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是个亡国之君。奇怪的是历来人们对于他的综合评价不是很低，提到那些亡国之君时尽量不拿他和别人类比，而报以的是更多的同情和感叹。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李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李煜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很多，最大的应该是他在文学史上诗词发展的历史作用了。民国学者、被誉为新史学开山的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给予了很高的和客观的评价。

　　　　　　　　       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庭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王国位欣赏和鼓吹五代、北宋的词作，认为五代北宋时期是词这种文学形式由产生、发展到形成固定风格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更能体现词人的真情实感，不矫揉造作，是作者发自肺腑的朴实之作。但是这个阶段里，王国维也并非对所有词人的给予同样的评价，不同词人的地位是不同的。李煜是这期间高标独立者。他说：温庭筠词在表面上的结构词藻上非常好，所谓“句秀”；韦庄的词在思想内容很好，情感也真挚，所谓“骨秀”；而李煜的词却是将内在情感与外在景观达到了有机的融合，所谓“神秀”。我的理解，温庭筠词象一个打扮着装华丽的美人，远远看去十分吸引人的眼球，这个美人给人的印象只是表面上的华贵，而其内在气质却让人不好评价。韦庄的词象一个同样打扮艳丽的美人，但仔细品味之后，除了外表的美丽之外，这个美人的骨骼机理也非常好，她的外表完全是内在气质的显露。而李煜的词则是一个高贵的美人，她的高贵让人一下子就看出是自身内在气质和风骨在外表的流露，不需要让人仔细揣摩，这种才是真正的美人。

和王国维评论有异曲同工的是清代周济在《介存斋词论杂著》中的一则评论：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头乱服，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李煜），则粗服乱头矣。不管严妆还是淡妆，总是着了装，有了人工修饰的味道。而粗服乱头则没有任何修饰，即使这样，也能看出那美人的内涵和气质。李煜的词实际上是一种“清水出芙蓉”的味道。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裘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王国维认为，在词的发展史上，李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仕大夫之词。最早的词作见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敦煌曲子词和云谣词，用品读唐诗的的观点看，十分鄙俗，多是些男欢女爱、相思之怨。当时的词主流属于民间流行的一种文学方式，就像一棵没有经过剪裁的桂树，更像一块未雕的璞玉。李煜的出现，扩大了词要表达的内容，给词的创作带来新的血液。李煜以自己高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底，自觉的创作意识，把单一的内容扩大了，再加上他从身为帝王到为人捋掠的前后反差，自身情感、家国的变迁，使词这种原本“肤浅、轻薄”的文学方式内涵扩大和丰富起来。试想，李煜之前的哪个帝王曾经这样自觉地使用词的方式抒发自己的离家之仇、亡国之恨。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王国维主张文学作品要真实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不要掩饰、不要雕琢，一任自然。这样，对于作者来说，王国维更希望他们不失次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就是纯真袒露、毫无矫揉造作的内心世界。具体到李煜，他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短处。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于一个帝王来说确实是缺陷，但作为李煜这个词的创作者来说，与别家比却是优点。“锦衣玉食”、不食人间烟火、不为常人俗事所累，于经世致用的君王来说不是好事情，但正由于“超尘”的经历，才使李煜的词能够纯真坦白，毫无矫揉造作，一任情感自然流露。同时，王国维在把词人分为描写客观和描写主观两类的前提下，认为。李煜属于后者，是描写以主观感受为主的词人，因此李煜不需要有太多的“阅世”经验，唯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但我认为，李煜经历了亡国败家之后的词作更好，这种经历造就了他作品内容的丰富，避免了空泛无聊。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尤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类似的帝王词家里，王国维给李煜以从高的评价。王国维引用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句话为前提，进一步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然后他拿北宋徽宗赵佶类比，说，赵佶的词作不过是“自道身世之戚”，而李煜的词则是俨然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担负人类罪恶的意思。对于二人的评价，高低可见。李煜和赵佶是中国历史上最相类似的两个帝王：都是从小锦衣玉食、都是末代皇帝、都被俘虏、文学造诣都颇深、都对文化发展做出贡献。但王国维认为赵佶的词作只是唠叨唠叨自己的不幸，而李煜则在感叹自身不幸的同时，把这种不幸放大、推及、延展和引申出新的含义，由此想到家庭、国家，及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功用之一吧。

传说他写下“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首词后不久，宋家皇帝就看到了，认为李煜表面臣服了，但内心还是想念故国的。老赵家床榻边上怎么能容得了小李安静地睡觉，因此命令处死李煜。为了一解心头之恨，便想出恶毒的办法，让李煜服食“牵肌药”，死后四肢抽搐在一起，就像倒地跪拜的样子，意思是：你死了，我也的让你臣服。李煜因词而亡，《虞美人》一首也就成了他的绝命词，真是以血泪铸就。

除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李煜在文化领域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擅书，书体被誉为“金错刀”，在帝王里边造诣极高，可惜的是留传墨迹并不多；他成立专门的皇家书画机构，开展研制精美的书画用纸和墨。制造出来的“澄心堂”纸在北宋时期就被当时的欧阳修、蔡襄等文化人的珍稀和喜爱；“李廷圭”墨是文房史上的极品，据说这种墨在水里浸泡一个月后再捞出来，墨的棱角还很清晰。李煜还在书法审美上有极高的品位，他以个人审美的角度对书法家进行评论，代表书法审美史上的一种流派。这样一个人居然成了亡国之君，真是时代弄人。

现代史学家评论李煜的一生说：做个佳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