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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煮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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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曰：“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李白也喝过葡萄酒？这一点不难理解，毕竟贞观时期算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一个“小时代”。葡萄酒在中原浸染着东方文化，以东方的形式发生着进化，逐渐的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酒文化，现在，就让我们就顺着这文化去探索它的源头。

葡萄酒在种类繁多的酒文化系统之中，有着它的特殊地位在，虽然因为是从西方传入，有着特点鲜明的生产和消费的西域特色，却也因为掺杂入了我们传统的酿制方法，而具有了更多的风味。葡萄酒作为西域传入的酒，价格还是昂贵，普通人难以享受到这种待遇，在社会底层难以流行起来。葡萄酒在古代的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奢侈品，活脱脱一上流社会的宠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凝聚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我们先来看看葡萄酒是怎样从西方传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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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有云：“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陶然而醉，故有是名。”作为明代的医药大家，李时珍在对葡萄的记述上却显得不那么严谨，颇有几分附会之嫌。在历史上，“葡萄”的“别称”不少，仅就我们能看到的，便有“蒲陶”、“蒲桃”之说，这是在史籍中能够找到的，当然不排除没有被记录下来的称呼。

古波斯语“budawa”的译音与中文“葡萄”近似，源自于中亚、西亚及我国古代的西域地区——这是比较大的范围，就算西域，我们也无法精确的将它划出界线来，具体位置自然不可考证。葡萄的种植可谓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它了。此后，外高加索将葡萄的种植方法传播到了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葡萄借漂泊不定的腓尼基人、希腊人将葡萄前往西欧。古尼罗河流域不仅养育了人类，还哺育了文明，它作为葡萄的原产地之一，是为葡萄酒重要的故乡——苏美尔人和埃及人近水楼台，都具有非常悠久、深厚的葡萄酒文化。

其实葡萄酒不仅仅是从国外传来，我国古代早有用粮食酿酒的传统，占有着酒这个“市场”的绝大部分，却还有少部分是以水果及其它原粮进行酿制，葡萄酿酒也是其中的一种。如《诗经》中有对葡萄酒的描述，“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豳风·七月》）”，这里的“薁”，即指野葡萄。这说明至晚在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应该如何用野果酿酒了。以上所述，是古人只字片语中进行推测，而更为直接的证据，则是考古发现中得来。我们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在酿酒方面，中国人最早发源在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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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山东日照市的两城镇的文化遗址里挖掘出来的葡萄籽的遗存更是强有力的证据。这一类的发现为数着实不少，但由于这些发现之间难以归结出一个完整的信息，我们无法复原出当时的情形，但仍可以相见，我们在历史上是有自己的葡萄酒出现的，只是由于不可知的原因，后来的人们没能够将前人的智慧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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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葡萄酒赋》中有“西域开，汉节回。得蒲桃之奇种，与天马兮俱来”之说，其中“汉节”，即指张骞。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确增大了中原与西域的各方面的交流，尤其是经济、文化等，而中原的葡萄酒来自西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又有《汉书·西域传》中记录“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讽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葡萄、苜蓿种归”。

我们从《汉书》的记述“求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当权者已经对葡萄一事颇为重视。当然，种植葡萄的不止是大宛一地，伊吾、龟兹国等地，都是盛产葡萄之地。西域的范围较为宽泛，《汉书·西域传序》对它进行大致的划分：“匈奴之西，乌孙之南。”西域在现代看来，位处欧亚大陆的中心，被公认为东方葡萄酒的发源地。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在很早以前是有葡萄酒这种东西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它逐渐被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看来不只是在现代，出国镀金一风自古便已盛行：葡萄酒由西域传入国内，逐渐地爬到了上流社会，早前我们自己的工艺却没能被继承下来。葡萄酒既然并非我们的传统酒类，又兼价格昂贵，难以在平民之中普及，自然无法成为主要的酒种，但它却一直保有着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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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也不完全正确，毕竟各代均有引入葡萄和葡萄酒的记录，但却总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推广开来，如汉代是因为种植、酿造技术无法达到大规模生产条件。物以稀为贵，既然难以普及，价格自然是居高不下，到了北宋时期仍是如此，如吴坰在《五总志》里回忆起他第一次喝到葡萄酒的情形：“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尝饮此酝。”其言下，颇有唏嘘之意。不只是吴坰，白居易、李白等人均是着手种植过葡萄，并有不少关于葡萄酒的诗篇流传下来，因葡萄酒稀缺，其言下颇有自得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