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瑰宝，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随着人们的生活变化而不断发展创新，它不仅是记录华夏文明的语言符号载体，更是以线条和结构意境所构成的造型视觉艺术形式。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情，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多对书法艺术喜爱备至。唐太宗以“王羲之兰亭序列葬，号天下以书”，宋徽宋创作瘦金体，乾隆设“三希堂”等无不展现了书法艺术的生命力。而成就于清乾隆十二年、由大学士梁诗正等人编刻而成、收录了自魏晋至明代的135位书法名家的书法名迹真品《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则是我国历代书法艺术的最珍贵资料，成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古代法书典籍。

 

     清代乾隆皇帝执政之初，由于处在所谓“太平盛世”，更兼弘历本人酷爱书法绘画，喜古代书画的收藏，因此，当时皇宫内廷名画名帖的珍藏盛况空前，蔚为大观。在中国的书法名帖当中，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墨迹。乾隆十一年(1746年)，弘历收得了三王的名帖，视为稀世珍宝，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取名“三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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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献之的《中秋帖》

     为了永远保存这些书法精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弘历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兵部右侍郎汪由敦等，根据乾隆九年弘历命内直诸臣据内府所藏书法编成的精品目录《石渠宝笈》中的历代法书墨迹集刻汇帖，并请了当时的镌刻能手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摹刻于495块石上，乾隆十五年七月，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跋尾，全称定名为《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这一浩大的工程，历时6年之久，于乾隆十八年竣工。

     《法帖》所选书作，是清宫所藏历代法书精品中的精品；摹手、刻工也是普天之下高手中的高手；所用石料皆产于北京房山县境，因石上带有艾叶般灰蓝色的纹理，故名“艾叶青”，质地坚硬细腻，都可以和汉白玉媲美了。故尔，《三希堂法帖》彰显皇家风范，恢宏气度，其质量和数量远非其他丛帖可以比拟。翻开这部丛帖，你可以看到：“二王”书法用飘逸多姿的线条演绎了雪夜访戴、东篱采菊般的魏晋风度。褚遂良的《倪宽赞》、颜真卿的《告身帖》，展示的分明是兼收并蓄、雍容大度的大唐气象。苏、黄、米、蔡笔墨中荡起来的涟漪，交织着宋词豪放与婉约的韵致。赵孟頫清丽妩媚的书风，令人想到他为人的怯懦和在官场的蹐。尽管如此，弘历对他的字还是喜欢得要命，连他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的书作都收进了《法帖》，爱屋及乌了，甚至，一不留心还收进来一件赵的赝品……不过，白璧微瑕，这算不了什么。中国帖派书法峰回路转、林峦起伏的景致尽在其中。难怪乾隆皇帝要在《法帖》最后的刻石上题下“烟云尽态”四字。

    后来乾隆又命在西苑（即北海）琼岛岸边建了一座造型别致的阅古楼，将495方刻石嵌装在楼壁之上，以利永久保存。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共收集了我国魏晋以来直到明末历代书法家135人的340件楷、行、草书作品。另有历代名家、收藏家题跋200多件，收藏印章1600多方，几乎囊括了当时清廷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历代名家的法书墨迹精品，可谓洋洋大观。所收作品均按历史顺序编排，书法艺术价值极高，代表着我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法帖》问世以来，一直是书法爱好者的习字“圣经”，历朝曾有不同的拓本，除乾隆时期的初拓本外，后又有嘉庆、道光、成丰、光绪时期的各种拓本。到了民国以后，那些军阀政客、御用文人也附庸风雅，勾结帖商加以传拓，一时拓本繁杂，良莠不齐，刻石也受到不少损伤。

     除此之外，赵佶与弘历同是一代君主，可两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赵佶是北宋江山的亡国之主，而弘历却是大清盛世的有道明君，在乾隆的眼中徽宗赵佶因艺亡国，不仅不具有最基本的齐家之术，更无治理国家的策略与方法。这样的一位皇帝在乾隆眼中自然是不屑一顾的，赵佶书迹也因其自身原因未入弘历的法眼。

   

     再者，作为宋代书画大家的赵佶其作品的押署非常特别，俗称“天下一人”。仅这四个字便可看出赵佶对自己书画造诣的自负甚高，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我独尊之意。这样一来，如果将赵佶书迹刻入《三希堂法帖》中，其押署也必然会被刻入帖中，“天下一人”的签押就会永存于帖中，而乾隆皇帝看到这个押署自然会心存不悦，若言“天下一人”，又置我于何处？皇权的威严就会在这四个字的签押中被剥夺，乾隆皇帝的心理自然是不愿接受的，所以作为编辑者在择帖编次中有意放弃了赵佶的书迹，在这里人情世故代替了艺术的标准，赵佶的书迹又再次被《三希堂法帖》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