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伟是我退休后还愿意来往的很少的几个领导之一。没功利色彩，无心理负担，说什么不必看谁脸色。他在位时，他也是我的几个彼此没什么忌讳、可以深谈的上级之一——他可是那种看起来极为谦和、骨子里却无比清高的人。在顾伟麾下多年并且多个岗位工作，由他命题作的文数不过来，都是公事，很少、也可以说没有为哪个个人提过笔。他退下来，又走了，为他动笔，没谁强迫。

也不只是顾伟一个人，他们那一代自贡年轻领导——市委三个、政府三个——的风格都差不多。不讲究“官威”，至少我没见过他们几个“摆谱”。他们几个都是改革开放初期自贡德高望重的那几任“本土”老领导身边历练出来的。如宝瑞、金祥、永顺、包括唏晦、方毅、文照等等。他们的几乎都是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厂长。这些市领导除了对事业忠诚、对群众感情真挚以外，一是一二是二，干脆果断。那个时候的自贡“官场”，在群众面前摆谱，热衷无效率无效用的“热闹”——搞形式主义从上到下都行不通。他们几个言谈举止，工作风格总有这些老领导的影子。

研究最前沿的改革问题、不断补充知识似乎是他们的习惯。尤其是顾伟，专业是工业经济，但他一直到最后，几乎总是在博览群书。历史学、文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社会保障学、城市经济学、各种最前沿的改革专题论著等等都是他最关注的。他的书房就是个小图书馆；借书给他我格外小心，他特别喜爱的看过就留下了，说买到再还你。他们几个年轻的市级领导的用稿，写作班子里大多人，总感觉难以企及；殊不知，文字表达能力只是一个方面，知识和视野往往跟不上。

谁都不是天生领导什么都懂，分管什么先虚心学习，真正弄懂。学书本，学实践，学案例；向学者学，向专业人士学，向下级学，真的是不耻下问。时间不长，他们几个确实成为他们分管领域的专家，不服气不行。跟他们几个当下级也不容易，冷不丁被问黄了很长时间抬不起头。那个时候，能够上位确需本事过人。拉架子、似懂非懂，被人私底下瞧不起的领导极少，威信是实实在在的。顾伟是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让人“心虚”的领导之一。以至于有些人但凡知道是他主持的会，要找出各种理由“推杯”不去。因为他会扣的很细，涉及的问题不比你那个领域专业人士浅。若回答不上来，当场让你难堪的下不来台；更不允许模棱两可，“回去汇报后再说”之类的说词，会立马让你“出去！找管得了事的来”。

无论政府还是市委，开协调会从不摆座牌，各部门张三李四坐拢，不讲究官大官小依先后顺序发言，大家都围绕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毛烟” 扔过来扔过去，只管解决问题。不像后来有为数不少的相当级别的领导离开“秘书”或者工作班子的一两张纸就张不开嘴。跟他（她）们几个当秘书（那时有这个规矩），就做点事务性工作，从不写稿。顾伟在这方面尤为出色，重要文稿都是自己动手，内容文采俱佳。实在是需要了，请你准备点单页材料都是“添麻烦了”。想起后来为某人准备讲话，好心好意加了几份单页材料还被埋怨“你要累死我啊！”，让人从心里瞧不起。

顾伟干工作不是靠前指挥，他就在一线作战。自贡是传统工业城市，除自身拥有的盐化工以外，依靠三线建设“嵌入式” 发展起来的机械、电子、建材、纺织等行业，从经营承包责任制、工效挂钩，到股份制改造、优资破产，工业领域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一直是老工业城市矛盾的焦点。厂领导被围，政府大门开不了的事情隔三差五就有。顾伟带着我们到群情激奋的工人中去对话，解释，协调是常态。他常挂在嘴边：“怕产业工人？笑话！”。为一户一户的企业协调职工安置资金，一趟一趟跑成都汇报争取支持，这些工作往往费力不讨好。新世纪初，自贡国有传统工业企业政策性安置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顾伟已经在副书记位置上了，但他此时已经心力憔悴，类风湿折磨的他全身关节都变形了，他支撑不下去了。

其实，顾伟他们那一代领导都是常人。按常识办事，按常理出牌。他们自己不会沽名钓誉，没听说他们几个发表过什么“专著”，也没听说他们几个弄到了更高的学位，表面的东西和名气唬不住他们。他们是在八十年代那个火红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脚踏实地。后来，他（她）们分别在人大、政府的岗位上提醒过我，东西要写实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大词汇。顾伟甚至专门把我找到家里，与我“探讨”如何把市里的重要文件写实在，别让人猜。他告诉我：“写东西的要点是常识再加常识，除此以外都是故弄玄虚。”

斯人已去，思绪万千。写上几笔，纪念顾伟，纪念那个年代。

                                                                        2021.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