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归隐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文人在经历现实挫折后倾心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反映了文人们的这种归隐情结以及他们各自对理想中的田园生活的构想，尽管都是对田园生活的期盼，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归隐缘、方式以及心态都是不一样的。

关键词：张衡；陶渊明；隐逸

隐和仕一直是中国传统文人们生命摇摆的两端，他们时常不得不面临二者之间的选择。乱世的哀音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士大夫们地思想，一方面，深受传统的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影响的他们希望能够竭尽自己的全力为国效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另一方面，世道的混乱又使得他们无力发挥自己的才干而有所作为。而此时他们就开始关注于自己的个体，在精神失落中开始新的精神求索，隐逸就成了他们挥洒闲情的最好的方式了。自古以来，隐于山林者就不绝如缕，像许由、巢父等也向来是他们讴歌崇拜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们有的又不能完全将社会的责任抛诸于脑后，这就构成了归隐与儒家精神对个人社会责任的期望值之间的矛盾。解决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于不同的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张衡和陶渊明也属于上述行列之中，从《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共有的是他们对隐逸生活的各自理解，这种各自的理解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又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或是他们各自人生经历的异同。本文试图以《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为例，从两位作者隐逸缘由、隐逸方式和隐逸心态三个方面的不同来看张衡和陶渊明总体的隐逸思想的不同以及它们各自所包含的独特内涵。

一、隐逸缘由的不同

在《归田赋》中张衡首先就交待了他归隐的缘由，真正的原因是“俟河清乎未期”，即等待政治清明，但是却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文章的首句为“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意思是在京都官场时间已经很久了，却没有明智的策略来辅佐当今的圣上，这是作者有感于现实发的一种牢骚，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归隐是个无奈之举。如果不是现实令他很失望的话，他还是希望能留在京都官场以“佐时”。说到底，这也是与儒家思想对张衡的影响有关。汉武帝时代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后也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士大夫们的思想，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促使着传统文人们为国效力。《大学》中就揭示了读书人的最终目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天下平。”所以说积极入世永远是传统士大夫们的第一选择。作为传统文人的张衡同样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他也曾经两度出世，做过地方官和京官。最后因为皇帝昏庸无能，宦官掌握朝政，奸臣当道，有真正才干的人遭排斥的黑暗现实而产生归隐的思想。《归田赋》的前面部分也表露了张衡对黑暗政治的无比痛恨之情。“亦点明了张衡本想用才学去效世，但苦于‘天道之微昧’，只得‘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张衡内心无可奈何的苦闷”。^①儒家又有另一种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张衡同样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指导，无奈地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张衡是无法忘怀他的“佐时”的思想的，所以在归结隐逸缘由时，他也无法避开“无明略以佐时”。总的来说，张衡的归隐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带有明显地逃避性质的。

与张衡隐逸不同的是，陶渊明的隐逸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的解放。在《归去来兮辞》中他交待了归隐的缘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认为做官使自己“心为形役”，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做事，这与迷失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也常常为此而感到后悔和自责。因此他最后一次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从此也不再出仕而专致于他的田园生活。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曾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诗人做官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任职彭泽令，使诗人不必有衣食之忧，满足了人生存的第一需求。”^②但我们知道最终诗人还是放弃了那个能给他的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的职位而回归大自然中去，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同时，这也是与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本性分不开地，可以说这种本性是使他最终归隐田园的最主要的原因，尽管社会现实也没能为他提供良好的条件。陶渊明的本性就是心灵的最大自由，出仕做官只会妨碍他的这种本性的发挥。记得在《归园田居》中他就曾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些都交待了陶渊明爱自然、自由的本性和对仕途的厌恶。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很多，而像陶渊明这样真正的隐士却没有几个，他的隐是出自于自己内心的本性，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归隐。

二、隐逸方式的不同

《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都是作者对田园生活的一种想象，他们当时还没有开始真正的隐逸生活，但从两种设想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之处的。张衡的《归田赋》分别从游春、山水、读书等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他所设想的田园之乐，这是一种怡然自乐的生活的写照，充满了诗情画意。首先诗人选择了一个盎然生机的春天，时和气清，百草丰茂，各种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春景图。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怎么能不放松自己，与之共舞呢？来到田园之后，既可以龙吟方泽、虎啸山丘，又可以俯钓长流，无拘无束，不必考虑官场上的烦心事。当日落夕斜时，回到草庐或诵读诗书，或作文，或弹琴，完全超然物外。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聊以娱情”的目的。在张衡的眼中，田园生活只是他在都市忙碌过后的一种观赏、休闲的对象。这是一种真正的陶醉于山水的忘我的情怀，但并不是一种真正融于自然的境界。只是能暂时让他忘却官场之累的一种方式。当白天游玩于山水之后，夜里他就会有意识地去弹琴、写字或读书，读的尽是周、孔之书，他的潜意识在告诫自己去宣扬儒家文化，而不应只是一味沉迷于山水游玩之中。所以说张衡归隐的方式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归隐，因为不管是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他都没能真正地融入到田园生活中去。

陶渊明的隐逸生活方式则与张衡的不同。首先琴棋书画、诗文美酒就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乐琴书以消忧”是借琴消愁，“有酒盈樽”就会很满足，“临清流而赋诗”则更是随心所欲。他所作的作品也并不是为了宣扬什么样的思想，而纯粹只是抒发自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地。在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中，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需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化的天真的性情。”^③陶渊明接受过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要求他积极入世，但当仕途不得志时，道家隐逸思想便常常刺激他。当他真正对现实绝望而决心归隐时，他就真正做到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归去来兮辞》中我们还知道陶渊明和张衡不同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在行动上同样也将自己融入到田园生活中去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除了寄情山水外，陶渊明还必须躬耕陇亩，因为首先他必须得活下去，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从不了解农事到虚心求教，“或植杖而耘籽”，亲自去田间劳作。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不到一个自命清高的文人形象，而是一个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劳作之人。在张衡的隐逸图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孤零零、独来独往的人，而陶渊明的世界里不只有他一个人，有童仆、稚子、亲戚、农人，所有的人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这较之于张衡之前的独来独往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应该脱离社会。

三、隐逸心态的不同

张衡的《归田赋》侧重于对隐逸生活的期盼和向往，他是以一种观赏、欣赏的心态去看待他所构建的田园生活的图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聊以娱情”。不管春景的美丽，垂钓的乐趣，还是读书弹琴的乐趣，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切期盼，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张衡对此的无奈，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张衡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如果有选择的话，他愿意利用自己的才华来辅佐君王，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实现入世“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三不朽，那才是张衡真正想做的事，归隐只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或者说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知”。因此，“张衡即使走上了归隐这条路，他也是放心不下的，就如一位母亲时时关心担忧儿女的成长一样，担忧着国家的繁荣与衰败。面对干净美丽的大自然，张衡在轻松之余还怀揣着一份对国家的担忧”。^④所以就算是张衡真正地归隐了，他不能忘却的是他的国家与国家中的黎民百姓，他的情绪也永远会被这些牵动着，即入仕亦忧，归隐亦忧。既然是忧，那他的归隐又何来快乐之言？

而对于陶渊明来说，归隐就是他本性的回归，田园生活是他一直的向往，较之于张衡，他更多了一份自觉和快乐。他能自觉地融入到大自然中，既纵情山水又躬耕陇亩，在大自然中感悟生命的本真。当最后一次下定决心归隐时，“田园将芜胡不归”，“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甚至有一种没有早点归隐的懊悔，这是陶渊明热爱自然的本性使然。其实陶渊明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也有兼济天下的志向，但他为什么就能够完全抛弃入仕的思想而真正地融入到大自然中去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乐夫天命”的思想，“聊承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即顺应自然，乐安天命。这种思想使得他能比较安心地立身于田园生活，而不考虑其他的事情。自此，他也就拥有了一种超脱生死的旷达的精神。面对归隐后的生活他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归隐方式，前者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虽然也能怡然自乐，但也充满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后者是在本性的驱使下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表现，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解放。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文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失望，从而开始关注自身精神的探求。

注释：①邓洁梁永：《天道微昧，回驾蓬庐——张衡<归田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生态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8月，第29页。

②陈丽平：《从<归田赋>、<归去来兮辞>看士大夫对“仕”与“隐”的抉择》，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69页。

③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

④陈冰：《<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心态的比较》，陇东学院学报，2008年5月，第40页。

参考文献：

          ⑴邓洁梁永：《天道微昧，回驾蓬庐——张衡<归田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生态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8月

⑵陈丽平：《从<归田赋>、<归去来兮辞>看士大夫对“仕”与“隐”的抉择》，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6月

⑶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

⑷陈冰：《<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心态的比较》，陇东学院学报，2008年5月

⑸谢丽珍：《此心安处，躬耕田园——从“纯儒”思想看陶渊明的归隐》，邢台学院学报，2011年3月

⑹韩兆琦主编：《中国古代散文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

⑺张喜洋：《论陶渊明的仕隐冲突——兼及家世家风》，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31卷第5期

⑻朱霞：《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解读<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仕”与“隐”矛盾》，商情教育经济研究，教研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