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湛恩生平事迹未见史载，仅据道光五年（1825）梁溪、蔡培作序的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略知梗概。 

吕湛恩，字叔清，号坦垒居士。山东文登吕家集人，今葛家镇驻地。生年不详，卒于道光二十年。吕湛恩少年应童试时，受知于山东学政、大学问家阮元，成为秀才。此后屡入科场而不第，“久困场屋，志不得伸”。其遭遇与《聊斋》作者蒲松龄经历有点相似：空有满腹经纶，而又不能实现远大抱负。于是，吕湛恩立志要为《聊斋》作注，为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沉闷之气。 

据吕湛恩在《聊斋志异辑注》的自序中所说，他“喜读《聊斋》成癖，批阅之下，于其所征引，搜摭无间，卒以成书”。共同的命运，使《聊斋》作者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辑注》的作者吕湛恩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人，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完美的文字合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吕湛恩最终于道光五年完成《聊斋》一书的文字注释。 

吕湛恩是中晚清著名的批注学者，精心致力于《聊斋》研究。《聊斋》写定于蒲松龄41岁（1680，康熙十九年），始刻印于蒲松龄故后51年（1766），吕湛恩作注于道光五年（1825）；从《聊斋》刻印于世，到吕湛恩首次作注，中间相隔59年。 

吕湛恩道光五年的注释原本，是脱离《聊斋》原书而单独成书的。在他对《聊斋》作注18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才由广东五云楼将吕湛恩注本与《聊斋》原书合在一起刻印，这就是后来通行的《聊斋》注解本。 

道光五年，吕湛恩编撰《文登县志》。

道光十五年，吕湛恩曾访查传闻，取先世之谱牒旧稿，并加绘世系图，为文登吕家集吕氏家族续纂《吕氏家谱》。 

二、《聊斋志异辑注》在《聊斋》研究中的地位，只有放在《聊斋》研究平台的广视野中，才能理解得更深刻、更清楚。 

《聊斋》价值最大的本子是蒲松龄的手稿本，缺点是只存半部、流传不广。 

第一个对《聊斋》进行评点的是清初大学问家、在政坛和文坛皆为显赫的王士祯（渔洋）。评点时间当在康熙二十六七年，即王与蒲相识一二年之时。 

现存诸本中最为完整的抄本是乾隆十六年（1752）铸雪斋抄本。它的宝贵在于与手稿本相同、保存原来的面貌，书总目正是蒲松龄的原目和卷数。 

现存最早的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它对《聊斋》的传播，功绩很大。自此本出后，所有的评注本和石、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 

在以上《聊斋》研究诸本中，吕湛恩注释本开创了《聊斋》研究新的里程碑，其地位是完全不亚于、或高于王渔洋的地位。他高就高在一是第一个为《聊斋》作注之人；二是吕湛恩的注是中晚清，以至近代对《聊斋》作注最受读者和学界重视的注释本，是当时没有人能超越的注释本。 

《聊斋》作者蒲松龄的学问是相当渊博的，书中引用的典故比比皆是，做注就成为读者了解《聊斋》旨意的重要途径。如果不具备渊博的学识和较高的学问功底，想做好并且令学界普遍认可的对《聊斋》的注释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以往学界较一致的看法，也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有清一代《聊斋》的注解本，通行的只有吕湛恩和何垠两家。但是，吕湛恩和何垠两人的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前者水平明显是高，高出一大截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说：“但明伦和吕湛恩皆有注。”——但是，鲁迅没有提到这一事实：但明伦的注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比吕湛恩作注晚了17年；而且，但明伦的注，后世学界和业内人士一般都不称其为注，而称其为“评”——注与评终究是不一样。

吕湛恩《聊斋》注释本，是《聊斋》研究中注释最早、影响最大、最有权威性、刊用率最高、流行最广的注释本。

三、《聊斋志异辑注》一书三大特点。

1、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对《聊斋》的用典做了深入的探索，引经据典，并根据类书，具体指出某一字句、某一成语、某些典故的来历，且对大多数注释内容都列举出原文。这就给后人阅读《聊斋》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是吕注的最大闪亮点。 

2、《聊斋志异辑注》对有的字义和读音也都做了一些解释，这给读者阅读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聊斋志异辑注》采用给以注明而不给以解释之体例，只注出章句典故、近世人事、僻奥字音字义，使阅读者免去翻阅之累。 

3、《聊斋志异辑注》采用典故比较严谨，错误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