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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花鸟画展现的是一个生命的世界，处处显示着诗情画意。那鸣叫于枝头的小鸟、狂舞在花际的蜂蝶、空无成虚白的背景、配合和谐的款识与印章，均体现了中国花鸟画独有的艺术特点，散发着令人倾倒的魅力。花鸟画自成体系、独立成科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繁荣时期的唐代。习吆，花鸟画何以能在唐代成为独立的画科?这首先涉及到中国艺术的本质问题。艺术的核心和思想基础是哲学，每一个民族的艺术必受到这一民族哲学思想的引导和影响。在中国艺术中，花鸟画能独立成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母体的核心内涵是由儒、道、禅三者交融形成的。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绘画，其意识的内在结构也必然由儒、道、禅三种哲学思想所搭建。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共同点即是真气内充、物我同在。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将这一观点深深融进了自己的血液，印化在传统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人和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同一的，本质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规律，都是自然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因而对世间万物，包括花鸟，有出自生命体验的文化认同感，寄予着“万物有灵”、物我同在的热情。中国画家赖以进行绘画艺术建构的思想模式就是源自儒学的“以人为本”、道学的“天人合一”和禅学的·梵我合一”相融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就是精神与物象的统—、主观和客观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秩序崩溃，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严重冲击和怀疑，追求功名、光宗耀祖的观念退到其次，追求个人内在的觉醒和精神的欢娱成为时尚。玄学的“无情”、“无己”和“无为”不仅成为士大夫们高雅的精神追求，而且也成为一种为士大们所广为接受的生活方式。他们纵情于山水，寄意于花鸟，得到物我两忘、得意忘形的审美感悟。战乱和苦难则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和禅宗的形成。禅宗用静思的方法提高人自身已有的悟性，以彻见人之心性本源为根本。在这种扫滁杂念、固守本心的体验中，物我融为一体，使“我”的清雅净洁的本性和大干世界交流，自由自在，无所羁绊，最后达到没有物我、没有时空、大彻大悟的境界。这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梵我合一”式的顿悟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绘画艺术进一步摆脱政治宣教的束缚，突出了绘画艺术的审美功能。到唐代，这已成了共识，于是花鸟画得到相当的正视，有了独立发展的思想哲学基础。这一点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能找到切实的依据：“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既然天地人物有着共同的本源、一致的本质，那么，人对万物天地必然可以感应感知，做情感交流，故而人物画可以表达人的情感，花鸟画也一样可以寄寓人的情感。

显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唐代的成熟，就是花鸟画在唐代独立成科的根本原因。

唐朝国家强盛、文化繁荣为花鸟画成为独立画科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它为“百花齐放’，提供了土壤，为“百鸟争翔”展示了蓝天背景。公元 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帝国，后又经过六年的征伐统—华夏。唐太宗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史称“贞观之治”。随后，武则天当权的半个世纪，尽管她有任用酷吏、生活奢侈等缺陷，但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延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我国封建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亦即“开元盛世”。可见，唐朝在相当长—段时间内，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政局稳定。

唐朝的统治者们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他们倡导科举考试，大力兴办学校，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打破了门第出身的限制；在思想文化上兼收并蓄，无论外来的佛教文化，还是本土的道教文化，唐朝大多数皇帝能两者兼重，大力弘扬。唐高相李渊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钦定三教次序为儒、道、佛，唐太宗一再重申这个顺序。唐玄宗时，道教达到顶峰，这与唐朝皇帝认为自己是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即老子)之后有关。武则天又一度偏尚佛教，使佛教达到预，峰。整个唐代只有唐武宗一度毁佛，其余皇帝均恪守三教并立的祖训，每逢重大节日庆典都要诏三教讲论于朝廷之上。而道、佛两教中“天人合一”、“梵我合一”思想的被尊重，为花鸟画创作的繁荣和独立成科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

唐代文化艺术的繁荣是空前的。唐代的书法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的同时，又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既见秀美，又见雄健，大家辈出，使唐代的书法艺术走向了颠峰时代。文学上，人才辈出，诗歌进入了黄金时期。唐中期出现了散文改革运动和传奇小说，其中诗歌的发展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诗人和画家之间的交流也密切起来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都有咏唱画家和画作的诗歌佳作，这间接地推动了美术的繁荣，也推动了花鸟画走向独立。在普遍繁荣的背景下，绘画走向了绚烂之境。我国艺术宝库之一的敦煌莫高窟(又称干佛洞)，现存一千多个洞窟中，唐代开凿的有十分之六七，彩塑和壁画是其主要艺术成就所在。现在我们有幸得以欣赏到的唐代花鸟绘画形象，除了唐墓出土的残片和人物画中的陪衬之外，大量的则散布于莫高窟的壁画中。

唐代画学的发展为花鸟画的独立成科提供了最直接也最有力的理论支撑。有唐一代，画学著述繁多。经过劫难存世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第一部通史著作，是绘画理论的集大成者。它规模宏大，史料丰富，画论精辟。另外还有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都有一定的分量。唐朝画论中，影响中国画坛—千多年、被后世画家倍加赞扬的是张璨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这一理论道出了绘画必须同时反映客观物象的真实性和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动性的艺术创作规律，并且强调了绘画的主体意义。

花鸟画植根于这样肥沃的文化土壤，自然花繁叶茂，果实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