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通·论赞》考析

                                    王  斌                               

摘要：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用以阐发作者或注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看法。本文以《史通·论赞》篇为中心，从刘知几对“论赞”的命名入手，集中分析了其论赞观的四个方面，进而探讨该篇中所体现的刘知几的著史思想，最后又从“太史公曰”及论赞源流的角度对篇目中值得商榷之处予以辨析。

关键词：  刘知几    史通    论赞

The Analysis of《Shi Tong·Comments》by Liu Zhiji

Abstract: Comments is a discuss forms of History in china ancient. It is to be elucidated the author or commentators’view o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this paper, 《Shi Tong·Comments》,as the center, we are from the name start with the conmments,to concentrate on four aspects of his views.And then we investigate th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embodied in the book, thus talk ab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article from “Tai shi gong said”and the Source of Comments in the last.

Keywords: Liu Zhiji  Shi Tong  Comments

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用以阐发作者或注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看法。自司马迁《史记》始，论赞便成为纪传史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刘知几在《史通·论赞》篇中对于论赞的起源、不同的名称、论赞的目的、撰写原则以及前此史书中论赞的得失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地论述。本文即以该篇为中心，对刘知几的观点予以深入探究，以期洞悉文论要旨，是为考析载之。

一、史书“论赞”起源及其别名

中国古人著史运用“论赞”的体式由来已久，早在《春秋左氏传》时就常常“假君子以称之”，[1]用“君子曰”、“君子谓”、“孔子曰”的形式来阐释对所记史事的评价。但真正将“论赞”之名固定下来并成为一种特定的史论样式，则是源于刘知几的《史通·论赞》篇。

刘知几在其《论赞》开篇即追述了在他之前历代史家著史过程中品评史事、表达思想的不同“论赞”形式，并历列司马迁、班固、陈寿、何法盛、扬雄、裴子野、皇甫谧、葛洪等人在使用“论赞”上的不同名称，如下表所示：

在这里，刘知几认为历代史家使用论赞时“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虽然名称多种多样，但都是为品评史事人物提供便利，于道理上大家是同一的，鉴于此，可以概括性的将这种评论性的体式，统称之为“论赞”。在这里刘知几并没有对各种命名做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而是从功用性的视角出发对它们进行了一种“类”的归纳。

二、刘知几的论赞观

1、“辩疑惑，释凝滞”的论赞目的

谈及刘知几的论赞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在他对于论赞目的的看法上。刘知几认为“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2]在他看来，论赞就是用来辨析疑惑，解释难通之处的，倘若所有的人对所记史事都能明白清晰，那么也就没有对其实施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了。

《左传》中开始用“君子曰”让编撰者站出来讲记，其目的仅在于“辩疑惑、释凝滞”，也就是点明一些读者不甚了然的问题。由于目的仅此而已，所以只是有必要的地方才有。司马迁开始在每篇结束的时候写一段论，用以略叙述作之旨，或是补充一些文外之事，很少褒贬之辞，却往往强生其文。

有鉴于此，刘知几对于左丘明“君子曰”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于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上于每篇之末，均写一段论说文字，即使没有必要，也要“强生其文”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将后世史论的烦杂之风归咎于《史记》的强为论赞之法。尽管两者存在差别，褒贬不一，但在刘知几看来这正反两方面都表明论赞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辨析疑惑，解释难通之处的。

2、“事无重出，文省可知”的撰写原则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3]这是刘知几在《论赞》中提出的史著论赞的撰写原则。他认为，史书中有论，是力求使史事不要重复出现，做到文字简省而意义完备，诸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以及“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之类的论赞都可谓“事无重出，文省可知”的典范。原因就在于它们虽然片言只语，似乎简约，但各个方面的意思却很完备，相应的史事彼此互为补充，没有重复出现。

而后来的论赞之文，则大多脱离了司马氏及班固的本意，或是直接摘录纪传中的话语，或是把纪传中的内容改用文饰之辞重述一遍，甚至有的如天子的操行等，本来已经在本纪的末尾详加论述了，却又来一个“论曰”紧跟前面的撰述之辞，使得纪和论无从区别。对此，刘知几认为这是徒增史文之烦而已。

3、“条贯有序，历然可阅”的行文规范

刘知几针对“述”“赞”体例中“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4]”的名实不符，详略不当的弊端，提出了“条贯有序，历然可阅”的行文规范，主张行文要条理清楚，井然有序，做到历历在目，便于阅览。刘知几十分赞赏班固在《汉书》中将总述合于一篇的做法，否定了范晔书于卷末而使篇目相离，失去次序的行文范式。而后生作者也未能洞悉《后汉书》的失误之处，诸如萧子显、李百药的《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书》等均依照范书的论赞模式，都没有做到“条贯有序，历然可阅”。

如果说对纪传篇末的论，刘知几尚且可以容忍的话，而对于那种接在论语之后的用韵文写作的赞语，他则认为是绝对不可取的，“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5]这一点后世学者多表示赞同。清浦起龙就认为“唐后诸史有“论”无“赞”，皆阴奉其诫。可知刘说之当理也。”[6]纪昀也认为“此篇持论极精核。”[7]

4、反对“与夺乖宜，是非失中”的品评标准

刘知几从先前史家在论赞中所表现出来的评价不合理，褒贬不公允的缺陷出发，极力反对“与夺乖宜，是非失中”的品评标准。在刘知几看来诸如班固极力斥责贾谊、范晔虚妄夸赞隗嚣、陈寿谓诸葛亮不及管仲萧何、魏收称尔朱荣可比霍光伊尹之类的论赞，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类比不当，均有失偏颇而不足为取。刘知几本人并不主张在史著论赞中带有过于鲜明的个人成见，而是力求做到合理公允。

关于史家修史中的品评态度问题，也是刘知几《史通》全书重点探讨的内容之一。刘知几在史书的编撰上，最为看重实录，贵“《直书》”而斥“《曲笔》”，强调史家记事、品评人物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比书，斯为实录”[8]，而以评价不公、褒贬不公的态度著史着实为史家之大忌。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刘知几认为编撰者自己发议论，直接表示对人物的褒贬，已不可取，而有些作者的褒贬失实，评论不当，则更是应当受到指责的。

三、从《论赞》篇看刘知几的著史思想

1、行文尚简的修史风格

这里的“简”，并不是简单，甚微之意，而是简略，文约而事丰，能够做到恰如其分。作者在著史过程中要省简自知，能够很好地把握一个“度”，妥善处理行文逻辑中遇到的问题，而不必“强生其文”[9]。刘知几在《论赞》中，对于修史中的冗繁做法，尤其是自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10]的著史之风予以了否定。刘知几倡导行文议论应当简省，如果一些本来毫无疑问的事情，也要写一段议论来裁决它，这就如同放纵笔头、炫耀文采，把美妙的言句填充进史书一样，与著史的大体前提是相悖逆的。

在谈及论后置赞的问题时，刘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修史过程中的简约风格，“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11]，在刘知几看来，倘若史家都以这种方法编撰史书，只会使史书变得繁琐无味，而徒增累赘罢了。

2、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

刘知几对魏晋以来的浮华之风，给予了严正的批评，他认为自荀悦以后历代史家著史大都浮华多于实质，义理少于文采，往往只是鼓弄雄壮的言辞、夸耀对偶的事类，而不再注重对义理真实性的探究。

刘知几并不否认文辞之于作史的重要性，相反却对司马迁醇美而意蕴深长、陈寿舒缓而不浮躁、班固玄妙而有典诰之风的行为予以赞扬，在刘看来这与华而不实的文风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三人更加注重对义理的探究，秉持了史家的实录精神，是在讲出必要性的前提下，做到了文辞的再优美。而后世之作却难差强人意，在空洞的撰述中，更多的是做“鼓其雄辞，夸其俪事”之能事，诸如袁宏的用玄言装点，谢灵运的空谈阔论，王劭的浅陋粗野、得意忘形等等都是华而不实、理少于文风气的体现。在这里，刘知几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史家坚持直书实录的道德精神，在文风上反对曲笔讳饰之法，拨浮华，而采真实。

3、反对文人修史

《论赞》篇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反映出了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的史学思想。对魏晋以来笼罩史坛的浮华绮靡之风，刘知几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贯穿于《史通》全书始终。自唐初设馆修史以来，文人修史之风继续盛行，刘知几看到“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12]在这里，刘知几从唐修《晋书》事出发一阵见血地道出了文人修史的巨大弊端——文人修史只会用经过修饰的轻浮浅薄的文辞来编成史籍中的文字，反而如同壮士加粉黛、高士服绮纨一样，致使史之不史，不伦不类。

不仅如此，刘知几在其《史通·载文》篇中也对文人修史的弊端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文人修史的弊端在于“不达史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二是“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13]，前者是说文人修史常从不切实际的诡辨妄言的立场出发看待问题；后者是说文人修史往往又追求浮华，与著史的基本精神相去甚远。

刘知几又将其总结为“五失”：第一，“虚设”，指文人往往言失其实，“徒有其文，竟无其事”；第二，“厚颜”，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信口雌黄，饰辞矫说；第三，“假手”，是指帝王诏敕皆由文士辞人代笔，他们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本来其君桀、纣不如，但读其诏诰，犹如尧、舜再出；第四，“自戾”，指自相矛盾，“愚智生于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第五，“一概”，是指作者行文，没有定性的尺寸把握，“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14]。

可以看出，刘知几之所以反对文人修史，原因即在于文人在撰史的过程中容易流于浮夸，常常玩乎语词，繁华而失实，不自觉地就会背离处理史料上的铺陈直述的著史精神。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唐朝政府重修《晋书》，令狐德棻担任总编纂，他领导下参与其事的李延寿、上官仪、来济、薛元超等数十人，均为著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娴于辞赋文章，注重文辞并茂，雅信兼得，而少直录精神。有感于此，刘知几所主张的史学应该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的见解，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也是极具创见性的。

四、刘知几《论赞》待商榷处探微

1、关于“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首创的论赞体例，刘知几在其《论赞》中谈及“太史公曰”时说：“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15]究其言论，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商榷：

其一，“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史记》“太史公曰”多用于篇末，但也有用于篇首或篇中者。《史记》中含“太史公曰”者凡127篇，且位置出现不一，其中106篇置于篇末，占据绝大多数；。但《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礼书》、《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11篇置于篇头；《律书》、《历书》、《天官书》、《外戚世家》、《伯夷列传》、《张丞相列传》6篇置于中间；另有1篇《循吏列传》前后均有；而《乐书》中的“太史公曰”则两见于篇中与篇末。可见“太史公曰”的位置活泼不拘，或于篇首，或于文末，或夹于叙事之中，而并非如刘知几所言，仅限以篇终。

其二，“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这里，刘知几将司马迁使用“太史公曰”的论赞形式作为后世史论繁琐的始作俑者，此处也有失公允。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太史公曰”正是其完成一家之言的重要形式。纵观《史记》的“太史公曰”，有的是对前述作贯通性的概括，有的是为了提示篇目设立的宗旨，有的是阐发其对人物史事的褒贬等等，不一而足却均体现了司马迁的独特见解，非后世史家所能比拟。吕思勉先生在谈到“太史公曰”的作用时指出：“其所著，或补前人记事所不及，或则发明一理；皆有所为而为之，非空言，自无所谓‘强生其文’、‘淡薄无味’者矣，刘氏之论非也。”[16]先生评论极为中肯，笔者窃以为是。

2、论赞源流再探析

刘知几《史通·论赞》开篇即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17]从这里可见，刘知几认为在《左传》中，“君子曰”作为议论文字，实际上开了后代“论赞”体式的先河。而《公羊传》《谷梁传》中“公羊子”“谷梁子”又深受影响，秉承其旨，至《史记》“太史公曰”则体式大备、固定下来。这是刘知几对于论赞溯源的阐释。

事实上，刘的观点尚可推敲。在《尚书·尧典》篇有言：“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18]，其中“曰若稽古”就已具左氏“君子曰”的雏形，且两者在使用方法上也极其相似，前者借古人以重其说，后者假君子以称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曰若稽古”可以看作后世论赞的源头。及至《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也极具评论之意，进而有《左传》“君子曰”的使用。

之后，《公羊传》与《谷梁传》二传中的“公羊子”“谷梁子”在功用上有如《左传》中的“君子曰”，都是借助于第三人称的口吻来达到品评议论的目的。再如以记言著称的《战国策》，其间就多有“书曰”、“易曰”、“诗曰”“老子曰”、“语曰”、“臣闻之曰”之类的论赞别名。

而到了司马迁创作《史记》之时，则一改过去的“某曰”、“某子曰”的托附之语，一变而为“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曰”，开始以史作者自身的口吻来评议论断，实具发凡起例之功。“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铨，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19]虽然后世史论名称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到唐刘知几之时，总括前人，将其统称为“论赞”。论赞体式之说也由此而来。

唐刘知几以后，“论赞”之体一直为史家修史所延续，同时又有所发扬。宋代，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往往随感而发，对论赞的使用已不仅仅限于篇末，意之所在则直抒胸臆，通篇“臣光曰”比比可见；不仅官方修史如此，欧阳修在写作唐设馆修史以来唯一的私修正史《新五代史》时，采取了不别加标题，每篇皆以“呜呼”二字发端的论赞方式。《宋史》、《明史》的论赞均采用了“赞曰”的形式予以统领。纵观“二十四史”，除《元史》无论赞外，其他各史都有，尽管名称上有所出入。就《元史》来说，整个论赞被简单地予以省略，浦起龙认为：“《元史》纪传不缀论赞，其凡例述敕旨云：据事具文，善恶自见也”[20]究竟是否如浦考证的这样，暂且不论，笔者以为《元史》不设论赞与编撰史家个人的评判观念有关，在宋濂等人看来论赞已不再被认为是最具有价值的，代之而起的应该是史家要阐释自己所处时代的所谓公正的舆论观，并贯穿于著史的始末。

五、结语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作为书中重要一分子的《论赞》篇，是刘知几对“古往今来”史家论赞的集中概括。刘知几从宏观的角度对论赞的源流传承进行了高度概括，集中阐释了他之于论赞的观点看法，即“辩疑惑，释凝滞”的论赞目的，“事无重出，文省可知”的撰写原则，“条贯有序，历然可阅”的行文规范以及反对“与夺乖宜，是非失中”的品评标准。《论赞》篇中涉及的“实录直书”思想和“反对文人修史”的观点也是贯穿于《史通》全书始终的两个重要命题，刘知几对这两方面的解释也用力颇深。当然事无尽美，刘知几的论述中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终归是瑕不掩瑜，作者以其“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驾驭能力将“论赞”这一史论体式尽展笔端，从而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窥一斑而见全豹，《史通》不愧为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

[2]（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

[5]陈戍国撰，《尚书校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4年8月版；

[6]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年10月版；

[7]许凌云著，《刘知几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