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书馆讲解词

1.书馆（毕府）门外

欢迎您到蒲松龄书馆来参观游览，祝您在这里心情愉快，玩的开心。我是_____导游（讲解）员，十分高兴能为您服务，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请您告诉我，我将全力帮您解决。同时，请大家在参观过程中不要吸烟，不要随地吐痰，不要用手触摸展品。

现在，我们要走进的这一组古建筑群为尚书院，又叫毕府故居，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家宅。原占地面积为二万五千平方米，是以包括狮子大门、仪门、过厅、对厅、五层家眷楼、石隐园大门为中轴线、附带东西跨院的明清古建筑群,现在保留下来并得以恢复和开放的，是毕府东跨院，是当年蒲松龄在毕府教书、读书、著书的主要生活起居地，约占毕府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请进!

2.三书碑前

蒲松龄书馆为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康熙十一年,蒲松龄第一次进入毕府执教,一年后因参加乡试中断；康熙十八年，时年四十的蒲松龄,再次执教于毕府,直至七十岁撤帐归里。在这33年中,蒲松龄教书于绰然堂,博览群书于万卷楼,采风于石隐园内外,谱写俚曲于振衣阁,最终完成传世佳作《聊斋志异》,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这座碑喻示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概括了蒲松龄在毕府的生活经历,那就是教书、读书和著书；同时总结了蒲松龄一生的文学成就,即他文学创作的三大部分:一是风靡中外的《聊斋志异》；二是为平民百姓所写的俚曲；三是包括诗词歌赋、志史传记的《聊斋杂著》。

3.晒书图前

这副图取名晒书图。蒲松龄自己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当孩子王。”说他给人家当塾师并不是自己的志愿,而是出于万般无奈。然而与他写这首打油诗十分矛盾的是，他不仅做了大半生的教书先生，而且在毕府坐馆三十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上了好的馆东和馆东家里的万卷藏书。毕府主人毕自严,志书上称他“不喜金钱,唯好藏书。”他从江南卸任回家时，钱财没多少，却拉回两大车的书。他自己也著有《石隐园集》、《度支堂奏议疏稿》等几百卷。蒲松龄的馆东毕际有更是藏书成癖,“书欲买时不论金”,只要是他看中的书,都要买回来,藏于万卷楼上。蒲松龄坐馆时,正是万卷藏书最丰富之时,达五万余册,远近闻名。

康熙十一年初秋的一天中午，烈日炎炎，蒲松龄从毕府北门经过，恰巧碰上毕府的仆人忙忙碌碌，将万卷楼的部分藏书搬到场院晾晒。蒲松龄心中暗喜：真是天赐良机！但是怎样才能既称心如意地一读万卷藏书，而又不死气白赖的有失风雅呢？于是他新生一计，大方地走到书床旁边，敞开胸怀，面南而坐，任凭骄阳似火，汗流满面，也不擦拭，这使得毕府仆人感到非常奇怪，忍不住过来问蒲松龄这是干什么，蒲松龄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到：“你们在干什么？”仆人如实的回答说：“听主人差遣，在此晒书。”这时蒲松龄才说道：“你们晒书，我也晒书，不过你们的书都编印成册，写在纸上，而我的书全部藏在肚子里，也怕发霉呀！”仆人们听了他的这番话，有的哄然大笑，有的却心中嘀咕：“这人一定有来头！”就打听他姓氏名谁，并立即告诉了主人。毕际有这时早已从江南卸任，归里孝事娘亲，听到仆人回报，忙说，“快请，快请。”原来，他早已从山东学政喻成龙口中得知蒲松龄大才，只因社会地位悬殊，无缘相见，今日奇遇，大喜过望，当即决定并真诚邀请蒲松龄就任西席，也就是绰然堂的主讲塾师。

4.白阳井前

这一眼古井是以毕自严的号而取名“白阳井”,至今已有400多年,现泉水依然喷涌。据这里的老人说，当年蒲松龄在毕府时，坚持每早在此打水，一是往鱼池中蓄水；二是浇灌花木。蒲松龄到七十岁还没从毕府“下岗”,证明他身体非常健壮,估计与他坚持提水浇园、长期劳动锻炼有关。现在人们有清晨早起跑步、做操的习惯,术语叫“晨练”,这个名词跟蒲松龄有关也说不定。各位可以进一步考证，如果您有兴趣可以亲身体验一下。请到绰然堂继续参观。

5.绰然堂前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古建筑名为“绰然堂”,取意于《孟子·公孙丑下》：“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其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迎门匾额“绰然堂”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毕府主人毕自严亲笔所书,从匾额落款“崇祯甲戌”可以推知,绰然堂是崇祯七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落成的,是白阳老人晚年为子孙后代能“诗书继世”而专门建筑的“私立学校”,也是蒲松龄在毕府工作、学习和生活33年的主要场所。

6.绰然堂内

绰然堂为明代建筑，外面这两间就是蒲松龄课学授徒的地方。蒲松龄坐馆时，白阳老人已去世，他的馆东先是毕际有，后为少东毕盛钜。毕际有，字载积，因与皇子同庚，其父又在天津督抚，因此根据惯例成为“官生”。后明朝灭亡，他于顺治二年中拔贡，被派往山西稷山县做官。到任后，他清吏胥，严保甲，缓征徭，对无固定职业者，依法约束从事正式职业，往来文书，不托司记，都亲自办理，其他地方有奇案，交稷山县县令审案，立刻昭雪，一时颇有名声，二年后升任江南通州知州。知州，在前面几朝也称“刺史”，所以，蒲松龄恭称他为“毕刺史”。罢官后，绝意仕途，一心在家侍奉老母，课学子孙。应毕际有之邀，蒲松龄就是在这里为毕际有的八个孙子先后开蒙，交他们读“四书”“五经”，“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指《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教育的必修课，还要教他们学作八股文和律诗，科举之年还要陪他们到济南去应试。遗憾的是，蒲松龄的这八个弟子，和老师一样，未能通过乡试这一关，最好的是老五毕世澂，拔贡入监，最后选了个州同知。《聊斋志异》第一卷就写了个《叶生》的故事，说淮扬叶生怀才不遇，郁懑而死，但不死心，幽魂再次来到阳间，教出一个“进士及第”，也就是荣登一甲的学生，并自我安慰的说：我没考中，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但能够托馆东家的福为我的文章出口气，也就心满意足了，让天下人知道我沦落半生，不是因我的文章不行。这篇故事可能也是蒲松龄有感而发，表述自己的心情。

值得蒲松龄欣慰的是，他并没因此受到馆东的埋怨，因为毕家的主人毕际有比较想得开，他认为不能蟾宫折贵乃命中注定的事，从毕际有选择墓地时的一番话也能证实。当时毕家的土地“东到奂山”、“西到胡山”、“南到豹山”、“北到白云山”，毕际有的墓就在白云山的南坡。相传，他选墓地时，请了位风水先生，先生看后说，这里的风水很好，但不能两全。向上一点，可以荫庇子孙高官得坐，往下一点，可保后人繁衍昌盛。毕际有想，他父亲身为尚书，我也做到知府，但我弟兄三人，大哥早亡我仨儿子，老大老三也过早去世没有后代，何况宦海沉浮，还是选人旺吧。于是毕际有的后代中没有飞黄腾达的，也许跟这个选择有关吧。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蒲松龄虽没教出几个高徒，也没很多的诗文来记述他的学生，但他非常感念馆东对他的优厚待遇，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并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如当他知道他的第四个学生毕世浣于康熙四十三年死亡时，一口气写了六首哀诗：《伤门人浣》，写的很有感情。如其三：交久情难已，年衰感易生。涕含犹未堕，五内已催崩！第五首是：白发哭少年，生人乐趣无。方期君葬我，三蕙竟先枯。一位老人对弟子早逝的悲哀，表现的自然真切。更有一首赋，体现了亲密的师生之情，这就是《绰然堂会食赋》。

7.《绰然堂会食赋》前

绰然堂不仅是蒲松龄教书的地方也是他与学生共同吃饭的地方。开头的序说：“有两师六弟，共一几餐。弟之长者方能御，少者仅数龄。每食情况可哂，戏而赋之。”序中所说的两师，一是蒲松龄，一是王宪侯，说他们和毕际有的六个孙子在一个桌上吃饭，情景非常有趣，因此写了此赋。赋的正文一开始，就以四对整齐的骈文句介绍了吃饭的等待场面：

僮跄跄兮登台，碗铮铮兮饭来。

南閛閛兮扉启，东振振兮帘开。

出两行而似雁，足乱动而成雷。

小者飞忙而跃舞，大者矜持而徘徊。

这几句表现了饭前准备的忙碌场面：仆人们慌慌忙忙的往桌子上送饭，盘盏碟碗互相碰撞激发出了铮铮地响声，门窗大开，师生们从户外休息片刻之后排成两行进入绰然堂。年少的学生一路飞跑跳跃，而年长些的则迈着稍斯文的方步，不慌不忙地走来。接着，蒲松龄又以传神而夸张的语言，描述了他们进屋后的情景：

迨夫塞户登堂，并肩联袂，争坐夺席，椅声错地，似群牛之奔，拟万鹤之争唳。甫能安坐，眼如望羊，相何品兮堪用，齐噪动兮仓皇。

这段是说由于急于入席，互相争夺椅位，碰的椅子乱响，就好象群牛急奔，万鹤争鸣一样热闹。没等坐好，那两只饿狼望羊一样形态的眼睛已经直瞪瞪地看着桌上的美食，看哪些是适合自己胃口的饭菜。这时候，尤其是那些小弟子们焦躁不安，吵吵嚷嚷地盼开饭的样子被描绘的淋漓尽致。下面，作者又用大段的铺述生动的描写吃饭的场景：

袖拂簋兮沾热渖，身远探兮如堵墙，箸森森以刺目，臂密密以遮眶，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精光。

你看，学生们吃饭时袖子扫着了汤碗，沾上了热汤，看到好菜站起身来向远处去夹菜，就象一堵墙一样挡住了别人。筷子晃动得刺人眼目，胳膊挨着胳膊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当你眼睛向别的地方看一眼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眼前盘子里的菜已经没有了！

接着，蒲松龄又分别表述他们不同的吃像和表情：

或有求而弗得，眼暴变而声怆！或眼明而手疾，叠大卷以如梁。赤手搏肉，饼破流汤；唇膏欲滴，喙晕生光。骨横斜其满地，汁淋漓而沾裳。

这是说有的学生的得不到他想吃的菜，脸马上就变了颜色，声音也变的悲怆伤感；有的学生眼明手快，饼卷菜粗的象房梁一样；有的干脆用手去撕肉吃，却忘了卷着菜的饼放在桌上松开了，以至汤菜流出来了，只吃的嘴唇上流油，嘴角也泛光亮，不一会，骨头横七竖八的满地都是，衣服也沾上了饭菜汁。

接着，蒲松龄又描述了饭菜好和饭菜不好时截然不同的场面和结果：

若夫厨役无良，疱丁不敬，去肉留皮，脂团膜胜，既少酱而乏椒，又毛卷而革硬；共秉匕而踌躇，殊萧索而寡兴，乃择瘦而翻肥，案狼籍而交横。

这是说如果厨师手艺不行，或者故意不好好做的时候，或者把好肉留起来，或缺乏调料，甚至于连毛都没有去干净，那么他们就没口味，挑肥拣瘦的吃几口，弄的剩菜满桌。但要遇上可口的饭菜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时而嘉旨偶多，一卷犹剩，虑已迟晚，恐人先竟，连口直吞，双眼斜瞪，脍如拳而下咽，噎如鹅而伸颈；嘴澎澎而难合，已促饼而急竞。合盘托来，一掬而净，举坐失色，良久方定。

这是说有时候饭菜做的很好，大家争先恐后的吃，生怕别人抢到前面去，一口接一口，连拳头般大的肉都忙慌的咽下去，结果噎的像鹅一样直伸脖子，嘴里食物塞的满满的，难以合上嘴，完整的一盘菜端上来，一下子就枪光了。这时候，好象大家都很紧张，很久都不能平静下来。

下面一段，是说菜抢光了，只剩下饼和稀饭的时候，葱蒜咸菜又成了抢争的物品：

夫然后息争心、消贪念，箸高阁、饼干咽，无可奈何，呼葱觅蒜。既饱餱粮，乃登粥饭，众口流啜，声闻邻院。惟夏韭与冬萝，共戚戚而厌见；既盐齑之稍嘉，亦眼忙而指乱。至柱颡而撑肠，使哄然而一散。

至此，整个就餐结束，但最后的结束语是：乱曰：一日兮两回，望集兮开斋。斋之开兮众所盼，争不得兮失所愿。呜呼，日日常为鸡骛争，可怜可怜谗众生！

通过这些描述，一幅清晰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仅“情况可哂”，文笔也非常生动。有的人认为这是不是蒲松龄又在发牢骚，写他给人当家庭教师，连吃饭的时候也不得安生。其实，是理解错了，他是觉得这些事非常有趣，才“戏而赋之”的。正因为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所以那些学生们才能在老师面前无拘无束。（至里间门口）

8.蒲松龄卧室门外

这是绰然堂的内室，也是蒲松龄备课、写作和休息的地方，是依据当年的情形重新布置的，原来的床、帐、桌、柜等现保存在蒲松龄纪念馆，大家有兴趣可再去看看。在这里，蒲松龄除上课外，大量的时间是用于散学后与友人谈天说地，进行《聊斋志异》的创作。例如当时赋闲在家的唐梦赉等人曾和他同眠于绰然堂，而与他“同食三十年”的少东毕盛钜更是这里的常客，经常在此彻夜长谈，因此在这里也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聊斋故事。《狐梦》，就是其中代表之一。蒲松龄这篇故事的一开头就罗列：“余友毕怡庵”，“常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首先点出了毕怡庵的名字，经常以某种原因到毕家的别墅中去，因为读了蒲松龄写的《青凤》，而心向往之。一天，果有一个美若天仙的狐女来到他的身边，两情相悦，在一块生活了一年多，后来因为狐女被西王母征去当花鸟使者而分离。篇末又写到“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亲口讲了这段故事。我们查阅《毕氏族谱》，却没有毕姓号怡庵的人。据蒲学专家袁世硕研究这“毕怡庵”就是指的就是少东毕盛钜。

9.蝴蝶松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棵树就是蝴蝶松，属日本五针松，原生于江南，明末移栽于此，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在我们接触到的五针松中，有产于我国的华山五针松，其质地坚硬，另一种是在江南多有栽培的日本五针松，其生长速度较慢，树枝较柔软，容易造型。这棵树大约在江南时已经成型，因其形似蝴蝶，所以称为蝴蝶松。它的头向东南，前面还有两根一米多的小枝，很象蝴蝶的两根触须，尾巴冲向西北，双翼张开，像是振翅欲飞，又像点头迎客。1964年还开花，花小而密，由于管理不善，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枯亡。

10.故事厅

故事厅又称为东厢房，是康熙年间毕际有聘请的另一位私塾老师王宪侯书僮的住处。现展出三组大型聊斋故事工艺机械灯，《王六郎》——展示了好人有好报，《书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红玉》——介绍了一花狐的美丽传说。

11.五书厅

这座古建筑，原叫西厢房，是蒲松龄书僮篆儿的住处，现改为“五书厅”。何谓“五书”？五书就是指蒲松龄在毕府的主要主要生活经历“教书”、“读书”、“著书”；王渔洋“荐书”和周村三益堂“印书”。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既公元1640年，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享年76岁，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人称聊斋先生，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但他聪颖过人，11岁时“与兄弟从父读，经史过目不忘，父甚钟爱之。”19岁时首“应童生之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童科之试，简称童试，是明清两代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当时奉旨督学山东的是施润章，道试的正场是两篇四书文，出的题目是《蚤起》和《一勺之多》，蒲松龄写的两篇制艺文，大为施润章所推崇，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蚤起）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这自然也就“文名籍籍诸生间”了。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在于将科举当作敲门砖，以便能飞黄腾达，所谓十年寒窗，铁砚磨穿，一朝中第，光宗耀祖，更是把通过层层科考赢得功名的这条路视为正途。蒲松龄也抱着“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的宏图大志，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始终未能如愿。康熙二年、康熙五年、康熙十一年、康熙十七年、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当他二十四岁、二十七岁、三十三岁、三十九岁和四十五岁的时候，都从淄川路经西铺，到济南参加乡试，但都铩羽而归。幸好他在康熙十八年再入毕府，家庭生活有了好转，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进入毕府第五个年头，补廪成功。廪缮生，又简称补廪和廪生，这是众多监生、附生、增生、庠生等生员的一个等级。在明代，府、州、县学中的生员，最初每月都能得到一定的廪缮，也就是粮食等物品，以补助生员的生活，鼓励他们努力进取。清代则需经过岁考，两试一等者，才能取得廪生的资格，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补贴，同时，也有了相应的责任，那就是根据清朝的制度，要取得童生的资格，必须先得到本县廪生的保结。因此，廪生要通过调查了解，以保证应考的童生身家清白并没有冒名顶替的不法行为。

康熙二十六年和康熙二十九年，康熙三十五年，他都到济南参加乡试，其中一次越幅被黜，一次二场被黜，他的夫人曾劝他说：“你不要参加乡试了，如果命里该有官运的话，早已台阁矣”。不过他还是在六十岁和六十三岁再次远赴济南。这两次在《蒲松龄年谱》中没有记载，但从他康熙四十一年所作的《寄紫庭》诗中“回首三年前，含涕犹在目”，“三年复三年，所望尽悬虚”等推断，应该是参加了科举但却未中。

纵观蒲松龄十次科考的悲酸历程，我们不禁为先生遗憾，一代才子，困于场屋，终身未得一第，原因何在呢？

首先，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越是到了后期，特别是八股文取士后，越是腐朽没落，特别是主考官的昏溃、贪贿，造成对人才的压抑和摧残。

其二，蒲松龄屡试不第的关口是三年一次的乡试，而乡试是清代科举最不易过的一关。主要是录取名额有限。蒲松龄赶考是山东录取名额从九十名削减到四十名，而后虽加至六十名，也只是原先的三分之二。同时乡试中举的名额只是考生数的六十分之一。

其三，由于考生多，试卷多且集中，主考往往不能一一阅卷而请幕僚代替，审试角度不同而难以做到公正全面。

其四，某些场次蒲松龄准备不足。如朝考用八股文时，蒲松龄热衷于结社作诗，康熙二至六年罢停八股文时，蒲松龄却在好友李希梅家“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日诵一文焉书之，作一艺、作一贴焉书之”。更可惜的是有两次还没有考试完毕，他就被取消了考试资格。一次是康熙二十六年，因“越幅被黜”，越幅，就是在书写考卷的时候，误隔了一页，使得上下不相连。清朝《科场条例》中有明确规定，遇到这种情况，概不录取。对此，蒲公深为遗憾，万卷楼所展蒲松龄《大生乐》一篇，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感。

仅接下一次考试，大概是蒲松龄受教训，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头场考罢，主持的考官已经准备将他定为头名，也就是解元了，然而却突然生病，连考场都没进去。缺考一场，自然又被黜了。我们从他的考试后所作的《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被黜”一词中，看出他恼恨的心情：

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崛强老兵。萧条天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蒙腾，将孩儿倒绷。

但是，失败的挫折却没使先生一蹶不振。蒲松龄有两次在诗文中提到他曾经到离西铺村不远的青云寺。寺中存有他当年书写的“青云寺”匾额和重修大殿碑记。这里山青地灵，环境非常优雅，蒲松龄经常和他的好友在此共读，这里的山水也激发了他撰写聊斋故事的灵感。(至北山展牌）

读书、教书、著书，是蒲松龄在毕府、乃至整个人生历程的精华和焦点所在。仅就三书而言，互相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情结。教书，是他赖以糊口的职业，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蒲松龄曾先后在本邑沈天祥家、李希梅家及王永印家坐馆，但时间都不长，有的一、二年，有的只有半年。而他为何能够在毕府三十三年呢？这除了东家对他特别优待，对学生有了深厚的感情外，与万卷楼藏书给他提供了一个“再上台阶”的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万卷楼藏书对他提高文化层次，拓展视野，以及著书立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他的杂著，大多来源于万卷楼的藏书，有的是摘录，如康熙二十三年，《帝京景物选略》写好了，他在自撰小引中写道：“甲子于绰然堂得是书，跫然喜。其册八，其目一百又二十九，言累数十万，录之须岁月，烦僮手指也。然其诗也赘，弃之；其记也繁，稍去之，独取其白，尽美则已。为篇七十有七，为页八十又三，简而可携，便卧游也。”再如《药崇书》，他曾写道：“又取《本草纲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有的是节选，如直到七十岁临撤馆前，才读到《齐民要术》：“已丑出夏，偶阅《齐民要术》，见其数畜之法，甚有条理，乃手录之，以补家政之用。”有的则是全文照抄：“先得《会天意》一册，以其有量情课雨之盖，故有依样录之。”

蒲松龄在毕府教书，主要是馆东毕际有的八个孙子，由于年龄的差异，平时上课的只有五、六个。先生著作的地方很多，冬日在绰然堂，夏天为了避暑，还到石隐园中的霞绮轩去，这座房子现已倒塌。先生一生著作颇丰，约200万字之多，现在风靡世界的，是他的《聊斋志异》，共收入491篇，约50万字。另有《聊斋俚曲》约100万字，《聊斋杂著》约50万字。蒲松龄在毕家教书于绰然堂，看书于振衣阁，采风于石隐园。蒲松龄不仅从毕家的人物、万卷藏书、环境中提取不少的作品题材，而且他作品的传播也和毕家是分不开的。毕家当时是望门大族，书香门第，在封建社会，子女的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所以，毕府当时和附近的名门望族都互有联姻，像博山的赵执信家，孙廷全家，桓台的王渔洋家更是‘虽云二姓，无异一宗’。对蒲松龄来说人生起到关键性转折的人物就是王渔洋。

王渔洋即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他年少才丰，于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八岁能诗，十五岁著诗《落堂初稿》，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进士，二十四岁赋《秋柳诗》四章，名噪大江南北。二十六岁初授扬州府推官，后内迁京职，直至刑部尚书。他一生勤于著述，至老不倦，各类著作达三十六种，五百余卷，其诗论“神韵说”，影响深远，使其主持诗坛达五十年之久，有“一代诗宗”、“文坛领袖”之称。在封建社会，儿女婚嫁主张“门当户对”。毕、王两家都是朝廷显官，王渔洋家的两个从姑母嫁给毕际有兄弟，毕际有的女儿又嫁给王家为媳，因此，毕际有说两家更有“三、四世姻亲之好”。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王士祯奉命祭告南海，第二年九月回北京复命后，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新城（今桓台）丁忧守丧。康熙二十六年春，即蒲松龄二次坐馆毕府的第九年，蒲松龄得以与王渔洋在毕府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渔洋来到毕府，主人大摆宴席接风洗尘自不必说，馆东毕际有就让蒲松龄陪席。当时，蒲松龄并未引起王渔洋的重视，毕际有与王渔洋互诉多年未见的相思之意，随即谈笑风声讲些奇闻逸事。时有“姑父姨夫当驴骑”之旧俗，也就是允许娘家侄与姑爷讲话可以随便一些，席间王渔洋借酒调侃，说，有一物，皮毛黄，不是狗，必是狼。“必是狼”，是“毕侍郎”的谐音，毕际有的叔叔曾官至侍郎。面对王渔洋调侃，毕际有仓促之间找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一时语塞。这时，蒲松龄接过话头，说道：我看不是狼，而是狗，因为他尾巴往上竖。“往上竖”与“王尚书”是谐音，指王渔洋的伯祖父曾追赐兵部尚书事，对的十分工整，不仅对的都是官职名，而且全是出于毕、王两府，因此，当时就引起了王渔洋对蒲松龄才思敏捷的关注。后来，毕际有又将蒲松龄著述《聊斋志异》的事和盘托出，并让蒲松龄回到绰然堂，将最近写成的几篇《聊斋志异》故事带到振衣阁，蒲、王二人相见恨晚，就创作问题做了彻夜长谈。

王渔洋回到新城之后，即给蒲松龄写信要书，为得到回信，又派人再送一封，并顺便送来好茶叶。恰好此时蒲松龄写好的《聊斋志异》被其他人借去，于是蒲松龄写了回信表示对不起，约定阴历七月十五之后一定送到，还向王渔洋表达了结识之后“甚慰平生”的崇拜和别后“瞻望巨增”的心情。

其后，蒲松龄果然按时把《聊斋志异》送去，于是王渔洋在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七年（1688），写了《聊斋志异》最早的一首题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蒲松龄把它载入该书各种抄本、刊本的卷首或卷末，非常珍视，也借以自重。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王渔洋根据苏轼在反对变法，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常与人谈神论鬼，要别人“姑妄言之”的典故，揭示了《聊斋志异》以传奇法而志怪的特点，有超现实的奇异性和虚幻性，又用大诗人李贺《秋来》诗中“秋坟鬼唱鲍家诗”，指明其“厌作人间语”，避开世间人事而托言鬼狐，导出聊斋故事取材的方式和寓意的真谛，这是王渔洋对《聊斋志异》所作的极有眼光的鉴赏和评价。

蒲松龄读到王渔洋的赠诗，写下了以原韵奉和的诗，《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箫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除第一联诉说自己在创作上的殚精竭虑的艰苦和创作上得不到亲友的理解外，就是充满对王渔洋的感激之情，从他那里得到了鼓励与赞许。“十年颇得黄州意”，在这里“黄州”是指王渔洋在题诗中以苏轼在黄州的“姑妄言之”所做的高度评价。王渔洋的关心、鼓励，无疑对蒲松龄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只重举业的社会风气下，连写诗作词都被视为份外之事，何况蒲松龄致力于狐鬼小说的创作，更被看做不务正业，受到轻视和诋毁，连他的好友张笃庆也劝说他放弃这些狐鬼之事。只有少数人，其中就数王渔洋声名最显赫、支持最热烈，不仅读了他的《聊斋志异》，而且在大约36处都写了批注。十分值得回味的一点是，王渔洋的批注，为了尊重蒲松龄的劳动成果，一个字也没有写在原作上，而是另取信件，写明批注篇目，还书时附在书后。现在出版的《聊斋志异》中的“阮亭先生曰”，是蒲松龄在得到批注后自己重新眷写时一块加进去的。

虽然王渔洋答应给《聊斋志异》作序而没有实现诺言，这很可能是王渔洋为馆谨慎，更摄于清初“文字狱”影响的缘故，成为王、蒲交往的唯一憾事，但蒲松龄还是对王渔洋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得知王渔洋去世的事情后，不仅代替馆东毕盛钜写了一篇祭文，而且还一连写了五首挽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他在挽诗的前面写到：“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已捐宾客数日矣。”其中第二、三首诗，追忆两人交往，第一次见面就谈的十分投机，惋惜此后再没见面，以致王渔洋致仕归里后也未登门拜访，并表达了感谢王渔洋的多次函惠和赠以新作，又提到了“久以家传贻小许，犹遗剩馥宴群曹”，意思是说，虽然没有给我写小传，但为自己的题辞和批注，也可以治丐后人，扩大影响了，所以，一听到讣闻，十分悲痛，他写道：讣乍闻时惊欲绝，怀无倾处恨难消。哀翁相别应无几，魂魄还将订久要。表达了他要在自己归天之后，相从于九泉之下，与王渔洋的魂魄在一起厮守的感情。

纵观这一历史，可以看出王渔洋蒲松龄之间的亲密感情，在王渔洋来讲，或者出于对蒲松龄大才的赏识，或者出于对蒲松龄生前始终未得一第的惋惜，或者是因为蒲松龄为其姻亲的西席等原因，但从客观上他对《聊斋志异》的迅速传播都起到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两位先生始料不及的是，在他们二人相继去世半个世纪后，《聊斋志异》就付梓刊行，很快席卷中华，继而风靡全球。在周村大街的《三益堂》书局就曾经印刷了由卸任的长山县令王金范编辑选定的《聊斋志异》十八卷本。现版本收藏于浙江图书馆。

12.振衣阁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明代古建筑就是“振衣阁”，为带走廊的三间二层阁楼建筑，总面积为180平方米，原建于旧的石隐园内，毕际有在其父去世后将此挪于此处，时间是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是年正值户部尚书毕自严因遭诬陷坐狱，免官回家一年后，罪名昭雪，崇祯下昭重新起用，官复原职之时，毕自严为此阁亲自起名叫“振衣阁”，用意显然存有以洁身自好、不媚世俗而自励的成份，更有冤狱罪名得洗、心情舒畅而特别值得纪念之意。

“振衣”一词，始见于《楚词·渔夫》》一篇，本意是指拂拭、抖擞衣服而不使尘垢污身。《渔夫》记载了屈原投江时渔夫的一段话，当渔夫问屈原为何不能沦于世俗的时候，屈原回答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沦沦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其不愿与朝中俗官及投降派、卖国贼同流合污的心情完全在这里表现出来。原匾额是崇祯年间题写的，但在文革中被烧毁，现在的匾额是山东著名书法家朱学达的手笔。门前抱柱的楹联，原是毕自肃的女婿、时任潍县县令的徐日升所书，出于与匾额同样的原因，由王仲武重写，对联是“万卷书当南面富，一帘风扶北窗凉。”以后是贮藏圣旨及毕自严遗物的地方，由于毕自严著书也很多，万卷书也就一块在这里收藏，从门前抱柱的楹联“万卷书当南面富”上也可以看出，该建筑在落成之时，以有将万卷楼藏书移于此处的想法。

这里的墙壁上原先贴有一副对联，是蒲松龄亲笔所书，全文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里用了两个历史典故，一个是楚霸王项羽带领八百子弟兵渡长江之后，敲碎了做饭的锅，沉没了渡江的船，以表示背水一战，绝对不后退的决心，结果很快灭亡了暴虐的秦王朝；一个则取材于春秋战国越王勾践亡国后，卧薪尝胆，积聚力量，并施用美人计，将美女西施送给吴王，使吴王沉湎声色，内部不和，结果被越国三千兵马消灭的故事。这副对联，是否是蒲松龄自己编撰的，现在我们还未去考证，但用来激励他的弟子去掉娇气、惰气，勤奋攻读博取功名，却是用心良苦。

这里是振衣阁的阁楼。振衣阁建成不久，户部尚书毕自严谢世，其子毕际有为了恭敬先祖，昭示后人，就把其父毕自严的遗物、圣旨等集中排放在这里。由于白阳老人生前著有几百卷书籍，还把死于兵乱的八弟毕自肃的生前所写文稿一并整理出来，也放在这里，因此，毕际有干脆将万卷楼的藏书也挪到这里来，以便于保管。当时，这里面书橱林立，橱顶上还有书箱、书柜，分门别类，十分拥挤，只有窄窄的走道可以通过，也只有靠窗的地方留有一张方桌，以便翻阅抄写。后来，随着“官之后”这一支派的人越来越旺，就分家过日子；书香门第的后裔自然知道藏书的价值，便成为各家珍贵的资产。到了1966年，这里成了“文革”破旧的重点，已分到各支各户的书，或用肩挑，或用筐抬，甚至于多的用小车推运，全部集中到当时的大队部，一火焚之，冲天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幸好路大荒先生早年收集了一部分毕府藏书珍品，以后献给了山东省图书馆；淄博市图书馆于1964年前运走两马车。现在能重新恢复把原书较齐全的全部展出，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只好尽其所能，将凡是能征集到的书籍象征性的摆放一部分，以供参观。由于聊斋俚曲几乎全部都在这里写成的，因此我们把这里依据原形，新开设了聊斋俚曲展厅。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利用当时流行的民间曲牌和方言土语，为平民百姓所写的、通俗易懂的作品，一生著有几十部之多，仅在蒲松龄墓碑上所注明就有十四部，字数近百万，占到蒲松龄全部著作的二分之一。从目前考证看，除去《琴瑟乐》“距其艳情”描写而“推之”作于“青壮年”外，其他都能证明是康熙十一年他进入毕府之后的作品，而且基本上是在《聊斋志异》全部完稿，六十岁以后所作。如：其中颇有争议的《琴瑟乐》，曾被人指责为伪作而摈于聊斋俚曲之外，原因是极思左潮的思维模式作怪，理由是既然蒲松龄是反封建的斗士，怎么能够写出这样情趣低级的作品呢？如果持这种论点的人稍微尊重历史，就不会犯这种错误。《琴瑟乐》就是夫妻之乐。《诗经·周南·关睢》篇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例子，写的就是男女相恋以至成婚的场面。蒲松龄以一个青年女子的口吻，详尽描述了她所经历的思恋、缔结姻缘关系、夫家送插戴、婆婆来相看、出嫁、回娘家和夫妻欢好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清代民间婚姻的全过程，是完全无可挑剔的。

由于这时候《聊斋志异》已基本全部完成，于是就有一部分俚曲作品是在《聊斋志异》小说的基础上二度创作完成的，如《慈悲曲》取材于《聊斋志异》的《张城》，《姑妇曲》来源于《珊瑚》，总共有七部之多。这首《闻唱思家》，就是根据小说《张鸿渐》改编而成的俚曲《磨难曲》中的一段唱。

在我国文学史上，或志于大雅，或专于大俗，成功者颇多，而既擅长于大雅，而又长于大俗的人，却为数寥寥。而蒲松龄就是后者中的佼佼者。他为什么在甲子之后又专著于俚曲的写作呢？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写到：“如《志异》八卷，渔叟闻见，书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匋然于一编之中”。

这就是当年蒲松龄先生撰写聊斋俚曲的地方。白天蒲松龄要教书，代馆东应酬，晚饭后，还有许多毕府子弟等跑到绰然堂听蒲送龄讲故事，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蒲松龄从事写作的最佳时间。因此，无论酷暑寒冬，更鼓过后，振衣阁上的灯光都格外明亮。由于俚曲是说唱艺术，于是每段词成，蒲公都会以掌击桌作板，一板一眼的哼唱，有时情不自禁，忘乎所以，竟脚踏楼板，放声高歌，以至楼板砰砰作响，此时，正在院中看家护院的大黄狗，以为有了变故，闻声一路跑来，狂吠不止，这才惊醒了深入角色的蒲松龄为之敛声。没过多久，蒲公歌声再起，于是又引的犬声大作，最后蒲翁完成俚曲时，也把这条大黄狗给累死了。这就是蒲松龄“脚踏楼板跑煞狗”的故事。

有人不仅要问，既然蒲松龄在这里写了这么多的俚曲，为什么原先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呢？一提到蒲松龄的著作，《聊斋志异》几乎人人脱口而出，而聊斋俚曲却鲜为人知，这固然有《聊斋志异》是其早期作品，与王渔洋等一代大家四处推荐等客观因素有关，而更重要的在于作品的表现形式上。前面我们知道，俚曲，村言俚曲，正因为它是用当地方言写成，所以在当地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活灵活现，而对外地人来说，则是像听外国语言。比如《禳妒咒》中的“蚕们可以老了”，“饥困可以饱了”，这里“蚕们”指的是柞蚕或桑蚕的幼虫，“饥困”是饿了的意思，如果让外地人读起来，不明内里，就会迷惑不解。其次，它是一种戏曲形式，又是变化性不强的曲牌联缀的原始形式，蒲公在世时，尚在流行阶段，此后戏曲中占主流的是板腔体，如京剧、吕剧等，也因此受到冷落。再者，他既然是一种戏曲形式，必须立于舞台之上才更有生命力，而枯燥地只读剧本，恐很难令人满意。

但这些都不能遮盖蒲松龄俚曲的光环。由俚曲改编而成的，分别有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山东梆子剧团演出的《墙头记》，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吕剧、梆子、五音的传统保留剧目。

13.万卷楼

这里就是毕府东跨院中的最后一栋主体建筑，也是东跨院中最高的一栋古建筑，名叫万卷楼，是四开间，两进深，四周回廊的明代建筑，总建筑面积八百平方米，抱柱上原有潍县状元王寿鹏的一幅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树木起风云”，原为明朝毕自严藏书所用，后藏书移于振衣阁，这里就另做他用了。

万卷楼一楼是俚曲表演的专用场所。俚曲在毕府为何这样兴盛呢？这与当时的女主人，即毕际有之妻，王渔洋之姑有关，这位老夫人自幼生在官宦世家，女工针红虽也精通，但也承袭家风，读过不少诗书，也可能是“乡音”最美，所以特别爱听俚曲。蒲松龄此前写的几部俚曲在这里试唱之后，立即受到老太太的赞扬，无疑也提高了蒲松龄进行俚曲创作的兴致。以后，每有俚曲写成，蒲松龄总是唱给老太太听，如果老太太满口赞扬，蒲松龄就随之定稿；有时稍嫌不足，也提出一些参考意见，于是蒲松龄就再仔细琢磨一番，基本定稿之后，就请人排练，择日演出。当时的演出，是用坐唱的形式，一人顶一角，或一人顶数角，一人掌鼓板，二人弄笛笙，就是乐队，二人分坐台上桌两边，这就是演员。现在我们看到的摆设，就是按原来堂会的形式布置的。有时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为了让仆人们也能欣赏，就搬到楼前的月台上去。因此，谈到蒲松龄的俚曲创作，离不开这位王老太。蒲松龄七十岁以后不复重游，但还是经常跑上五、六十里路到毕府来。康熙五十三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这位王老太太去世，蒲松龄不顾重病缠身，亲自来吊唁，并受少馆东之托，写了洋洋大篇的墓志，先生第二年正月也“依窗危坐而卒”。

因为研究蒲学文化就离不开毕氏文化。现在我们在二楼展出了毕氏文化的传承，毕四海文学藏馆。

毕四海是毕自严的第十四代裔孙，1948年出生于章丘，曾任《山东文学》的社长兼主编，是山东作家协会的主席，是第九届第十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作家代表只有七、八个）。迄今为止，已完成近四百多万字的作品，高中时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百地瓜秧》，大学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处女作《第一声妈妈》，成名作《东方商人》在1996年荣获金鹰奖等奖项。毕四海文学藏馆不仅展示了毕四海的手稿，还展示了毕氏文化的渊源流长。

通过前面的参观，我们已对蒲松龄与毕家的关系有了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如果蒲松龄不来毕家或毕府不是一个书香门第，那蒲松龄也许就不会成名，所以现在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毕府的根源。

毕姓原是周文王第十五子高的后代，人称毕公高，因高立有功勋，周文王封给他一封地，称毕国，后子孙繁衍昌盛，遂以国为姓。王村毕氏大约金元时候迁来山东，先居住在现在的淄博市博山区石碳坞，原先叫做颜神石塘坞，其始祖姓名叫做毕敬贤，到了明初，其家族已经十分繁荣。明初，山东遭受兵祸比较厉害，又瘟疫发作，有时整座庄院都死得所剩无几，毕家六世祖毕忠臣从现在的西铺村（原先叫崔家林）经过，看到这里山清水秀，地广人稀，就居住了下来。随着发展，到毕自严的爷爷毕忠臣时王村毕氏人丁就非常兴旺了，现在毕氏后代所称的“老七支”就是毕忠臣的七个儿子，分别叫做檠、架、丛、林、树、木、本，毕自严的父亲毕木生有八子，曰自耕、自耘、自慎、自严、自裕、自寅、自强、自肃，为了与“老七支”有区别，就把这兄弟八人称为“少八门”，毕自严有三个儿子，际壮，际有，际孚。际有又有八个孙子，就是蒲松龄所教的八个学生，人称“小少八门”。其中又因为毕自严做过户部尚书，修建了毕府，所以又把狮子大门里的毕自严的后代称为“官之后”。这时候，由于毕家人多，经商议就派了几个人去石碳坞，想把他们祖先的骨灰请到西铺村来。不料事不机密，被那里的毕氏后裔发觉，一路追来，因此，他们只好在村外先埋起来，惟恐以后不好找，就从橡子树上折下一根木棍插到埋骨灰的地方。等事情过后，再到埋骨灰的地方寻找，不料那根木棍竟然发了新芽，毕家人以为这里的风水好，就做了墓田，称之为橡子墓。以后，由于毕际有的哥哥早卒，他得以继承毕府，而他的三个儿子中老大老三早卒，只有毕盛钜有后，所以自然也就继承了家业，成为蒲松龄的少东家。更由于他们是“官之后”，所以他们的后人常把这样一副对联张贴在狮子大门上，上联是“十七世诗礼门第”，下联是“五百年孝友家风”，横批是“簪缨世胄”，抱柱上贴的是“龙门子弟皆卿相”，“江左风流尽世家”，是说他们因老祖的关系都是公卿大夫之列，在长江北岸的广大土地上毕家功名显赫代代相传，门芯分别是“司农第、少保家”这都是因毕自严而来的，户部尚书古称大司农，少保是太子少保的简称，这是皇帝因毕自严有功而在他生前赐给的荣誉称号。

原先进毕府的二门上有“德孝家风”四个大字，以警戒后世，更有具体的毕氏家训为处世之本，这就是“守前谟，不居间，不放债，不攻煤井；愿后世，学吃亏，学认错，学好读书。”是说要遵守前辈们定下的规矩，不居间，不放债，不攻煤井，是不与民争利。希望他的后人学吃亏，学认错，学好读书，读书必然识礼文明，读书必然与人与己都有利。虽然毕府除户部尚书毕自严、礼部尚书毕道远之外再没有功名显赫的人物，但毕氏后裔中书法家、国画家、有名的医生很多，八十年代享誉全国的、自强不息的代表人物张海迪的血管里就流淌着毕氏的血液。

蒲松龄在毕府的生活是很舒心的。毕府内外任其出入，教学的资金按时付给，并且还有其他馈赠，所以自进毕府之后，他的场屋三间得到了翻修，田产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毕府上下都对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给予大力支持。在这里仅展示部分内容，但足以说明一个文坛巨人的诞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馆东毕际有很有些文学头脑，既不歧视小说家言，也不以蒲松龄是他的塾师并大写鬼狐而认为荒诞不经，有伤风化，反而大为赞扬。《聊斋志异》中的《鸲鹆》和《五大夫》，就是毕际有写好之后，由蒲松龄稍加润笔而收入《聊斋志异》中去的。蒲松龄为了表示馆东的尊重和感谢，特别在篇末著明“毕载积先生记”和“毕载积先生志”另外，专门记载毕府主任毕自严为官趣事的《杨千总》和毕自严的妹夫殷文屏的《颠道人》，也是毕际有提供了故事素材而成篇的。

少馆东毕盛钜，字韦仲，《滋西毕氏世谱》中写他“拔贡生，选黄县教谕，辞职养亲不任。公天性聪慧，读书善解，通晓诸家，精于翰墨，其博物君子业，且一物不遗，克广先业，居家勤俭，与人和蔼而乐施予”。比蒲松龄略小几岁，二人相处较之老馆东还要无拘束的多，何况又“与人和蔼”，经常与蒲松龄在绰然堂畅谈通宵，抵足而眠。毕际有去世后，毕盛钜仍聘蒲松龄坐馆以至于蒲松龄在写给毕盛钜的诗中写到：“廿载金兰道义熏”，金兰是兄弟的意思，“青灯好友我同君”最后两句点明：“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聊斋故事《狐梦》中的毕怡庵，据蒲学泰斗世硕先生推断，就是少馆东毕盛钜，不过名称和称呼作了改变。另外，还有一位毕家人，续补了《聊斋志异》中篇幅较长的《马介甫》故事，他就是具有神童之誉的解元毕世持。毕世持，字公权，是毕自严的八弟毕自肃的曾孙，据王渔洋记载：“君长身玉立，望之神仙中人，读书不事章名，意有所会，回绝町溪。康熙戊午，以山东第一人领山东解元。”然此后几次参加会试都未得进士。《马介甫》写的是一个惧内的故事：大名府的生员杨万石有惧内的毛病，他的妻子尹氏又出奇的厉害，一直把杨的父亲当作奴仆看待，穿破衣，吃不饱，甚至用手指点画杨万石父亲的脸大声斥责，杨也不敢上前。此事让同是生员的马介甫知道了，几番设计都无法使杨万石挺起身板来做人。他父亲受不了这种虐待，跑到外面当了道士，杨万石也不敢出去找回家来。在故事的末尾，蒲松龄写到：“此事余不知其究竟，乃毕公全撰成之”。

毕府的众多主人对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给予了支持，毕府上下包括仆人在内都给蒲松龄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例如毕府有一个女仆人，向蒲松龄讲了她大伯哥的一桩奇事，蒲松龄记了下来，这就是《祝翁》的故事。可能还有许多人会提供素材，只不过蒲松龄没把名字记入书中，如《义犬》是写周村商人的故事，而《三朝元老》则讽刺了周村城里明末做过三边总督、降清官至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事情，就是石隐园，也成为聊斋志异故事的题材，如《绛妃》等篇章的环境描写，均出自石隐园内。

正是在毕府老、少馆东及其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关爱下，最终使蒲松龄获得成功，否则，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因此，我们还是借用前言中的一句话，这就是：蒲公因毕府而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毕府因蒲公将再度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