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局部最优不等于全局最优，但局部最优解也许就是全局最优解
(2019-08-09 12:54:29)查理芒格认为，如果按照当前人类理解的学科划分方式，每个学科都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切入了解这个世界，如同一个个摸象的瞎子，要想认识大象的全貌，盲人要做的一定是将大象上下摸个透。这和我们提升认知一样，我们要对世界真实的了解，就必须掌握“知识之象”的所有组成部分，例如数学、物理、语言学和历史学很可能就是这头“知识之象”的四条腿，生物、化学两个学科可能是大象的两只眼睛，地质、地理等可能更象皮肤的部分等等，只有我们掌握了多个学科的核心思维方式，我们才能真实的了解这个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思维模型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也不一定是所有应用这套逻辑的人都一定要学够100个思维模型，查理芒格的“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背后的关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本质的东西，主要强调一个人要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需要有大量的不同的思维模型。也就是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用活，让模型真正为自己所用才是核心。
1、机会成本思维模型。
用常识总结就是有得必有失。opportunity
cost，源自于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例如100元钱，你可以用它来吃一顿饭，也可以买3本书，还可以买两件T恤。假如你拿着100元吃了一顿饭，那么你的机会成本就是三本书或者两件T恤。
也有人用“后悔最小化”模型来描述同类问题，例如有一个叫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华尔街基金经理，在看完《长日将尽》后下决心创业时，使用的就是“后悔最小化”模型，他从华尔街离职后创立了一家叫Cadabra的网络书店，后将Cadabra更名为亚马逊。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能看到网络热文中屡次提到贝佐斯的所谓的“后悔最小化模型”来形容人生在关键节点上的选择，从而自我麻醉，安慰自己。
如果你真的想让机会成本最小，那就要用到后面的决策树思维模型来计算各种选择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同时规避所谓的证实性偏见等等各种心理问题来决策。实际上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随性一点也挺好。
“后悔最小化模型”之所以无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太多人未能找到自己终身所追寻的那件事，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没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式，如果方向和方式都对了，就不存在后悔与否的议题了。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模型。第一个例子来源于《认知经济》一书。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曾写道，机会成本是攸关生死的事。想象你是一个销售人员，在炎热的夏天，在你驱车去开会的路上，途经一个湖。突然间，你发现一个在湖里游泳的孩子溺水了。此时周围没有其他人。你有一个选择。如果你停下车，跳到湖里去救那个孩子，你就会迟到，不能及时赶上开会，并损失一笔价值250美元的生意。救一个孩子性命的机会成本就是250美元。
或者，如果你继续驱车前往公司开会，你赚到了250美元，但你失去了跳到湖里救小孩性命的机会。开会的机会成本就是一个孩子的性命。你将会怎么做呢？大部分人都不会犹豫。他们立刻说他们会停车，跳到湖里去救那个溺水的孩子。毕竟，一个孩子的性命的价值超过了250美元。
现在假设你在考虑花250美元买一个新的iPod。250美元也可以用于一些慈善活动，比如为另一个国家的儿童进行抵抗黄热病的疫苗接种。假设每捐赠250美元，平均有一个孩子的生命会被救活（事实上，在许多案例中，250美元确实能够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那么，购买iPod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根据彼得·辛格的理论，这与他直接去开会的机会成本是一样的，机会成本都是一个孩子的生命。当然，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为什么对大部分人而言第一个选择（跳到湖里）都是显而易见，然而第二个选择似乎是不太明确的呢？
第二个例子，来源于《经济学是什么》，作者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A、B两国都生产汽车和粮食。如果A国把全部资源（劳动）用于生产自己消费的汽车和粮食，A国生产1辆汽车需要1万小时，生产1吨粮食需要500小时。这样，生产1辆汽车就要放弃20吨粮食，生产1吨粮食要放弃0.05辆汽车，即生产1辆汽车的机会成本是20吨粮食，生产1吨粮食的机会成本是0.05辆汽车。A国的资源共1亿小时，生产汽车和粮食各用5000万小时，生产汽车5000辆，粮食10万吨。B国也把全部资源（劳动）用于生产自己消费的汽车和粮食。B国生产1辆汽车需要9000小时，生产1吨粮食需要300小时。这样，生产1辆汽车就要放弃30吨粮食，生产1吨粮食要放弃0.033辆汽车，即生产1辆汽车的机会成本是30吨粮食，生产1吨粮食的机会成本是0.033辆汽车。B国的资源共1.8亿小时，生产汽车和粮食各用9000万小时，生产汽车1万辆，粮食30万吨。如果两国之间没有国际贸易，它们各自的汽车和粮食产品也就是消费量，消费受资源及生产可能性的限制。
从上例看出，B国生产汽车和粮食所用的劳动时间都少于A国，即生产率高于A国。换言之，B国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但各国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A国生产1辆汽车的机会成本为20吨粮食，B国生产1辆汽车的机会成本为30吨粮食，A国生产汽车的机会成本低于B国，在生产汽车上有比较优势。A国生产1吨粮食的机会成本为0.05辆汽车，B国生产1吨粮食的机会成本为0.033辆汽车，B国生产粮食的机会成本低于A国，在生产粮食上有比较优势。应该注意的是，同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生产两种物品中都有比较优势，也不可能在生产两种物品中都没有比较优势。因为生产一种物品的机会成本是生产另一种物品机会成本的倒数。如果一国生产一种物品的机会成本较高，它生产另一种物品的机会成本必然降低。比较优势反映了这种相对机会成本。除非两国有相同的机会成本，否则一国就会在生产一种物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另一国将在生产另一种物品上有比较优势。
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当机会成本并非货币时，人们往往倾向于低估它，特别是时间和某些重大的机遇，很多时候很多人宁愿花一整天的时间节约已经到手的100元，不愿意花一天的时间去寻找潜在的1000元的新的收入，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现象在经济学领域，被汇总为：“人们常常会低估抽象的或非货币形式的机会成本，比如在一项活动中付出的时间价值或拥有一件东西的隐性成本。”例如，拥有的一件东西的卖出价格高于人们购买它愿意支付的价格时，人们常常会错失这样的机会。从经济效益上看，拒绝卖出一件东西的机会，相当于你自己以售价买了它。
第三个，放到国家或地区贸易之间，机会成本不同，就一定存在贸易空间，这种贸易空间的价格是介于两国的机会成本之间的。例如中国和美国愿意交易T恤的价格必须介于中国生产T恤的机会成本和美国生产T恤的机会成本之间。如果中国是专业化生产T恤的国家，它收取的价格不能大于美国的机会成本。如果中国收取的价格大于美国的机会成本，美国只会自己生产T恤。相反，中国收取的价格必须涵盖其生产T恤的机会成本，否则它将不愿意进行贸易。
第四个，和机会成本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s），它是一个必须和机会成本放在一起思考的模型，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陷阱。例如，你要买一双价值60美元的运动鞋，然后你发现，在不远的另外一家店，大概要走五分钟，同样的鞋才卖40美元，那你会花60美元买还是40美元买呢？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走五分钟省20美元。换一个选择，假如你要买一套家具，价值1060美元，然后你发现，在另外一家店，也是五分钟的路程，相同的一套家具，要1040美元，你会怎么选呢？这种情况之下，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为了省20美元再走了。
这就是典型的以相对价格来做消费判断。在第一个故事中，60美元的运动鞋和40美元的运动鞋，走五分钟，就能省将近33%。而在买家具这个例子当中呢，省下来的这20美元，只占它的价格1060美元的1.9%，吸引力明显就小多了。但是不管是33%，还是1.9%，都是20美元，感受和判断却如此不同。当人们开始用相对价格来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在关于大额花销上面做决策很快，而在小的消费上却犹犹豫豫算来算去。
第五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是禀赋效应和沉没成本，这些都会在后面有详细的介绍。
最后一个，技术会对机会成本产生长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在国家之间传播的结果，会使不同国家的机会成本趋于平等。像前面所说的T恤的机会就会消失。
关于机会成本，推荐阅读《认知经济》《美元与感官》等书。生活中机会成本的应用太多了，除了日常的消费决策，还有买房一般首付比例越少，公积金贷款越多，机会成本损失就越小。再例如，选择过多人就容易无形提升机会成本，因为大脑的认知压力太大，每做一个选择就会痛苦一次，因此就会害怕选择，最后出错的概率会非常的高。再例如，除了时间成本（实际上时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我们还容易忽视空间成本等等。
2、直觉思维模型。
这个模型很类似我经常说的潜意识，特别是集体潜意识，心理学也叫集体无意识。
直觉思维模型就是所谓的直观，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不用经过太多思考过程，很快就能出现的直接想法、感觉、信念或者偏好。当我们有某种信仰，但是不确定它的原因时，通常会将它归于是一种直觉。认知科学认为这是因为生存的演化压力而产生的人类心智能力，让人类可以快速做出判断，采取行动，它通常与右脑连结在一起。心理学与超自然学对这个能力深感兴趣。
前面说到的《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所谓的“系统1系统2”模型中，系统1主导的就是这部分。同时推荐学习“系统1系统2”模型，并结合生物学中关于“多巴胺”“内啡肽”等类物质传递或者奖赏作为跨学科深入思考的方向之一，从而思考：（1）为什么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投资可口可乐和糖果类公司？（2）人体获得多巴胺奖赏的机制和启动理性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提升自我认知的帮助。
生活中，千万不要忽视基因和机理对人体的作用，只要人类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基因编辑，从表面上看，主导人类行为的仍然是基因，是数百万年的进化后形成的机理，这些行为包括生存相关的任何吃穿住行用，包括商业行为等等，所以如果有一天一个生物学家告诉你商业的秘密都在基因里面，我认为一点都不能意外。即便是基因编辑成功实现，人的行为依然是基因驱动并主导的。所以，将认知维度放在一个更高的尺寸上看，我们的行为与认知，相比于蚂蚁族群、蜜蜂族群中“简单机械”的单个蚂蚁、蜜蜂，在行为与认知上，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在于你站在多高的认知维度和多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待万事万物。
个体要想生存，依然要依靠整个族群；个体要想强大，离不开整个族群；群体要想繁衍，虽然不受单个个体的灭亡所影响，但依然无法离开个体。
只有无数个个体之间按照“某种特定的协议或规范”有效的协同，群体生存的风险就会小很多，很显然世间至少存在两套“某种特定的协议或规范”，一套是“最高维度认知”决定的，一套是依托于前者，人类自我制定的。这一点放到商业中，对我们启示也很明确：首先你必须遵从科学的一面，这是大规则，其次你必须遵从人文的一面，这是群体规则，两者构成了高级认知下的规则（虽然我们不知道更高级的规则是什么），然后在具体场景制定具体的规则：例如国家、城市、企业、非正式组织等等...
至于是什么驱动或主导基因演化，还需要人类不断的去探索，即便是我们完全掌握了其中的奥义，在更高的所谓的无所不知的那个维度，依然不值一提。
KK在《失控》中关于蝙蝠群不会相互碰撞，蜜蜂有序分工的描述，实际上和智人过去数万年的发展极其相似：群体协同能力要远大于个体智力能力，原因非常简单，智人出现的数万年，人类大脑进化空间非常有限，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却日新月异。
所以，《孙子兵法》说得对：“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人人都是木头，石头，也是蚂蚁，蜜蜂。
3、局部最优与全局最优思维模型。
实际上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是在全局中寻找，而更好都是在局部里面努力的结果。
这个模型稍微抽象，了解这个前，先看两个小故事。
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摘一颗最大的麦穗回来，不许回头，只可摘一次。柏拉图空着手出来了，他的理由是，看见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一次次侥幸，走到尽头时，才发现还不如前面的，于是放弃。苏格拉底告诉他：“这就是爱情。”
这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生命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全局最优解是很难寻找到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应该设置一些限定条件，然后在这个范围内寻找最优解，也就是局部最优解——有所斩获总比空手而归强，哪怕这种斩获只是一次有趣的经历。
柏拉图有一天又问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叫他到彬树林走一次,选一棵最好的树做圣诞树，也是不许回头，只许选一次。这次他一身疲惫地拖了一棵看起来直挺、翠绿，却有点稀疏的杉树回来，他的理由是，有了上回的教训，好不容易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又发现时间、体力已经快不够用了，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就拿回来了。苏格拉底告诉他：“这就是婚姻。
这两则小故事本质上都是在阐述哲学问题，局部最优不等于全局最优，但局部最优解也许就是全局最优解。从算法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数值最优化算法求的都是局部最优，当然也有能求全局最优的，那就是让全局足够的小。
再例如世界各朝各代的政治形态，都是局部最优解的结果，但一定不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依靠什么样的逻辑得到局部的最优，是靠人脉、靠能力、拼爹还是什么？所以为了实现该时代逻辑下的局部最优，人类发明了所谓的正统性，合法性等等，目标都是为了消除或者减少达到局部最优整个过程中的摩擦力。
这里面最大的悖论是，现在虽然有各种科技进步、政治改革，但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都是在让现实加速进入一个更大的局部最优中。
这类比到李有龙《保险业数字化转型200讲》中，给保险公司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讲就是：如果我们利用技术来提升效率，本质上就是在做局部最优的决策，而更大的危险实际上是有更先进的模式站在更高的维度用更先进的局部最优解来打击你。
马云跟王健林对话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传统零售和电子商务之间的差别不是南拳和北腿的差别，不是少林和武当的差别，是武术和机关枪的差别。”
好巧不巧。
4、决策树思维模型。
抛除迷信，要有概率思维，要去计算一件事成功的概率。
决策树（Decision
Tree）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概率最高的那个方式或方法。人们喜欢讨论这么做的几率是多少，就是对这个模型的诠释。它隶属于统计学习的一个分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认为未来最具价值的学科就是统计学。
就像一颗倒立的大树，树干决定了大树枝，大树枝决定了小树枝。决策树是一种简单高效并且具有强解释性的模型，每个决策或事件都可能引出两个或多个事件，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运用概率事先演化事物发展的可能路径，就会得到类似树状的图形，简称决策树。
因为人生的每一天，我们都处在不断决策的状态中，例如早餐吃什么，可能直接影响我们一天的精神状态。今天取消的项目可能决定了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等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树，就是一种把决策节点画成树状结构的辅助决策工具，一种寻找最优方案的画图法。在日常应用中，其实就是根据各种条件（资源）去计算当前决策产生未来各种结果的概率。在考虑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概率高的方向。
决策树模型其实暗合了《孙子兵法》的另外一个核心思想叫“多算者胜，少算者不胜”（原话"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出自《计篇》），《孙子兵法》的“计”就是计算敌对双方实力，并作出SWOT分析，得出各种战斗决策下获胜的概率，然后概率高就打，概率低就不打。孙子的那个时代他可能没有类似SWOT分析的工具，但计算战争胜负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
毛主席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这不丢人，也是这一个意思。罗斯福曾经说过，只要能赢，自相矛盾无所谓，也是这个道理。
概率化的这个体系就是决策树，又叫概率树（Probability
Tree），本质上还是要去计算不同选择最后成事的概率，是查理芒格所推崇的思想：不信迷信，更信概率。切记，对国人而言，这个更重要：不要迷信，要信科学，信概率！
5、沉没成本思维模型。
过去的就过去了。当下的决策更应该清空存量思维，理性决断。
沉没成本是指已发生或承诺、无法回收的成本支出，如因失误造成的不可收回的投资。沉没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不会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投资决策时理性的决策者应排除沉没成本的干扰。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还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沉没成本。他说，“假如你花7美元买了一张电影票，你怀疑这个电影是否值7美元。看了半个小时后，你最担心的事被证实了：影片糟透了。你应该离开影院吗?在做这个决定时，你应当忽视那7美元。它是沉没成本，无论你离开影院与否，钱都不会再收回。”
斯蒂格利茨在这里不但生动地说明了什么是沉没成本，而且还指明了我们对待沉没成本应持怎样的态度。电影的这个决策，如果你不离开忍着看完这部烂片，其实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成本，为了沉没成本而新增成本。
这个模型放到炒股里面，似乎也是成立的，所谓的“追涨杀跌”中，一般下跌就抛的策略也是在反应跌去的部分已经属于沉没成本，是没办法挽回的，及时止损才是明智之举。
6、易得性偏差思维模型。
经验主义要不得。海尔张瑞敏的管理之道和人生哲学的“道”用四个字总结叫“见路不走”，这里的“路”也就是过去成功的经验，别人成功的经验都无法指导未来企业继续取得成功，所以不能采用。
这里面是说，未来是无法预测的，任何事物和概念，都应该是动态变化的，用过去静止的、死的经验去指导未来的混沌的不可知的事情，是非常要不得的。
易得性偏差也叫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Heuristic），是启发式偏差的一种，属于心理学领域的一个属于，是一系列认知偏差中的一种，是大脑用于做出快速决策的捷径，是人类为了提高生存机会而在数千年中产生和完善的思维过程。穴居人来说，这的确提高了生存机会。当我们的祖先决定要不要探索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洞穴时，他们的大脑快速运转，计算自己曾受过多少次隐藏在洞穴里的威胁，然后快速计算概率，看进去还是不进去，哪一个选择更好些。当快速模式下的识别和决策事关生死时，认知偏差很有用，但在当代，这些思维过程可能会带来意外后果。
当代人往往根据认知上的易得性来判断事件的可能性，如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键进行深度发掘，从而造成判断的偏差实际上往往是弊大于利的。你不知道的信息永远要远大于你所知道的信息，由于生理结构的限制，人受记忆力或知识的局限，在进行预测和决策时大多利用自己熟悉的或能够凭想象构造而得到的信息，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但这只是应该被利用的信息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必须考虑的信息，他们对于正确评估和决策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人们的直觉推断却忽略了这些因素，卡尼曼与特维斯基把上述现象称为可得性偏差。
巴菲特和芒格错过amazon、Apple和Google等一众科技公司，就是因为看不懂，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避免了所谓的易得性偏的。红杉资本倡导“赌赛道”的投资风格也是为了避免易得性偏差带来“漏投”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易得性偏差无法被克服，但还是能想办法去改变。例如你首先要明白知识除了是资产，也是负担，新的决策需要新的知识来支撑，但人不知道的永远比知道的多，这就是一个恶性的死循环。
至于是谁“妙手设计”这套人类认知竞猜的游戏，让我等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尚不得知。很大程度上，一半出自人类自身，一半出自不可知的东西。
第二个，要一直抱有质疑的精神，相信常识的力量但当常识解决不了或者遇到伪常识时，特别是面对一些重大的决策时，尽可能多的进行客观的研究。第三个，丰富知识结构扩展知识维度，多样的知识渠道能带来更全面的判断，也更利于发现知识的适用边界。
思维模型终归是工具，核心在人。但不管怎么样，在人类自我创造（发现）的“科技”边界内，尽可能高的提升自己的认知，依然非常有必要。科技之外究竟什么，也许就是虚无：一切皆虚，一切皆无，是我们自己认为真实而让自我相信了真实。
7、确认偏误思维模型。
也叫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指人们无论合乎事实与否，总会倾向于寻找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对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更加关注，或者把已有的信息往能支持自己观点的方向解释。
所谓世人都患有“证实性偏见”就是在说这个思维模型，也是我在做战略和咨询工作时，最怕犯错的模型之一。
无论是生活还是商业上，我们都不能过于执着于概念，任何概念首先一定是高度抽象和模糊的；同时由于概念往往是高度抽象的，在理解概念的时候，我们容易进入证实性偏见。
例如，小米雷军在当年小米很火的时候提出商业的七字诀“专注、口碑、极致、快”，之后，因为看到小米一时风光无限，很多人很多公司都想套入这些概念。但当小米不像以前那样风光的时候，就没人管这些概念了。我想问的是，难道小米陷入危机了，我们做产品、做服务就不需要专注、口碑、极致、快了吗？
说到小米，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像发烧、性价比、参与感、年轻人的第一款XX等等，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一句雷总准备打造成万年不变的广告语出现。著名产品人梁宁说听到雷军从性价比转到发烧，她心里咯噔一下，也是在说这种变来变去的品牌定位，很容易让企业迷失自己。
第三个是，人一旦陷入对概念的执着中，往往会产生我掌握了一种顶级武功秘籍的感觉，只要在需要的时候喊出这个口号，我的商业一定能成功一样，这会非常搞笑的。例如雷军喊出性价比，小米的产品就一定高性价比吗？西贝喊出“闭着眼睛点道道都好吃”它的菜就一定好吃吗？关键是口号背后所代表的的团队价值观，企业战略和全体成员的努力方向。
同样，对个人而言，在构建自己系统化知识体系的时候，防止出现证实性偏见也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偏见。例如两个不同的知识或观点，知识A有利于补充我的框架体系，知识B恰恰相反，如果选择前者抛弃后者肯定存在证实性偏见的可能，但所有的知识不可能全部装到系统化的框架之中的，同时从知识的角度A和B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谁能证明A对我认知框架的作用比B的大？没有人能证明，我之所以选择A而抛弃B，就是因为我存在证实性偏见。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陷入另外一个更为恐怖的陷阱中去。
这时候是不是要在脑海快速启动决策树模型计算一下概率呢？每一次知识获得都这么做，还有时间获取新知吗？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8、损失规避思维模型。
学会接受现实很重要，否则你会掉入商家们为损失规避而设计的一个个促销陷阱中。
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由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大意是同等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同等损失带来的痛苦。首先它不是沉没成本，这个模型在实际生活中非常常用，举例说明更清晰一点。
例如，假设你在外面溜达，突然捡到10000元，请问你此时的心理感受是什么？然后你紧接着要去银行把辛辛苦苦一个月的10000元工资取出来给孩子交大学学费，但是走几分钟，发现钱丢了，请问你这时候的心理感受是什么？绝大部分人最终的感受是失落。失去10000元的失落感会比得到10000元的满足感强烈得多。
这就是损失规避，有研究表面，损失带来的负效用为收益正效用的2.5至3倍。损失厌恶反映了人们的风险偏好并不是一致的，当涉及的是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涉及的是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家里堆满了旧衣服等杂七杂八的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途的物品，但是就是舍不得扔掉或者当做二手物品处理掉，这就是损失规避叠加了沉没成本的一种心理状态。特别是旧的电子产品，例如手机、电脑等等，如果无用又没有任何纪念意义，他们属于已经发生的成本，处理的越早损失就越小，但由于2.5倍的负效用在，所以往往“难以割舍”。
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位老人每天在公共草地上晒太阳安静舒心，突然有一天来了很多小孩在这里玩耍，老人心里很烦，但因为是公共草地老人不能把小朋友赶走。突然有一天老人把小孩们叫过来说你们每天来这里玩我每天就给你们十块钱，小孩们很高兴以后每天都来这里玩找老人拿钱。过了几天老人说我只能每天给你们五块钱了，小孩们开始有点不高兴，但还是每天来老人这里玩拿钱。然后突然有天老人对小孩们说以后我只能每天给你们一块钱了，然后小孩们特别生气，说一块钱太少了以前你可是给我们十块钱的，我们以后再也不到你这里来玩了…然后，老人成功找回了自己的安静。孩子们虽然最后能得到一块钱，但在心理上被拿走9块钱的痛苦要远大于当初拿到十块钱的快乐。
商业活动中，将买卖和付款分开，利用100代替200而不是打五折，表达逻辑上调整，还有不断强化损失厌恶等等都是为了避免这类心理现象促进商业活动的快速进行。例如淘宝上一件衣服售价如果是190+10元邮费，换个策略，衣服售价200但包邮，对你来说前者的损失感会大很多，同样的所谓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都是这个原因。
再例如，你一不小心上了骗子的当，被骗了辛辛苦苦积攒买房子的100万。你明知这100难以找回，但由于无法原谅自己在那一刻的“懵逼”而饱受自我心理上的摧残与折磨，长期以往，整个家庭、自己的身体都会因为已经失去的100万而陷入更大的损失之中。但如果你调整好心态，只要人在、人好、人没事，从中汲取教训努力打拼，经过数年的努力可能无法让你想马云一样有钱，但也有机会让你获得更多的100万。
实际上，整个世界都是得与失的问题，职业方向的选择，客户合作伙伴的选择，都是得与失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利用决策树思维去计算成功的概率，另一方面，一定要积极调用系统2从而从心理上规避调入损失规避的陷阱。
9、效率思维模型。
没有废动作。这是效率模型对我最大的启示。效率思维是指有意识地将效率作风贯穿在思维活动中，以期取得卓越成效。这一思维模型是我在给保险公司高管做生态建设培训的时候使用最多的思维模型之一，我认为商业的本质是效率，效率中最为关键的一项是人效，互联网生态的人均交易额超过1个亿，但传统的产业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效。这个竞争维度高低当下立见。
你也可以把效率思维理解为一举多得。1972年3月，韩国经济巨人郑周永的蔚山造船厂正式开工的同时，就面临一个难题：两艘大型油轮的交货时间非常紧。
如果按照常规，先把船厂建好，再开工造船，按期交货是不可能的。郑周永就果断地做出一个令世界同行们瞠目结舌的决定：建厂与造船同时开工！他提出了“快，更快”的建设口号，两项建设日夜不停地进行，蔚山造船厂的船坞挖掘作业超过了由日本“根岛”保持的日挖5000立方公尺的世界新纪录。
经过27个月马不停蹄的艰苦奋战，蔚山造船厂与两艘油轮同时完工，这又是一项世界最短的施工期记录。而且建厂与造船同时进行，也是世界造船史上的一个先例。
这就是一个典型效率思维的例子，实际上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例如为了提升会议决策效率，限定会议时间30分钟，或者没有明确结论不下班，更有甚者直接把会议室搬到冰窖，10分钟不出结果大家都会冻感冒等等...
效率思维的另外一个案例，是我经常在《保险业生态战略培训》课程中和高管们讲的，就是阿里的人效。马云在2017年湖畔大学演讲中说淘宝网的人均交易额1.3个亿，阿里从中有260~300万的收入，其中净利润超过五成，也就是130~150万左右，这是淘宝的人效。我们看传统产业的人效，特别是我所专注的保险行业的人效，还是以2017年为例，如果分母将分公司的销售人员计算进去，即便是国寿和平安的人均交易额也不足20万。同年的人均利润上，国寿远低于平安。虽然利率上后两者远高于淘宝（20%和2%的差距），但人均利润上，平安和国寿不足淘宝的五十分之一。即便计算的分母调整为总部的人数，这个差距依然是指数级的。
这就是生态这种商业模型和传统产业商业模型在效率思维下的差别。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刘润说是交易，其实交易只是表现，效率才是关键，所有效率指标中，人效最为核心。
关于一举多得我们后面还会引出另外一个思维叫“整合思考”，就是鱼和熊掌我都要的一种思考能力，属于领导力学问中的顶级能力模型。
10、时光机思维模型。
简单的讲就是利用信息在时间或者空间上的不对称来获利或者成功。
该思维模型运用的集大成者，一般都是指软银的孙正义。
也叫时间机器理论，所谓的时光机思维，指充分地利用不同国家和行业发展中间的不平衡获利或者成功的一种方式。
例如一项技术或者业务，先在发达的国家开展，然后等时机成熟后再杀入次发达国家，之后再进军发展中国家，最后进入次发展中国家，仿佛坐上时空机，穿越过去和未来。例如孙正义的通信、互联网等业务，无一例外的都是首先在美国投资，然后在进入日本，之后快速进入中国市场，现在在东南亚国家大发其财，例如印度等国家的系列投资。这仿佛坐上了时光机一样，能回到数年前的美国。
例如互联网人总结孙正义的“六战封神”的例子，就是非常成熟的时光机思维的论证：
第一战：1981年，创立软银，1994日本上市，软硬一开始就是卖PC软件的企业；
第二战：1996年3月，投资Yahoo，
跨越从PC软件到互联网的曲线，回报率达144倍；
第三战：1999年秋，投资阿里巴巴，之后追加，回报率超880倍；
第四战：2006年，投资移动通信，并购日本第三大运营商，并于2013年收购全世界第三大运营商SPRINT；实际上2004年前后还和乔布斯合作并在之后拿到iPhone的日本销售代理权；
第五战：2016年7月，收购ARM，跨越移动互联网走向IoT的标志性事件；
第六战：2017年，投资移动出行Uber、滴滴等，布局全球最大的IoT场景车联网相关的项目；
第七站：新起点，从1000亿美金的愿景基金开始。
当下，东南亚市场的机遇空前，加上国策“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把中国制造搬到一带一路国家，是不是部分地区和国家像极了数十年前的中国。不过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全球资本的进入，会严重压缩发展周期，机会来得快去的也同样很快。中国的很多经济领域，和美国的发展周期比较，就像“狗命”一样短暂，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狗狗的寿命一年等于人的七年，美国七年的发展在中国一年就完成甚至有超越的可能。
当然，孙正义的时光机理论存在是有前提的，一般称之为“时光机理论的基石模型”：一是非连续性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来自对抗物理学第二定律熵增所提出的“耗散结构模型（后面会具体解释）”；第二个是资本模型。实际上软银1994年上市的时候已经转型为合格的风投公司了。基于这两个思维模型，孙正义的投资方法论包括两点：一是用投资的视角来运营企业，很契合巴菲特和芒格的价值理论；二是超大规模重仓IT新兴的主干道。前面讲的投资滴滴和Uber等就是很好地证明。“人生只有一次，我希望高瞻远瞩，我不想小赌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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