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靈賽斯在《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中說：「群體事件的當事者，並不是意外地被捲入的，每一個人在深層意識上都參與了一手，而整體地形成了共同的命運。」反過來說，「我們每一個人以思想與情感的無形能量，促使一件又一件的群體事件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大元朝在中原當家做主的年代，明教經歷了陽頂天、張無忌與朱元璋時代，表面上紛紛擾擾。後陽頂天時代，眾高手們臭罵明教怎會這般四紛五裂，遭人唾棄；到了張無忌時代，經過組織再造，團結了好一陣子；再到朱元璋時代，大家又恨不得扭斷朱元璋的脖子。外在看來，好像人人被環境牽動，做出不得不然的回應；但內在看來，正是大家的集體信念，造成明教的實相。

　　每一任教主，都是那時期眾教徒集體信念的產物，教主負有最大導引教內能量的責任，若是高手們的創造力無法妥善引導，教內轉型就一觸即發。

　　陽頂天是「宋江」型的「大哥教主」，以其個人魅力，讓當時武林的諸多高手，不須「逼上梁山」便心悅誠服地投身光明頂，做明教聚義兄弟。好漢們齊聚一堂自然是好事，但一發生「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問題就來了。儘管排定了「左右光明使」、「四大法王」、「五散人」順位，但彼此不服的能量開始滋長，陽頂天又不像宋江懂得將這股力量拿來「爭方臘」給發散掉，於是新狀況發生：陽頂天忽然失蹤，明教當場裂解，能量場四散。

　　後陽頂天時代來臨，明教仿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愛的彼此支持力解體，各自滿足各自的創造力：楊逍忙著江湖爭鬥，范遙忙著潛伏於汝陽王府，說不得忙著搞革命。雖然各有成就，但內我的智慧，讓他們再度期盼整體可以凝聚成愛與創造的大團體。

　　「六大派圍攻光明頂」在明教眾人的集體信念中發生，成崑又適時扮演了挑撥明教不團結的角色，於是張無忌在眾人等待中到來，成為明教教主。張無忌採行詹姆士．杭特所說的「僕人式」領導，耶穌可以為信徒洗腳，張無忌也以謙卑的姿態，幫幹部們治病、採藥、輸內力。但張無忌「服務有餘，威信不足」，雖然表面上教內生氣盎然，但「不得為官為君」的教令，已成一紙具文，教眾轉而期待更實際的基層革命來滿足創造力。

　　水到渠成而至朱元璋時代，明教「幫會主導」的模式已漸式微，想有一番作為的革命志士，多轉加入朱元璋的義軍。雖然朱元璋治軍嚴明，但投身軍旅驅蒙報國，正是那時明教青年的集體信念。

      可以審時度勢的，如彭瑩玉，在陽頂天時代，他是光明頂「忠義堂」的五散人；後陽頂天時代，他成了與周子旺一起革命的英雄；張無忌時代，他回到光明頂重拾教務；朱元璋時代，他再度置身革命洪流。但無法在群體事件中過渡的，如韋一笑，因對後陽頂天時代心灰意冷，長期為寒毒所苦；而提早為時勢緊張的，如朱元璋，因擔心革命果實會奉送給張無忌，長期陷於恐懼感之中。

      明教是「憐我世人，憂患實多」的宗教，以救人濟世為教旨，投射出來的，就是不停見到人間的苦難。建議明教經文可改成：「光我神軀，熊熊聖火。生亦至歡，死亦至樂。為善化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自內我。萬事為民，意悅私我。敬我世人，智愛俱多！敬我世人，智愛俱多！」教風定當更圓融和樂，在時代變革中，也讓教徒更能以智慧站在改革的浪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