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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祯故居占地一公顷,原有三进大跨院,北有两侧院。正房五间,足有两层楼高,派头十足。文革后期一家工厂盖宿舍楼,大部分房屋被拆掉,只有外墙、门楼、影壁和二门还保存至2002年10月。
此门楼比一般民居高出近三分之一,约六七米高,进深也长。门梢嵌如意砖雕,以及“喜鹊报春”和“狮子滚绣球”。门楣为福字林饰,门楼垂木上也有精美图案。门前两侧,各有一高近80厘米的枕石上雕刻着的兰、竹、佛手、石榴、葡萄等,图案细腻传神。门楼内两侧各有一门房,是卫兵值守、安身之所在。
丁宝祯调任四川总督后,将此宅卖给了济南本道署东司沈廷杞,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沈家大院。而沈的儿子娶了“祥”字号当家人孟洛川的女儿。
2002年10月,丁宝祯故居仅存的门楼和影壁最终也没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从此这条老街便没有了一点历史的印痕。
120年前的农历九月二十五日,一列打着白幡的素衣队伍从济南府旧军门巷出发,缓缓地走向城东北方的小华山,闻讯而来的士绅百姓不断地加入送葬的行列。
被百姓争相“郊野吊祭”的正是晚清“中兴名臣”、被曾国藩誉为“豪杰士”的丁宝桢。
丁宝桢,1820年生于贵州平远。23岁中举,33岁时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1863年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次年迁任布政使,1867年升为山东巡抚。1876年调升四川总督,1886年四月二十一日死于成都任上。
丁宝桢可谓是清代山东最有作为的地方官。他做了近10年的山东巡抚,此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完全依靠自己技术力量建成的近代兵工厂—山东机器局,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办书局——山东书局,创办了集学习儒学、天文、地舆、算数于一体的尚志书院,还修筑了著名的障东堤,使鲁西南一带免除了黄河水漫灌之苦……
120年过去了,“丁宝桢智杀安德海”的故事还在济南的街头巷尾流传,由丁宝桢家厨独创的“宫爆鸡丁”成为泉城的鲁菜馆、川菜馆都能吃到的佳肴。
一位贵州人,离任山东十年之久,为何他的灵柩要长途跋涉从成都运抵济南呢?
这是一个正史记载中难以翔实解答的问题。直到日前,当记者与丁宝桢五世嫡孙丁健面对面坐在一起喝茶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答案。
“高祖(丁宝桢)之所以葬在山东,一是因为他是文人出身,从小就景仰孔孟之乡,在山东为官十余年后,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二是因为他已经无家可归。在他中进士后,因母亲病故回家居丧,此时贵州平远一代正闹“匪患”,他毅然变卖了所有家产,招募乡勇保卫家乡,自此开始戎马生涯,后因战功卓著,被调任山东。”丁健将百年前的家事娓娓道来。
他告诉记者,按清朝的规矩,易地做官者是不能把家安在任职之地的,而丁宝桢是携家眷及兄弟族人一起来山东后,妻子谌氏和二哥等人都先他而去世,又不能将亲人归葬原籍,于是向朝廷请旨,在济南购置了十亩土地,位于祝甸附近的丁家林子和旧军门巷的丁家大院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朝廷特批。
丁宝桢去世后,朝廷下旨,灵柩归葬济南,可一路直行,遇水搭桥,逢屋拆屋。丁氏后人唯恐扰民,于是舍近取远,选择走水路回济南,因此路上走了近一年半。
“我们丁家后人在填籍贯时写的不是贵州平远,而是济南市旧军门巷11号。”操着一口地道济南话的丁健先生笑着说。他所说的旧军门巷11号即是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修建的丁家大院,原位于泉城路南侧,5年前还保留着高大的原始门楼、照壁和部分房屋,如今,那里已被一座现代写字楼所取代。
丁健告诉记者,其高祖丁宝桢膝下有五子五女,五子均有官衔,其曾祖丁体常是长子,先后任署大同知府、特授潞安知府、甘肃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广西护理巡抚等职;丁体常膝下有两个儿子,长子丁道周是丁健的祖父,在国民政府时期曾任财政部造币局副局长。日伪时期,丁道周因不愿出头为日本人做事,避居天津租界,致使家境拮据。1942年去世后,丁家大院在那个时候被迫卖给了巨商孟洛川的后人,作为女儿的嫁妆,继而成为孟洛川的女婿沈家的房产。丁家在卖房后继续租用其中的花园院居住,直到1948年才搬离。丁道周妻曲阜孔氏,膝下有五子五女,小时候都生活在丁家大院。丁道周的长子丁泽霆是丁健的父亲,建国后他一直在济南工作,去年因病去世,享年87岁。丁健今年五十出头,有个女儿正在济南大学读书,如此算起来,丁宝桢的后人在济南已经生活了六代。