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 朝 著 名 书 画 家

    1：王羲之

   （约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人。他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王羲之因为这样的出身，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王羲之为人坦率，不拘礼节，从小就不慕荣利。《世说新语》里载有王羲之"坦腹东床"的美谈。晋代的另一大士族郗鉴欲与王氏家族联姻，就派了门生到王家去择婿。王导让来人到东厢下逐一观察他的子侄。门生回去后对郗鉴汇报说：王氏的诸少年都不错。他们听说来人是郗家派来选女婿的，都一个个神态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坦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一样。郗鉴听了，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佳婿。"后来一打听，知道坦腹而食的人是王羲之，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从这则逸事上看，王羲之从小就具有旷达的性格，很少为一些小事戚戚于心。也许这就是他的书法雄浑开阔，具有自由气象、潇洒神态的原因之一罢。也因为这个典故，后来人们就把"东床坦腹"、"东床"作为女婿的美称，或称呼他人的女婿叫"令坦"。
　　王羲之因为少有美名，朝廷公卿都喜爱他的才干，屡次征召为侍中、史部尚书等职，他都坚辞不受。他不喜当官、更喜欢清静。但是当他不得已而任官时，他又决不尸位素餐。他在任职期间，曾对宰相谢安和参与朝政的殷浩等人发青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他还对饥民开仓赈济。这些都说明他不慕荣利但为人正直的品格。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颜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贴》、《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唐人双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二十四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贴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王羲之还善于绘画，是历史上比较早的兼精绘画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夫人郗氏和他的七个儿子都善于书法，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书法世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他曾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过书法。渡江后，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曹喜、张芝、张昶、蔡邕、锺繇和梁鹄等人的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融合各家所长，自成一家。再加上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济济一堂，父辈王导、王旷、王异等都是高手，这对他的书法学习的帮助也是极为显着的。
　　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长浓纤折衷；他的行书遒媚劲健。人们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
王羲之的行书有如行云流水，其中又以兰亭叙为最极品；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右军宦游山阴，与孙统承、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修袚褉之礼。饮酒赋诗，由他以特选的鼠须笔和蚕茧纸，乘兴而书写了一篇序，记序盛会，共三百二十四字，其中二十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
　　右军将之传给子孙，直至七代孙智永，遗付给辩才，后来被唐太宗「骗」入内廷，唐太宗对他的字着迷不已，曾命搨书人赵模等各搨数本赐给王、臣、真迹则陪他殉葬在昭陵了。武后时，韫桓掘发，真迹又复出，收入玄宗内府，且刻石置于学士院，称为「定武兰序」，经历宋、金而亡。但此本和今天流传下来的墨本各不相同，很难确定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　王羲之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其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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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献之

（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由于其书艺超群，历来与王羲之并称“二王”，或尊称为“小圣”。官至中书令，人称中书令。王献之曾经担任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吴兴太守等官职；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政绩一般，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
　　王献之生于这样的家庭，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书圣"，母亲及叔、祖辈、众兄弟都是书法大家，从小的习是在所难免的。而他较之他人又更为勤勉，在学习书法时更为下力、专注、其性情也颇具乃父之风。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宋代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
　　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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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恺之

（约345-406）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曾为醒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105-418）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刘裕北伐南燕，恺之为作《祭牙（旗）文》。多才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画人注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即这个，指眼珠）中。尝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三毛，而益觉有神。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轰动一时。后人论述他作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把他和师法他的地朝宋际探微并称顾陆，号为密体，以区别于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存世的《<女史？>图》传是早期的摹本，内容绘写西晋张华所撰约束宫廷嫔妃的教诫。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被英军从清宫劫去，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传顾的另一作品《<洛神赋>图》，乃宋人所作。
　　他曾被当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 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谢安曾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封了一橱自己的作品存在桓玄处，竟被桓玄从橱后全部窃去，以致引起他的惊喜：“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他曾为南京瓦棺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可见他的绘画之吸引力，修建瓦棺寺时他认捐了百万钱，就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顾恺之的作品，据唐宋人的记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名人肖像以外，也画有一些佛教的图像，这是当时流行的一部分题材。另外还有飞禽走兽，这种题材和汉代的绘画有联系。他也画了一些神仙的图像，因为那也是当时流行的信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画了不少名士们的肖像。这就改变了汉代以宣扬礼教为主的风气，而反映了观察人物的新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新的目的，即：离开礼教和政治而重视人物的言论丰采和才华。这表示绘画艺术视野的扩大；从而为人物画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人的性格和精神特点。 在顾恺之的著作言论中，我们见到他反复强调描写人的神情和精神状态。
　　顾恺之和陆探微、张僧繇是南北朝时期三个最重要的画家，代表了汉代美术得到迅速发展和成熟的人物画艺术。
　　顾恺之的《论画》一文，象他另外两篇关于绘画艺术的文字一样，都因相传错脱，不易通读，只能揣其大意。其中谈到前人所画的：小列女、周本记、伏羲神农、汉本记、孙武、醉客、穰苴、壮士、列士、三马、东王公、七佛、夏殷与大列女、北风诗、清游池、竹林七贤、嵇轻车诗、陈太丘二方、嵇兴、临深履薄等作品，都是评论这些画中人物形象和神情表现的优劣。而全篇最前段，特别谈到：“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里他指出理解对象的深入的程度以人物画要求最高，对于山水画也很重要。 东晋兴宁年间（公元三六三—三六五年）顾恺之在金陵（今南京）瓦棺寺所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的病容及病中与人对谈时的特殊神色。这一幅维摩诘像，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受到称颂。同时，这一记载也说明中国流传的佛教图像，不是完全模仿外来的艺术。另外，顾恺之曾在画裴楷的肖像时，颊上加了三毫，据说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借助于细节，加强肖像的神态。也有记载，他故意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可见他曾企图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而且我们知道他在揣摩如何表现嵇康的诗句的时候，他体会到：画“手挥五弦”弹琴时的外形姿态，虽然是手的细小动作，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画“目送飞鸿”，想凭目光的微妙表现传达出对于天边云际有所眷恋的、捉模不定的迷惘的心绪，则是比较难的。这些就都是顾恺之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企图细致地描绘微妙的心理变化时，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界限。另外，他也曾明白地谈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提出了描绘眼睛是人物画艺术中的最重要的技巧。以上都说明顾恺之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物画艺术的新发展。 顾恺之的作品真迹，今已无传。只有若干流传已久的摹本。其中最精美的是《女史箴图》（隋代摹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洛神赋图》（宋代摹本，故宫博物院藏），都很能说明顾恺之时代的画风和艺术水平。《女史箴图》可以算作一篇文章的几段插图。《女史箴》一文是西晋张华所作，他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据说是用以讽刺放荡而堕落的皇后贾氏。其内容是教育封建宫廷妇女们如何为人，如何自保的一些人生经验和道德箴条。顾恺之这一《女史箴图》画卷，描绘一系列的动人形象，从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丰采。画家的笔墨是“简澹”的。古人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在《女史箴图》中保留了这些线条的联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和的节奏感。《洛神赋图》，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传说伏羲的女儿，在洛水溺死后为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叡将它改名为《洛神赋》。《洛神赋图》在古代曾被很多画家画过，而且有很多宋代摹本，都被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摹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卷，人物形象基本上类似，只在构图上有景物繁简的不同。那一景物较简的，在风格上具有更多的六朝时代的特点。画卷的开始便是曹植和他的侍从在洛水之滨遥望，那寄寓着他的苦恋的、美丽的洛水女神，出现在平静的水上。画面上远水泛流，洛神含情脉脉，似来又去。洛神的身影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的情意。这样的景象正是诗人多情的眼睛之所见。曹植在原来的诗篇中曾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来形容洛神在水上的飘忽往来。这两句充满柔情密意和微妙的感受的诗句，成为长期传颂的名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画中的诗意。这一富有文学性的《洛神赋图》，描写了人的感情活动，所以在古代绘画发展上有重要的地位。《列女图》（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摹本）从图卷的人物形象，动作，服装构图及风格上看，似是以魏晋之际的手笔为根据的。宋代版画插图本的《列女传》曾经清代阮元翻刻，其每页上端的插图人物动态都与此图卷相似，但增加了背景。也标为顾恺之图，这一插图与这一画卷相印证，至少可以看出，魏晋之际（或汉魏之间）的绘画艺术的一部分面貌，而助有于了解南北朝绘画的历史渊源。顾恺之的著作：《魏晋胜流画赞》一向被标作为顾恺之的文章，此篇讲临摹的方法，以及选绢、着色、布局、画山、画人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保存了一些作画的经验。他又一著作《画云台山记》，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章。但文字中有很多错乱，但大致可以看出是描述一幅分为三段的云台山图。云台山是道教的祖师张道陵修道成仙的名山。这幅图描绘天师张道陵以跳到深谷中取桃子来考察其弟子们，其中唯赵升、王长二人信心最坚。文章中又描述了画中的山石涧流的险峭之势，山峰上有孤松，山中穿插着凤鸟“婆娑体仪，羽秀而详轩尾翼”，白虎“匍石饮水”等。这篇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山水画的内容和风格。早期山水画是包含了神仙怪异的因素的。南北朝的道教徒宗炳、王微的论述山水画的文章也保留了下来，可以看出也是从求仙访道的思想出发的。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的风格，我们从南北朝一些石刻以及敦煌壁画中都可以得到相似的，进一步的认识顾恺之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运用“铁线描”勾勒出劲挺有力的细线，人物五官描写细致入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优美生动，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而神采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摹过他的画迹。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当众点晴 妙捐百万我国古代东晋，在南京建造了一座佛教寺庙叫瓦棺寺，寺庙落成后，和尚请众人捐施。一天，有位年轻人来到寺庙，在捐款薄上写了个“百万”的数字，人们都有很惊讶，因为数日来，在众多捐施者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捐款超过十万的，大家以为这个小名叫“虎头”的穷年轻人吹牛乱写，所以和尚当即让他把写的数目涂掉，但是这位年轻人却十分有把握地说：“别忙！你们先给我找一面空白墙壁。”于是，他就关起门来，在指定的空白墙壁上画了一幅像唯独眼珠没有画。这时，年轻人对和尚说：“第一天来看画的人，每人要捐十万钱给寺庙；第二天捐五万钱，以后，捐助数目由你们规定。”等这位青年人当众点画维摩诘眼珠时，寺门大开，如同神光显耀，满城哄动，人们争相来寺观画。纷纷称赞这幅画画得生动传神。看画的人络绎不绝。没有多久，百万数目就凑足了。这位挥笔作画者，就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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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卫协

     西晋著名画家，师法三国吴曹不兴，擅绘神仙、佛像和人物故事，曾作大小《列女》，以及《上林苑》、《北风诗》等图。描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顾恺之受其影响，赞卫协的作品“伟而有情势”，“巧密于情思”。南朝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云：“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跆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和曹不兴比较，卫协有显著提高。由此可知。曹不兴的画和汉壁画接近，线条粗扩，气魄雄健，注意人物的大体动态，不重视细部描写，而卫协改变了这种风格，比较精工细密。所以顾恺之评其《北风诗》卷画“巧密而精思”。这正是由民间的豪迈风格向士大夫画家的精思巧密风格的过度。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评其画云：“古画皆略，至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

5：索靖

(326-369)中国东晋雕塑家,画家,哲学家,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市)人,后徙居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戴逵终生不仕,初就学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鼓琴,著《戴逵集》9卷,已散佚。他擅长佛教雕塑,善于听取观众意见,将西域传来的佛教造像式样,结合本土艺术的特点,将漆器中的夹纻技术应用于佛像制作,创造出民众易于接受的中国式佛教雕塑样式。曾为会稽山阴灵宝寺作木雕无量寿佛及胁侍菩萨。隐于帏幕后,听取意见,反复修改,三年始成,又为瓦棺寺塑五世佛,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戴逵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山水,所画人物注重意趣的表现,作品被谢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具有很大影响。其子戴勃、戴颙亦善绘画和雕塑,承其家学,有所创造。戴逵在哲学上受儒家影响,发展了儒家形神一元论的观点,对后来范缜的无神论有一定影响。曾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著《释疑论》,与名僧慧远等反复辩论,见《广弘明集》;又不满于西晋名士的放荡纵欲,曾撰《放达为非道论》,载本传。性高洁,隐居不仕。孝武帝时,屡次征召,皆不就,病卒于家。据《世说新语》记载：“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唯务光（夏时贤人）当免卿此语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戴安道的画，太贴近生活；二是他画的宗教人物画也反映现实人物的思想性格。他画过《稽轻车诗图》能完全捕捉人物的情态，即所谓“作啸人似啸人”的程度。顾恺之评他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由此可知他的绘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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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陆机

字士衡，吴郡（今苏州）人。因其曾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 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实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宋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大观录》里说：《平复帖》为“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平复帖》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清人顾复称“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从此得笔。”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但若是怀素、杨凝式当真见到，也确会为之动情。董其昌赞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平复帖》凡九行，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和“宣和”、“政和”二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容只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惜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纸面损伤，有些字已分辩不出来了。古代法书典籍《墨缘汇观录》、《平生壮观》、《大观录》等，虽有记录，均无释文。当代书家启功先生在其《启功论稿》中对此帖注有释文。《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平复帖》，晋，陆机书，纸本，手卷，纵23.7cm，横20.6cm 。 草隶书9行86字。释文:“彥先羸瘵 ，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爲慶。承使唯男，幸爲複失前憂耳。吳子楊往初來主，吾不能盡。臨西複來，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思識□量之邁前，勢所恒有，宜□稱之。夏伯榮寇亂之際，聞問不悉。”（释文据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内容涉及三个人物，贺循，字彦先，是陆机的朋友，身体多病，难以痊愈。陆机说他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可庆，又有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吴子杨，以前曾到过陆家，但未受到重视。如今将西行，复来相见，其威仪举动，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最后说到夏伯荣，他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平复帖》的书写年代距今已有1700余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它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根据尾纸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题跋，可得知历代递藏情况。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张氏夫妇于1956年将《平复帖》捐献国家。清吴其贞《吴氏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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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卫恒

    中国西晋书法家。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官至黄门侍郎，惠帝时为贾后等所杀。他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祖卫觊、父卫瓘、侄女卫铄都是著名书法家。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他：善草、章草、隶、散隶等书体，但见于世的，多是他的草书。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北宋《淳化阁帖》卷二收有他草书二行。
　　《四体书势》1卷，是卫恒的书法理论著作，原文收入《晋书·卫恒传》，是存世最早和比较可靠的重要书法理论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关当时的各种书体、书史的演变，以及一些书法家代表的情况资料，大都赖此书得以保存。 
 　　卫氏是魏晋时期河东世家。卫恒青年时期，就被征辟至大司空司马攸的僚府中任职。以后又转为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等。卫恒的祖父卫觊、父亲卫瓘，先后在曹魏和西晋初年担任过朝廷中的重要职官，并且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家庭的教育和陶冶，使卫恒从小就喜欢书法。他任官之后，又主要从事于秘书性质的事务，长期抄写文书，所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草书和隶书。同时，在长期研究书法的基础上，他还写成了《四体书势》一文，探讨了汉字的构成、字形字体的演变，并对西晋以前的书法家进行了评论，指出他们在书法方面的得失。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西普以前的书法史的总结，也是我国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
　　卫恒的《四体书势》，在文字的起源和汉字的构字方面，并没有超出东汉许慎的认识，一本仓颉造字的说法，并完全沿袭许慎的“六义”之说，也认为汉字是通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种方式构成的。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叙述字体由古文、篆书、隶书直到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汉字字形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不断简化的规律，以及这种变化发展的社会原因。他在《四体书势》中说，秦以前的籀文，字体繁难，再加六国分裂，文字各异，难以识认，所以到秦国统一，由李斯作《仓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赵高作《爱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成为小篆。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日隶宇”。“隶书者，篆之捷也”。这就是说，隶书是篆字的简捷写法，所以有篆字向隶书的转化，是当时用字繁多，篆书很难适应各种诏令奏议的书写。正因为隶书的简捷易书，因而，“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说明了隶书逐渐代替篆字而大行于世的原因。 草书、楷书代替隶书而兴起，也经历了一个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四体书势》中，卫恒引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加以说明，崔瑷在这里说，隶书是对前此字形的简化，而“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其所以有这样—个简化的过程，是因为“时之多僻，政之多权，” “应时谕指，用于卒迫”，繁重的抄写任务，不得不使人变化笔势，以求其迅捷。可这样一来，大家都感到草书写起来， “兼功并用，爱日省力”，逐渐成为习惯，反倒觉得字体就不一定拘泥于古式了。
　　对于字形字体的发展变化规律，卫恒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引述了别人的观点，说明他对这种看法是赞同的。从这些议论中，也能够使人们了解到汉字字形发展的大致轮廓。
　　除了这些之外，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还对篆、隶、行、草等各体书法家的书法艺术作了比较，真正把书法提高到艺术上来。在秦的小篆的书写艺术上，他认为当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汉朝，有扶风人曹喜也善写篆体，其笔法与李斯少异：曹魏时期以曹喜为师而写篆体的是邯郸淳，他善于领略篆书的精妙之处，篆书写得很似曹喜；而韦诞以邯郸淳为师，写得却不及邯郸淖。至于东汉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他认为，蔡邕所说的篆体“形要妙，巧入神”，应该是篆体的精髓，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
　　谈到楷书、行书，他推崇东汉师宣官的楷书，说他的楷书“大则—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有笔法：而梁鹄暗暗模仿他的笔法，又胜于师宣官。至于行书，他也赞扬曹魏时钟繇的书法。
　　对于草书体的书写，他更有较详细的评述。他认为，东汉时期的杜度、崔瑷、崔寔，都善写草书， “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而草书最称精巧者，要数弘农的张伯英，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室其书”，因而号为“草圣”。张伯英弟子很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与张伯英同时期的其他草书家，都不如张伯英得草书之法。
　　卫恒的上述这些议论，概括了西晋以前书法发展的情况，在今天看来，因为魏晋墨迹殆尽，就更显得它的宝贵。
　　同时，在《四体书势》中，他也引用魏晋以来一些书法家对各种字体笔法的阐述，形象而生动地层示了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的笔法势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因为到了西晋，现行的所谓真、草、隶、篆等字体已经形成，各种字体的书法家纷然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以，他对这一时期的整个书法艺术特别赞赏，说是“籀篆益其子孙，隶草乃其会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宜”。
　　卫恒生活在西晋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在统治阶级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中，他的一家都死于这场斗争，他的书法墨迹也早已荡然无从。 “八王之乱”后，他才得到平反，赐其谥号为“兰陵贞世子”，肯定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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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索靖

（公元239—303年），晋代书家，中国书法史上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字幼宇，敦煌（今属甘肃省）人。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日庄。善章草书，峻险坚劲，自名日“银钩虿尾”。著有《草书状》一篇。他出生在一个累世官宦之家。父亲索湛，担任过北地太守。索靖年轻时就有“逸群之量”，与同乡汜哀、索永等五人均在太学读书，才艺绝人，驰名海内，被人们称为“敦煌五龙”。可惜，其他四人，相继早亡，独索靖一人“博经史，兼通内纬”，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很深。当时的显官名士如傅玄、张华等人，对索靖非常赏识，都乐意和他交朋友。
　　索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位有重要影响的人。他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姊之孙，书法上受张芝影响很深。以善写草书知名于世，尤精章草（章草是隶书草化后的书体）。晋武帝时，他和另一大书法家卫瓘同在尚书台供职。卫瓘为尚书令，索靖为尚书郎。由于二人在书法艺术上独具风格，当时被人们誉为“一台二妙”。说他二人的书法与张芝有很深的师承关系。后人评价道：“瓘得伯英（张芝字）筋，靖得伯英肉”。索靖的书法，浓浅得度，内涵朴厚，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气势是相当雄厚的，历来被书法家称为上乘。梁武帝萧衍称誉他的字“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黄山谷也称道他书法为“笺短意长，诚不可及”。有人把索靖的字与张芝的字作了比较，认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两位大师的书法是各见所长。
　　索靖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有《出师表》、《月仪帖》、《急就章》等。宋代著名的《淳化阁帖》也收集了索靖的墨迹。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平生最重法度，不肯轻易推许古人。一次，他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后，竟卧于碑下，朝夕摩掌，不忍离去。
 　　索靖平生著述颇丰，著有《草书状》一篇，对书法演变、风格、气韵、用笔及章法等作了全面精避的论述，有些基本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还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一书，此外还有《索子》、《晋诗》各20卷，现已失传。
　　索靖一生担任过西晋的重要官吏。初举贤良方正，拜驸马部尉而出守西域，酒泉太守、尚书郎、大将军、散骑常侍等职。公元303年，河间王司马颗等举兵侵犯洛阳。索靖被任命力游击将军，率关陇义兵参加保卫洛阳之战，不幸在战斗中受伤而死，卒年六十五岁。死后被追赠“司空”，封安乐亭侯。
　　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素。《出师颂》，史孝山作，传为索靖书。书体为章草，此帖字体浑厚，与其《月仪》帖不同。清  包世臣：北碑画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备具。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每折必洁净，作点尤精深，是以雍容宽绰，无画不长。后人着意留笔，则驻锋折颖之处墨多外溢，未及备法而已成。故举止匆遽，界恒苦促，画恒苦短，虽以平原雄杰，未免斯病。至于作势裹锋，敛墨入内，以求条鬯手足，则一画既不完善，数画更不变化，意恒伤浅，势恒伤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谓征西《出师颂》笔短意长，同此妙悟。（《艺舟双楫》）清　康有为：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史孝山《出师颂》致足学也。（《广艺舟双楫》）以十二月令制为尺牍， 故称。有三种：1 西晋索靖章草书， 仅见刻本，计一百零四行，书法淳厚， 古朴而又峭拔，有多种版本流行于世。2 隋代智永草书，《宣和书谱》有录，今不见传。3 唐人草书，墨迹，又名《唐人十二月友朋相闻书》。原藏清宫，《石渠宝笈三编》有录。黄麻纸本，高七寸八分，前及中有残缺，存字五十三行，书势流美，每字旁有释文小行书极精工，草书如钱，释文如豆，皆唐人手书。有影印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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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卫夫人

   （272—349），名铄，字茂漪，世称“卫夫人”,东晋女书法家,河东安邑（今夏县尉郭乡苏庄）人。我国书法家卫觊之曾孙女、卫   之孙女、卫恒之女。卫夫人继承先祖家传之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她最善隶书及正书，曾拜钟繇为师，深得其“古隶”及“汉隶”笔法，将卫氏家传之风融为一体，创立了一种新的隶书，时称“今隶”。《书后品》这样评价她：“卫正体尤绝，世将楷则。”卫夫人正书,被评论者誉为楷书之法则,她确实为魏体的创立，以及向隋唐楷书的过渡拓平了道路。唐张怀罐 称誉其书能“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杜甫诗曰：“学画先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卫夫人的正书，方笔凝重，体态端庄，字体端正，用笔合法。她那种精湛纯熟的笔书，姿态妩媚的形神可称“源远流长，曾末深有。”卫夫人在书法理论上亦有创见。她写的《笔阵图》，仅五百余字，却以简练的文辞，对笔、墨、纸、砚的选择，执笔部位及传统书法的法则，均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其理论之精辟，见解之卓越，堪称我国古代书法理论之精髓。“书圣”王羲之就是从师于卫夫人的，可谓她的衣钵弟子。他在《题夫人笔阵图》一文中说：“余少学卫夫人画，将为大能。”由此可见卫氏书法造诣之深，在我国书法艺术方面，有着极高的地位，巨大的贡献。她象一颗耀眼的巨星，千余年来放射着不息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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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王修字敬仁

是王仲祖的儿子，官至著作郎。王修少年时就有美善的声誉。他十六岁就写出来了《贤令论》。刘真长看到《贤令论》后，赞赏嗟叹不止。王修擅长书写隶书、行书。他曾经向王羲之求要书法墨迹，王书写了一纸《东方朔画赞》给他。王僧虔说：“敬仁的书法已经将王羲之的精妙之处都学到手了。”王献之每当看到王修的书法时，都惊叹地说：“敬仁的书法进步特快，其势咄咄逼人！”晋穆帝升平元年，王修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早先时候，王修的父亲王导爱好钟氏的书法，虽在丧乱流离中，犹在衣带中藏着钟氏书法的真迹，每每拿出来给人看。来到江南后，王导将钟氏真迹送给了王羲之。后来王羲之又将它们送还给了王修。王修死后，他母亲见到儿子生前非常喜爱这些墨宝，于是将它们放进王修的棺中陪葬。王修的隶书、行书达到神妙的境界。殷仲堪的书法，只比王修差些。

11：庾翼

颍川鄢陵人。东晋书法家,字稚恭，官征西将军荆州刺史，谥曰肃。 书法初与王羲之齐名。王僧虔称：“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平，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 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后，其兄庾亮得王羲之书，翼见后乃大服。”唐代窦臮《述书赋》称：“积薪之美，更览稚恭。名齐逸少，墨妙所宗，善草则鹰搏隼击，工正则剑锷刀锋。愧时誉这未尽，觉知音之罕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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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翼

下邳人。东晋书法家,字君祖。活动于永和、升平间。真书学锺繇，草书学王羲之，皆能精妙。其模信名家书法的技能，几可乱真。南朝宋羊欣称其：“善学人书，写羲之表，表出经日不觉，后云‘风欲乱真’。”《书品》称其善效晋帝。相传王羲之的某些迹出于他之手。

     13：王珉

     琅琊临沂人。东晋书法家。字季琰，小字僧弥，长于行书，得锺繇、张芝法， 筋力俱骏。《晋书》本传：“珉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出珣右， 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 代王献之为长，兼中书令；二人素齐名，世谓献之为大令，珉为小令。窦臮《述书赋》评其书：“露锋而豁怀，傍礼乐而无检，犹抟扶摇而坐致，超峻极而非险。”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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