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封山

        2012年，独龙江正在发生着巨变，独龙族也走到了民族历史的转折关头。

        随着国家“整族帮扶，整乡推进”计划的实施，独龙河谷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来到独龙江，我们第一感觉是进入了一个大工地，乡政府所在地孔当村变得热闹非凡，沿江狭窄的公路上，各种重型施工车辆呼啸而过，独龙族村落里，传统木楞房被以极快的速度拆掉，一栋栋钢筋水泥的新式房屋拔地而起。

        对于独龙河谷的人们来说，与他们命运攸关的最重要事件，莫过于独龙江隧道施工进度已经过半，在一年之内就可以贯通，这意味着，自古延续至今的独龙江半年大雪封山的历史即将彻底终结，这也意味着，2012至2013年的这个冬季，将会是独龙江流域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封山。

        不了解封山对于独龙江的影响，就不能真正了解独龙族自古以来的生存状态及民族心理。
        进出独龙江，必须翻越险峻的高黎贡山，每年冬季，大雪会将独龙江进出外界的所有通道全部封堵住，在积雪最深的高黎贡山垭口处，积雪最深处可以达到几十米，雪线宽达三十公里，不但车辆无法行驶，就是素以翻山越岭著称的独龙族，也无法徒步越过这三十公里高海拔的雪线。

        封山期间，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会持续半年。

        即使在另外的半年里，要进出独龙江也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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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最后的马帮》真实纪录了马帮往独龙江运输物资的艰难，实际上，进出独龙江的马帮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之前，进出独龙江只有一条艰险无比的人行小道，要爬天梯，过遛索，运输物资完全靠人背。

        翻越险峻的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之后，外来者还会被另一个难题所惊呆——独龙江流域实在太辽阔，独龙族分布实在太分散。

        独龙江流域面积达1994平方公里，居住在这里的独龙族只有4961人，也就是说，一平方公里还不到三个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再加上半年大雪封山，当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之时，独龙族却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人们的生活也极端贫困。

        独龙江隧道贯通后，这一切都将改变，独龙族的历史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正站在独龙江历史的一个关键节点上，近代以来，独龙江历史的关键节点也就三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由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已经被杨老先生和刘教授用摄影机纪录了下来；20世纪末，独龙江公路建成通车，独龙江从此告别人背马驮的历史，这已经在《最后的马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独龙江隧道贯通，半年大雪封山的历史彻底结束，意味着独龙族将从此不再是现代文明的看客，也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独龙江将彻底摘下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与外面的世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决心用摄影机纪录下这一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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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政当村位于独龙江最北端，紧邻西藏，这里是独龙族传统保持得最好的地方，欧阳斌导演决定选取这个村作为跟踪拍摄的对象。

        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如果要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拍摄，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独龙江，把最后一次封山的过程完整纪录下来，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选择，之前从来没有摄制组这么干过。 

        在独龙江封山拍摄，最大的风险在于与外界的交通联系完全中断，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摄制组将得不到外界的任何帮助，一切只能靠自己。

        独龙江号称“中国的基因宝库”，著名的高黎贡山生态保护区就在这里，独龙江同时也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毒蛇和蚂蝗的大本营。吸血的蚂蝗让人谈之色变，而毒蛇则更是危险，独龙江每年都有人命丧毒蛇之口。

        独龙江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不怎么样，只有一个乡级卫生院，一般的头疼脑热还可以治疗，真要得了大病，那只能自求多福。

        封山期间，在外面属于一般性的疾病，比如阑尾炎，在独龙江就是生死攸关的鬼门关，1960年代，一位驻守独龙江的边防军战士在封山期间得了急性阑尾炎，只要口福强效抗生素就可以治好，独龙江偏偏没有，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后，命令外交部与缅甸协商，派专机绕道缅甸飞独龙江，空投下救命的药品，在常年云雾缭绕的独龙江，药品空投下来后花了两个星期才找到，那位战士早就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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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龙江封山拍片的另一个困难是交通不便，我们摄制组主要的拍摄地点迪政当村，距离乡政府所在地孔当村有三十公里，当时路还没有完全修好，没有班车，进出一次极其困难，村里还没电，每隔几天就必须到乡政府去充一次电，否则摄影机没法工作，交通问题，一直是拍摄期间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

        物资的短缺是封山期间困扰我们的另一个难题，由于交通中断，物资运不进来，封山期间独龙江物资极其匮乏，尤其是到2013年的4月份，摄制组储备物资几乎都耗尽了，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啤酒卖到四十块钱一瓶，即使这样，跑遍整个独龙江还是难得买到一瓶，食物也是个大问题，新鲜蔬菜尤其匮乏，独龙族没有商品意识，种一点蔬菜也是自产自吃，基本不卖，再加上种植技术粗陋，霜降严重，蔬菜产量不高，品种单一，所以封山期间新鲜蔬菜在独龙江属于“奢侈品”。

        由于工作的原因在大雪封山前，我提前离开了独龙江，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5月，摄制组在独龙江封山待了半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专业摄制组在独龙江封山拍摄。

        半年封山期间，摄制组走遍了独龙江的每一个村寨，拍摄采访了在世的36位文面女，在隆冬时节踩着齐腰深的积雪登上高黎贡山黑普垭口，用摄影机真实纪录了封山期间独龙江普通人的生活，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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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独龙江隧道初步贯通，几天后，通过隧道抢运出了一位被严重烧伤的独龙族女孩，这意味着，从古延续至今的独龙江半年封山状态已经永远地终结了，摄制组拍摄的影像成为独龙江最后一次封山的真实见证。

      一个民族的命运，必然体现在普通人的命运之中。

      拍什么？片子开拍之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关于独龙江的节目前前后后也做过一些，仔细研究之后，总有“浮在面上”的感觉，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独龙江可拍的东西实在太多，秀丽的风光，奇特的民俗，很容易让新来乍到者产生某种猎奇心理，自觉不自觉地把关注点放在这些新奇的东西上；二是功夫没有下够，匆忙的报道周期，艰苦的生活条件，语言方面的障碍（稍微上一点年纪的独龙族基本不会说汉语），使得不少媒体人在独龙江待的时间不长，根本深入不下去，经常是进来后，花两三天时间坐着政府提供的越野车到各个点上转一转，很快就离开了，这样搞出来的报道，往往是宏观性报道，宏大性叙事，很难捕捉到当地人真正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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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独龙江里封山拍摄，时间很充裕，欧阳斌老师决心真正地带领摄制组“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方法很简单，与被摄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

       方法虽笨，但很有效。

       要拍到最真实的状态，摄影机就必须随时盯住拍摄对象，现实生活中，没人喜欢自己屁股后面随时跟着一台摄影机，人人都会觉得别扭，对于很多一辈子几乎从没有走出过大山的独龙族乡亲，就觉得更不舒服，刚开始甚至很排斥。

       时间一长，他们也就习惯了，后来，摄制组的拍摄甚至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新常态”，有时摄制组去乡政府充电，几天不见，他们还会主动问：“这几天为什么不拍了？”。

       但独龙江每天发生的事多如牛毛，肯定不能事无巨细都拍下来，如何选择那就很是考人。

       封山前几天，四十多名在贡山县一中读书的学生逃学跑回了独龙江，这一事件立即成为了当地政府要优先处理的头等大事，因为封山在即，如果不把这些学生立即送出去，那就意味着半年之内他们无法上学了。

       独龙江乡政府几乎全体总动员，乡长亲自带队，一户一户地去“抓”逃学的学生，折腾了几天，“抓”到二十多个，剩下的十多个学生跑到深山里躲起来，死活不愿去读书。

       乡政府派车，把“抓到”的二十多个学生送回了学校，三天后，独龙江正式封山了，这些学生要见到亲人，得半年以后。

       这一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我们意识到：一个民族要走向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观念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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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国家的力量，要在独龙江打个隧道，修通公路不是太困难，砸个十几亿下去，什么都有了，但人观念的转变，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我们拍到过这样的镜头：一位独龙族青年，把国家无偿发给的价值千元的核桃树苗漫不经心地扔在水坑中，当负责扶贫的驻村干部愤怒地质问他为何如此做时，他回答：“没时间去种”。

       在其它地方，学技术那是得自己出学费的，在独龙江，政府组织村民们学习农业种植技术，得付“误工费”，还要提供免费午餐，尽管如此，有的人还不愿意来。

       一个名叫李林高的独龙族小伙子进入了欧阳斌的视野。

       李林高的叔叔李金明，是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是独龙族中为数不多的走出大山，有所成就的文化人。

       李林高的父亲，是迪政当村公认的能人，打猎、采药等独龙族的传统营生样样精通，在村里第一个买拖拉机，第一个开小卖部，如今迪政当村几个颇有名气的猎人，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然而，这样一个很传统的独龙汉子，却并不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我们爸爸希望我们好好读书，长大以后走出独龙江，像叔叔那样做出一番成就”，李林高告诉我们。

        在当时的独龙江，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要供一个人在外面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也许是积劳成疾，在李林高读初三时，父亲去世了。

          “当时大雪封山，我们没法参加父亲的葬礼，几个月后，当我们回到家时，见到的只是父亲的坟墓”，摄影机前，李林高流着眼泪告诉我们。

       尽管受到了父亲去世的沉重打击，李林高还是不负众望，考上了昆明民族中专工艺美术专业，然而，毕业之时也就是失业之时。

       在城市里，很多大学毕业生尚且找不到工作，何况一个中专生？尽管能走出峡谷，到省城昆明读三年书，这样的人在独龙江实在不多，但李林高还是很难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迫于现实的生存压力，他回到了独龙江，像他父亲一样，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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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林高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家乡处境尴尬，尽管写得一笔好字，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读书，喜欢在手机qq上与人聊天，然而这些技能对于在独龙河谷谋生却并无多少实际帮助，高黎贡山保护区成立后，打猎已被禁止，当地人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上山采药，这是需要专业技能的活，还有很大的危险性，说白了，就是需要从小就进行野外生存训练。

       上山采药对于从小在外读书的李林高非常艰巨，拍摄采药的过程对于摄制组也是巨大的挑战。

       横亘在摄制组面前的，是险峻的丹当力卡山，丹当力卡山顶，竖立着著名的43号界碑，当地人称这块界碑为“死亡界碑”，界碑竖立之初，边防军每隔三四年要去巡查一次，每次都有人牺牲，所以43号界碑获得了这样一个险恶的外号。

       但是要反映李林高回到家乡后的真实生活，又必须拍摄他上山采药这组画面，独龙族号称“大山之子”，没有山林的镜头，片子将是不完整的。

       但是要反映李林高回到家乡后的真实生活，又必须拍摄他上山采药这组画面，独龙族号称“大山之子”，没有山林的镜头，片子将是不完整的。

       这次攀登丹当力卡山拍摄独龙族采药的历程，是最危险的经历，一条潜伏在路边石头下的毒蛇差点咬到祁云老师，关键时刻，同行的独龙族猎人眼疾手快，用棍子打死了钻出来的毒蛇，下山途中，欧阳斌老师从陡峭的山路上滚了下来，左腿严重摔伤，整整十天卧床不起，是善良的独龙族乡亲用他们刚刚采来的野生重楼熬药治好了欧阳斌老师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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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遭遇了不少危险和困难，上山采药这组镜头终归纪录下来了。

        “我们觉得辜负了父亲对我们的期望！”，一次喝醉酒后，李林高面对我们的镜头嚎啕大哭。

       我们理解这种彷徨和失落，接受了十年系统的正规教育，在省城待过，能熟练使用网络等现代化交流工具，使得李林高能够以一种外向型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民族，李林高个人的彷徨与焦虑背后，代表的是一代面临巨变的独龙族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时一种潜意识的焦虑与不安。

       现代文明带来的不仅仅是舒适与便利，与之相伴的是规则与现代思维方式，这恰恰是隐居独龙江畔几千年的独龙族最不适应的，也是对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

       历史上独龙族一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山打猎，采集药材，到独龙江里捕鱼，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自然保护区成立后，打猎首先被禁止，接着，《独龙江乡村规民约》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采药和捕鱼也将受到严格限制。

       摄制组尽可能用镜头捕捉一个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不同反应，我们参加并拍摄政府的重要会议，这是独龙江变化的源动力；我们一次次在昏暗的火塘边拍摄村民们的各种集会，点点滴滴的变化正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寻找各种有“故事”的人，迪政当村最后一位大巫师，独龙族最后一位文面师都在我们的镜头前讲述过他们的心声。

       有一天，当独龙江“样样好”了之后，我们相信，我们今天用镜头纪录下来的这些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彷徨忧伤，他们的担忧抱怨，他们的人生故事，可能正是这部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图 / 文：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