时期的制服徽章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涉猎，除了滕昕云先生2001年出版的《抗战时期陆军服制装备1931~19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03年所编《民国军服图志》、汤桂霖先生2005年出版的《黄埔军服：国民革命军军服典藏鉴赏》外，国内各杂志也会经常出现一些专门文章，甚至在国外也出现了英文专著。
所以说，研究抗战时期的制服装备，并不单纯地是对制服徽章这些物件的研究，其目的之一是使先人们流血牺牲的精神得以流传于后辈；而对整个制服徽章文化的热爱，也不单单是人性追求美好天性的使然，更是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一种期盼。
号角主编：唐思 谢亮
2015年8月于深圳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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