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出生的，我出生在偏远的交城山区，家庭成分是富改中。从父亲开始上溯到爷爷，大爷爷到爷爷的父亲一直往上，好像都是务农的，要论起来，就数父亲读书多了，他一直随着村里一个教冬学的先生读了三个冬天，学历最长，学问最深厚，因此，正好赶上国家建设要人，而那几年，对成分卡的不严，父亲就被县里的关帝山森林局招了工，因此，我们全家母亲，大妹子，我跟上父亲到了县城，并且，我还在城内小学读了书了，

我的老师姓單是个老年的妇人，慈眉善目，待学生很好，接触了几次以后，就叫我开明▁明，明字重复了两次，表示对我的喜爱。可是，没有几天，我们就告别了谭老师，来到了交城山的最深处。原来在不远处的山脚下，有一片开阔地，建起了新的关帝山森林局，青砖红瓦，一崭新，我们的家也安下来了，在附近菜地沟，一个小小的山村，共有五六户人家。

我念书就在北面二里外的长立村，当初在村子的最南边一个农户的家里，窗外边有一棵高高的杨树，杨树上不知是个什么鸟的鸟窝，有一个又大又好看的鸟守护在旁边。屋子里生着地火，暖烘烘的，可是没几天我们又转到村子最北边一处荒凉的古庙里去了。我最初的一位老师是瘦瘦的，教室里桌凳长短不一，七高八矮的，古庙的外边往上有一片平台，高高的，可以看很远。

记的，我在交城念的是一年级，转到菜地沟以后面，念得是二年级，我当时也没有脑子考虑念几年级，大概书本是爸和妈给我弄来的，我有书念就是了。

菜地沟村子不大，大概有五六户人家。不过，我要到沟水边去打水，我家住在村子西头，水在村子的东头，要打水就要穿村而过，起初，打水要我和我的大妹子去抬，水是自来水，清冽冽的山泉水顺沟流下，流下到尽头处，底下有一处高台，大人们在这儿做一个龙头，水就流到水桶里去了。抬的时候，我要在抬杠的尽头处，大妹子要在抬杆的远处，分量还要尽量地靠我这边。做下饭了，沟水边跟前就有自木尔花（自然的天生的调味品），妈妈采上几朵，调味品做成了，做下的面食调上一点，直到现今想起来，真香，至今想来，那可是山珍哪！

在横尖读书可真有意思，那二年，冰雪天自有冰雪做伴侣，然后自有鲜花作伴，先有玫瑰花满山谷开放，接做樱桃遍山坡熟了，玫瑰色的大坡小坡随意吃。另有春天生产队浇地，水渠里的控水圈住了二三十条鱼，不过都是小鱼，我也逮不过来，就回家叫来了爸爸，爸爸用一个脸盆端回来，铡头剪尾，一顿好菜，传说那年闹饥荒，全家吃了个饱。另外山坡间遍地都有野梨，野枣，也绝对没人管。

冬天了，林业就买来了炉子，林业局用大卡车拉来了劈柴，火生起来了，冷是不怕了，第二年就是怕饿，我还记得，林业局的供应量取消了，绝大多数的人的粮食转给农村发，而且都是粗粮，谷子不发了，发谷面，（就是谷子磨的面）斤称少了不要说，连吃两顿拉不下屎来，还有就是发橡子面，包谷棒子面，段皮面。我吃了谷面后拉不下屎来，叫妈妈轮番用细木棍捅屁股，我的大妹子就不知道了，爸爸妈妈就更不知道了。

第二年，爸爸被全家人饿怕了，决心生产自救，抽时间在河谷里，开荒，种山药蛋。那年，山药蛋是起的不少，可是另一场更大地灾难正在一步步走来，父亲大概是知道一点儿，就是全家被下放，回老家。

那一年，秋天，林业局的大车等我们，原来，是顺我们回去。回到老家，原来，太原的工人们搞建筑的，搞水利的，搞地质的也回来了。祖国搞大建设，停下来了，所以我们被打回原籍，是理所当然，更何况我们家还是富改中，理所当然开头就该我们，这怨不得谁。

，这闲话少说，我念书就说念书的事 ，当时我念四年级，当时西社还只有初小，四年级的老师叫张翠英，我就在他们班里，第二年升了五年级，五年级就是高小了，就得到东社村去上，东社有全公社各个村的学生，东社村自不用说，另外，沙沟、米家庄、大岩头……十几个村子，五年级共有一百来号人，编了两个班，我编的那个班叫24班，学校是由旧有的峙庙改建的，我们的校长叫任虎茂，一个笑眯眯的老头，我们的班主任叫张济川，代我们语文，也代过我们的数学{那是数学老师不如意的时候}，那时候，阶级斗争，抓得紧了，全公社考我是第一名，可是班干部排名我只是轮了个“旗手”。旗手是什么样的官？我们谁也弄不清楚，就那吗糊里糊涂的当做了，当了二年，直到我考了初中。

我们的张老师，严格，和蔼。说严格，是说他教我们，历来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