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琴弦（8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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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北京进入冬季，窗外总会响起呼啸的北风，那刺骨的北风经常把我带回四十多年前的北大荒，想起那段让人心碎而又难忘的岁月。

时光如梭，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旧清晰地记得去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场院和草塘度过的。身穿臃肿棉衣的我站在场院放眼望去，满眼都是堆成小山的玉米，人显得那么渺小。脱谷机昼夜不停地轰鸣，小山一天天变矮,我们脱去了棉衣,抱着装满玉米的大簸箕不停地往脱粒机里填玉米,汗水和哈气聚合在一起变成了冰霜，遮住了双眼。城里的孩子在这里脱胎换骨，成了场院的一员干将，在脱谷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团部传来新命令：造纸厂的造纸原料紧缺，急需大量洋草和芦苇。于是连领导紧急动员，抽出两个排的战士奔赴梧桐河畔割洋草。

当时我在大田排，一声令下，我们全排背起行囊来到了荒芜人烟的草塘。住的地方是荒野，在草塘就地取材、就地搭铺不容置疑。帐篷很简陋，两边用荆条围起来，上面铺上厚厚的洋草，然后铺上被褥，一张大通铺就搭建好了。帐篷中间搭建的地炉子，一是用来取暖，二是用来将附近河水中取来的冰块化作日常用水，供我们洗漱、饮用。食堂建在露天空旷的冰雪地上，做出的菜汤带有河水中独有的鱼腥味儿，此刻我们没有一个人挑食，因为能吃饱、喝上热水就不简单了。多亏那时污染源少，没有闹过肚子。记得班长常淑华把靠近帐篷门边（棉帘子当门）最冷的位置留给自己。她和我同龄却极有责任感，处处以身作则，她是我心中的楷模。冰冷的夜晚，睡觉时我们都要带着棉帽子。地炉周边融化的雪水透过洋草浸湿了被褥，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因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缩在冰冷的被窝里，相互拥挤着，用炽热的心温暖着彼此，经受着严冬的考验，谁都不甘落后。

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夜晚达到零下四十度，我们每人每天都要完成60捆的洋草任务，大家都鼓着劲儿比着干。渴了就抓点雪吃。我清楚的记得那次舌头与镰刀冻在一起的惨状。由于当时年纪太小，刚离开家不久，从来没见过冰天雪地的壮观，更不用说野外生活的经验了。为了不让手沾到冰凉的雪，口渴了就直接用镰刀挖了点干净的雪送到嘴边，突然我“啊”的一声惨叫，此时舌头已经和镰刀粘到了一起，我赶快用力一拔，舌尖上的皮被粘掉了一块儿，一个个味蕾粘在镰刀上清晰可见，这次血的教训让我终身难忘。

到草塘后没几天，吃过早饭，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跟在王道臣排长后面向草塘进发，准备开始新的一天战斗。突然，我感觉右边脸上如同针扎般的疼痛，或许是天气太冷，瞬间刺痛感又消失了，我没当回事，继续前行。王排长无意间一回头，目光停留在我的右脸上，然后快步朝我直奔过来，“这丫头，脸冻了！”（那时王排长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王排长急忙扔掉手中的镰刀，迅速抓起地上的雪在我脸上搓起来。原来我的脸上出现了一块五分硬币大小的白色皮肤，我完全懵了，不知所措，大家捧来干净的雪，王排长反复地用雪在我脸上搓，直到白色的皮肤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王排长说“如果不及时用雪搓，形成冻疮就麻烦了。”我含着眼泪说了声“谢谢”！心里却很恐怖，要是掉下一块儿肉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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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收工后，王排长和孟排长还惦记着我脸上的冻伤，特意来看我恢复的情况。当看到我的冻伤并没有完全好转，领导担心我日后脸上落下疤痕，决定让我提前回去。回到连队，我被当作病号安排在场院补麻袋，但草塘那一幕幕老职工关心知青的情景不时地出现在眼前，我深深体会到爱的温暖。脸上的冻伤逐日好转。直到四排割草的同志们全都回来后，我才又重新回到四排的队伍中。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从一个花季少女渐渐变成一位年过花甲的母亲，岁月在我脸上留下痕迹，但是那块针扎般的冻伤却在排长们的关怀下渐渐隐去，没有留下疤痕。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那种情感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深深地沉淀在我心灵深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提醒着我做人要像王排长、孟排长、常班长那样，爱别人胜过爱自已的好人学习，做一个无私奉献爱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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